从君王巡行到皇帝巡行，天下物资流通与金属货币的出现带来了哪些好处？

天下物资流通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变法家们将各自领土国家的富国强兵作为第一要务推行变法，因此他们的视角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各自的特别地域。不过，他们往来于天下，寻找各自侍奉的君主，而促进了变法家们往来于天下的就是交通网络的不断发达。

除了人之外，物资也通过发达的交通网流通起来。促进每个领土国家经济发展的也正是物资在天下范围内的不断流通。而促进这一物资流通的便是金属货币。

原本物资的流通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广域范围中展开的。作为物物交换的结果，海里的东西也被传到了内陆地区。从远离商王朝直接统治领域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出土了殷式的青铜器，就是这一系列交换的结果。时代不断变迁，汉代的铜镜从日本出土也是相似的情况。这种物物交换的过程没有货币作为媒介。

然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进行后，交易物资的数量直线上升。

金属货币的出现，意味着以天下为舞台的物资流通网络正式形成。这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事了。最早出现的货币很大，反映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通过早期金属货币的重量，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金属货币是将以前交易的青铜器分割而成的青铜块（即称量货币）。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金属货币形状越来越小，货币量也随之增加。

然而对于这一新的现象，各个领土国家却是高筑围墙，企图加以阻碍。每个领土国家开始发行自己特有的货币，并使之在统治领域内流通起来。许多货币上都会记录制造地，而有些地方铸造了很多国家的货币。从这点我们也能看出当时领土争夺的情况。

中原地区的韩、魏、赵流通的布币是从农具的形状而来。山东的齐国与河北的燕国流行的刀币是从刀子的形状而来。楚国流行的是小型青铜块蚁鼻钱（形状像蚂蚁的脸）。秦国流通的是圆形方孔钱。

这些钱币都有个共同特点，即都带孔，方便打包称量，或是做成比较容易识别的形状。而将多个钱币打包称量的方法在破除国家间壁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的形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各国货币。因为不管你手持哪个国家的货币，交易时的标准都是重量，而不是形状。

53 战国时代的金属货币 参考图50的重量单位图

就像这样，实质上的货币统一进程虽然悄无声息，但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客观的现实是和战国时代各国铸造不同形状货币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货币的大小并非毫无意义，每个国家独自决定货币大小，而货币也反映了每个国家独自的重量单位。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介绍度量衡的时候有所提及。重量单位虽然各国不一，但单位上调时所用的数值却用了便于换算各国不同单位的东西。货币也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孤立地产生，而是随着天下物资流通的发展而产生的。其结果就是各国不一的重量单位被整理称为便于换算的东西。

各国的重量单位上调方法不同，这是基于各国想要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意图。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将这种统一实现到各个方面，对各种制度进行了统一和完善。但是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就只有货币没有统一。因为他认为货币的统一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并未间断，因此也没有特意进行统一的必要。不过到了秦二世的时候，他对货币的“形状”非常在意，所以将全天下的货币统一成了圆形方孔钱。这个政策引发了经济上的问题，并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秦二世对货币形状的统一成了大秦帝国分崩瓦解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朝与周朝也有被看做是与货币具有同等属性的宝贝。这些宝贝都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从千里之外传入商、周的贵重物品。由于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传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货币的前身。不过从上述货币产生状况而言，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环境让这些宝贝作为促进广域的物资流通的货币发挥其作用。日本广泛使用货币也是在作为天下货币的宋钱开始流通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宝贝的主要功能还是装饰作用。

从商王田猎到秦始皇巡行

我们之前讲到了大禹的传说。汉代人谈及治水传说必用的一段故事其实大概内容也只不过大禹巡游天下而已。这段故事中唯一有治水色彩的就只有开篇讲到的大禹治水罢了。寥寥数字，非常简单。这小段内容其实讲的充其量也是跟诺亚方舟类似的故事。

这个巡游天下的大禹形象与《日书》中记载的行神（旅行之神）大禹形象是相通的。记载了这种大禹形象的《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末期。

一如前文所述，战国时代出现了广域的经济圈，金属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在这种广域的经济圈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守护往来频繁的人们的神灵。这就是作为行神的大禹。大禹成了当时频繁往来于刚刚形成的交易之路的人们的守护神，于是大禹很自然地也会出现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各地出现的大禹故事加以整理，便有了大禹巡游天下的说法。

另一方面，随着铁器的普及，修造大兴土木工程的治水之神的故事也逐渐成形。前文已经介绍了《左传》昭公元年的治水神话。神话讲述了台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疏通了汾水与洮水，平息了大洪水，然后定居于大原（高平）之地。同样的治水神话也出现各地。这个治水神话并不是制造诺亚方舟的那种治水方法，而是修建治水工程成功退水意义上的治水。这个治水之神到了汉代就和行神大禹融为一体了。除此之外，大禹的神话还融入了其他地方的治水神话。

除了行神巡游之外，各国的君王也在自己的统治领域内进行巡游。各地都有圣山。例如山东的泰山就是其中之一。泰山是齐王作为正统君王举行仪式的神圣场所。

远在城市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都会在领域内进行巡游，举行仪式。商王也不例外。前文提及过的商王田猎其实就是为了举行这种仪式而进行的巡行。巡行的路程要求是能在一日之内往返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城市国家的领域范围之内。这时候经常举行的仪式是作为“大国”的商对臣服的“小国”施加灵性的威压。“小国”为了履行纳贡的义务，或为了到商王朝进行朝拜，便在商的郊外建造一个村作为派出机构。商王就是对这些村子施加灵性的威压的。

到了战国时代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君主巡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大。由于领土国家的形成，即使在特别地域巡行，需要巡游的地方光有城市是不够的。各领土国家的领土虽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但往往同时也是作为该文化地域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本来君主应当巡行的领域往往是大于各领土国家版图的。

在这种讨论中，齐国就创造了称扬齐国田氏与鲁国孔子的“形式”。孔子作为圣人的这份差事也备受期待，于是制造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而孔子周游的范围就是齐国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的殷商故地。

正如前文多次提到过的，当某个国家展开正统性的讨论时，必然就会有人制造话题来贬低这个国家。《史记·孔子世家》中整理记载了不少与战国时代孔子相关的话题，也是毁誉参半。在贬低孔子的记录中有孔子在列国流浪的传说，认为由于孔子所经地方仅限于殷商故地，比起巡游天下的大禹，孔子还是望尘莫及。这就是《孔子世家》在讲到孔子巡游殷商故地时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的原因所在。

战国时代各国君王都把这些故事当做是历史的“事实”来加以利用，在统治范围内进行巡行，并企图扩张自己的版图。

《尚书·禹贡》中记录了大禹一方面非常重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一方面又巡游天下的故事。记录了大禹“奠高山大川”。所谓“奠高山大川”就是指镇抚了山川之神。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以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为前提。只不过具体记录了九州之田与赋税内容的部分，在除去以魏国领土为前提而记录的冀州之后，剩下的部分并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有关压制仪式的表述。并且介绍五服制度的部分还格外注意将特别地域与其他地域分开论述。因此《禹贡》中记载的治水其实是将天下分为若干个领域并分别进行说明。而这若干领域与《左传》中介绍台骀治水时提到的领域基本大同小异。

于是大禹的故事便成了在这些不同领域进行治水，使用天下的交通网络向旁边的领域移动的故事。

秦始皇的巡行就是从《禹贡》的内容中去除了治水的部分。秦始皇在战国列国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时使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中选择一个地方前往，在那里举行了类似的仪式。秦始皇最初前往的地方是其祖先长眠的墓区。

在秦始皇巡行的各地灵所中，最为后人熟知的便是泰山。这是因为秦始皇巡游各地时最介意的地方就是齐国的泰山。在秦始皇统一大业的最后阶段，齐国是最后一个敌对的正统势力。当时齐国与秦国二分天下，齐王作为“帝”，其势力与权威也是享誉天下。因此，平定齐国的圣地，也就象征着天下的统一。

交易路不仅是经济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信息的大动脉。战国时代，古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交易路上的人员往来也空前活跃。正是通过这个大动脉，各国的论客游历天下，得以被各国君王奉为座上宾并一展才华。他们将各地信息进行整理总结，在各国展开辩论，各国的信息才得以在短时间之内传遍天下。

汉代的司马迁也曾经使用这一交通网络游历各国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