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四方”，何为“中域”？西周时代的世界观
西周金文中赞扬文王与武王的内容
西周金文中有记录文王与武王共同建立周王朝的内容。文王的功绩有“膺受大令（命）”（受天命）、“受天有大令（命）”（受天之大命）、“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而武王的功绩有“克大邑商”（战胜了大城市商），其结果便是“匍有四方（平定了四方）”。
到了西周后期，文王和武王的功绩被合二为一，铭文内容主要表现为“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出自青铜器“师克盨”）。这是将文王的“膺受大令”和武王的“匍有四方”合二为一的结果。其“匍有四方”的部分在其他青铜器铭文中表现为“亦则殷民”（出自青铜器“师询簋”。意为使殷商遗民归顺自己），或者表现为“率褱不廷方”（出自青铜器“毛公鼎”。意为使不来朝贡的“方”国〔诸侯〕都归顺自己）。由此可知所谓的“匍有四方”所表现的是周打败殷商的“克殷”之意。
这是因为在西周初期，“四方”指的并非周的“四方”，而是殷商的“四方”。并且这个“四方”并非指的是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而是代表四个“方”国（诸侯国）。殷商称诸侯国为“方”，这种称呼可见于甲骨文。
54 史墙盘（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周原文物管理所藏）
我们可以从《逸周书·世俘解》中所见的内容和说法看出上述青铜器铭文中的说法后来是如何演变的。这个篇章详细叙述了周武王克殷的全过程。其中有一段为“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段描写了继承文王功绩的武王的实际战果。
从数字来看，我们也知道这是非常夸张的说法。不过这段内容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国”就是存在于由“四方”（四个方国）组成的一定领域中的城市和农村。
青铜器史墙盘记录了周文王的功绩。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这段内容估计是对“膺受大令”部分的详细说明。这里的“万邦”也是极为夸张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万邦”是相当于上述“国”的城市和农村。只是史墙盘内记录的“万邦”是比上述殷商“四方”更为广阔的统治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会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假设服从于殷商的“四方”这些方国所在地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域。
55 逨盘及其铭文（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陕西省眉县青铜器中的“四方”、“四域”和“狄”
最近陕西省眉县出土的青铜器逨盘也能看到类似的内容。该青铜器是周宣王时期的东西。
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是一种咒力。与后世所说的德有所不同，通过征伐传播到各地），夹召文王、武王，达殷，（周文王）膺受天鲁命，（周武王）匍有四方，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并辅佐之）。（参看《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编号NA0757）
这里所讲的“四方”也与周初相同，指的是殷商的“四方”。
逨盘铭文的下文是“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成受（文王以来的）大命，方狄（外族）不享，用奠四域万邦。”
这部分讲了周武王死后爆发的一场叛乱。
具体可见于《史记·管蔡世家》和《宋世家》的记载。周族的管叔与蔡叔接受分封，以统治殷商余民。但是周武王驾崩后，他们伙同殷商余民掀起了叛乱，与周公为敌。但后来这场叛乱被镇压，之后重新让卫国来监督殷墟，殷商一族被分封到了宋国，蔡叔也得到了原谅，免去一死。到了西周末年，位于陕西的郑国迁入到了管的附近。
《左传》中韩氏的祖先传承的内容（昭公元年）。该章节中记录了周成王灭唐（山西中部，晋的大本营所在地）一事。这个事件也被记录在《史记·晋世家》中，变成了平定叛乱的故事。
周武王进军河南方面，于牧野击破殷军，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当时周武王和山东的齐一起夹击殷商。这段也是众所皆知的。
一直跟随殷商的山西方国在殷商灭亡之后也没有归顺周的意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可能与殷商余民的叛乱遥相呼应，因此周天子决定对其进行讨伐。于是我们可以说逨盘铭文中的“狄”应该指的是山西的唐。
从周王都所在地陕西出黄河的弯曲部后，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路向北就是山西，继续东进则到河南。因此周王北上歼灭了山西的方国，东进镇压了殷商余民的反扑。
当周天子镇压了山西的“狄”和殷商余民的反乱后，铭文中用了“用奠四域万邦”来表示。史墙盘中称赞周文王的功绩时用了“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来记录。因此“四域”讲的是包括“狄”和殷商余民在内的全部周王统治所及之地。作为这个“四域”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殷商的“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只看“狄”的字面意思，是很难判断其具体所指的哪一个外族。因为在编纂了大量史书的战国时代，不同史书中的“狄”所称的外族都是不同的。例如，在后世性较强的史料中出现“狄”，则一般指的是北方的外族。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但是在《春秋》的文字中，“狄”却分布在山东至河北一带。西周时代的逨盘与齐国所作的《春秋》中“狄”所指的对象皆不相同。
在周代，即使加上成王时期的山西，“四域”所指的也只是个有限的地域。在这个“四域”之中有“万邦”。并且殷商的“四方”作为“四域”的一部分而存在。
这个“四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天下”。如果可以把统治所及之处定义为“天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把殷商的“四方”与“天下”互换。但是这个“天下”的范围和战国以后的“天下”就存在着天壤之别了。“四方”与其说是“天下”，还不如说是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领土，即特别地域更为准确。而尽管只是短暂的支配，山东的齐和陕西的周也曾归顺于殷商，如果要把这称为“天下”，则“四方”也只是这个有限的“天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同样的，“四域”就是周的特别的地域。虽然我们也可将“四域”称为“天下”，但“四域”的“天下”也是远不及战国时代的“天下”的。
56 殷商故都 图中的·为殷商故都。所在位置参考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准确与否尚需考古学者的验证。这些城市是周初，周天子委任管叔与蔡叔管理的。但是武王死后，管叔与蔡叔伙同殷商余民掀起反乱，被镇压之后，这片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卫、宋、蔡（×）。西周末郑国进入管地进行管理。·作为殷商故地与问题的“四方”有何关系，并与《左传》中的宋、陈、郑、卫这“四国”有何瓜葛，严格来说还有待考古学的考察研究
另一方面，日本的“天下”仅仅指的是日本的土地。商周的“天下”虽说很小，却也是和日本“天下”不分伯仲的。这点是需要强调的。
有个青铜器名为“
公盨”。由于
公盨出土状况不明，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是西周时期之物，还是战国时代之物。这个青铜器上铸刻着“天下”二字（可以分读为“……天，下……”）。如果这是战国时代的器物，则可以参考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进行说明。
并且，在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存在着多个中央政权结成的文书行政网。与此相对，西周时代所讲的有限范围内的“天下”是以“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当时尚未开始文书行政制度。
秦公簋、秦公镈中的“下域”、“四方”和“蛮夏”
在研究西周时代的“四域”时，制作于战国时代的秦公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迪。该青铜器的铭文如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国（皇祖的神秘之力），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龏夤天命，保
厥秦，虩事蛮夏（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曰：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叡尃明型，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协稣万民，虔夙夕，烈烈
，万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
文武镇静不廷（亲文公、秦武公的实际战果。秦目前安于这样的现状），柔变百邦，于秦执事，作淑龢〔钟〕厥名曰
邦，其音铣铣雝雝孔煌，以邵格孝享以受纯鲁多釐，眉寿無疆，畯疐在位，高引有庆，匍有四方，永宝宜（秦公祈愿能够在现有秦国的领土之上，再能够将对殷商的四方即蛮夏的统治变为现实）。（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8面，编号270）
此外秦公镈（秦公镈有以前出土的秦公镈和新出土秦公镈两种。这里指的仍是老的秦公镈。新的秦公镈我们称之为“新出土秦公镈”中也有类似的铭文。其开篇部分有“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又（有）下国（我们得到保证能有下国）。”关于十二公，（）内讲了“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这是因为讲述了皇祖们的功绩，明确表述了对“下国”的统治。
也就是说由于皇祖的神秘之力，得到了保证能够统治“下国”。在这个“下国”之下，有目前已经处于统治范围的秦地，以及将来会纳入统治范围的“蛮夏”，即“四方”。
据说秦与赵拥有共同的祖先。赵国所统治的地盘在山西北部，《左传》中记录了山西南部与夏王朝的遗址有关系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秦律，秦国女子所生之子为“夏子”。上述秦公簋中也提到秦王在大禹居住过的地方建了家宅。这种理论大概就是将夏王朝的遗址设定到秦国领土的东面，然后通过祖先传承将其对该地区的统治正当化。所谓蛮夏，指的就是那群自封为夏王朝后裔的中原一带的国家，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子民。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铭文中没有提到“天下”，而是“下国（域）”。这应该是由于“天下”这一词汇还尚未成熟，或者还没有出现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秦公镈中铭文中所使用的字并不是“或”或者“域”，而是“國”（国）。这个“國”（国）字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西周时代以来的城市都被称作“邦”，围绕着“邦”而出现的一定的领域在西周以后被称为“域（或）”。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人们对包围这一领域的分界线更为关注，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國（包围着或）”（国）这个字。
新出土秦公镈中的“蛮方”“域”“百蛮”“四方”
除了与秦公镈，还有另一个新出土的秦公镈。其铭文内容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以上为先祖的功绩。神秘之力）。烈烈昭文公、静公、憲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蠻）方（以上为三位君主的功绩。神秘之力的使用与实际战果）。公（秦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
，允义翼受明德（秦公目前为止的功绩。实际成果）。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俱即其服（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作厥酥钟，灵音铣铣雝雝，以宴皇公，以受大福，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其畯
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祈愿能成功。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其康宝。（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7面，编号269）
文章结构与秦公簋、秦公镈（旧）非常相似。
使百蛮归顺自己大概类似于匍有四方。百蛮指的是人，而四方指的是土地。蛮方大概指的是马上前来归顺的方国，这并未归顺的百蛮都是属于四方的。
关于这个青铜器的时代有两派见解。一种见解认为由于铭文中出现了邵文公、静公、宪公，此三公分别对应于《史记·秦本纪》中的文公、竫公（《秦始皇本纪》为静公）、宁公（《秦始皇本纪》为宪公），因此该青铜器成于宁公之子武公的时候。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青铜器铭文与秦公簋、秦公镈铭文极其相似，因此应该是这些铭文中的“十二公”之后的文物。历来人们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春秋末期，但是笔者再次研究了相关青铜器之后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战国中期以后了。
不过，实际上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青铜器是春秋前期武公时期的还是之后的文物。新出土的秦公镈铭文虽然言及“宅”，却只字未提“禹”。大禹相传是夏王朝的始祖。秦公簋、秦公镈（旧）中提到了“蛮夏”，这个“蛮夏”的“夏”大概就是夏王朝的夏。战国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各诸侯国都高举着复兴夏王朝的大旗。新出土的秦公镈中未见战国时代的词语“夏”，这就说明了该青铜器的铭文使用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体裁。
不过在铭文中也的确见到了“义”字，这个字一般认为是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字。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即使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其含义也各有不同。例如“德”字，在西周时代（德是一种咒力、灵力）和战国时代（与现代意义的“德”意思相近）的意思就大相径庭。这段文字中的“德”做哪种理解都是可以的。相同的，“义”的意思根据时代不同有所出入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此仅仅靠一个“义”字，是不能断定该青铜器的时期的。
何尊中的“中域”
周有两大都市，首都镐京（宗周）和陪都雒邑（成周）。前者在周的大本营陕西一带，后者震慑着殷商故地。大本营有周王坐镇，雒邑有周公把持，形成了一个支撑周王朝的体系。
青铜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周的势力范围从宗周一带延伸到了成周一带。
这个以陕西一带为主、雒邑一带为辅的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武王死后，由雒邑的周公辅佐年幼即位的成王的体系。
周成王的即位是应支撑周王朝的姬姓一族的要求。同样的，周公旦承担辅佐重任也是应族人的要求，但是没有人要求周公直接继承王位。青铜器何尊是西周初期的文物。这个青铜器记录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武王驾崩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将其置于雒邑之地进行培养。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雒邑）。（以下二字不清晰）,（在宗周）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殷），则（于首都镐京一带）廷告于天曰：余其（迄今已）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乌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令敬享哉！（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75面，编号6014）
这里讲述了成王迁宅于雒邑，以及回顾了武王时期的事情。在回顾武王时期时用了“中域”一词。
在西周青铜器世世代代都会不知疲倦地将文王受命和武王掌握殷商故地“四方”的内容写入铭文。
文王的“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不断被强调，其意思是指文王手握陕西之地。因此周王朝每代都会确认同一个事实—周是以陕西为大本营（中域），在此前提之下将其统治延伸至河南一带。
《左传·昭公九年》中的“中国”（中域）。这个“中国”就是受上述何尊铭文中的“中域”影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