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国家进程中大国权贵与小国权贵的差别

孔子与鲁国权贵

春秋时代是城市国家的时代，随着铁器的逐渐普及，农地得到了整理，并且出现了井喷式的增加，形成了许多新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各异的人们聚集到城市，产生了新的人际关系。

孔子正是出生于这样的时代。

如前文所述，孔子传道的地方最早是鲁这个城市，然后随着追随者不断增多，孔子的教导也向邻近的地方传播开去。然而在这传播的过程中，孔子的观点渐渐走样，孔子的弟子们所展开的主张也不再是基于城市国家制度的讨论。他们讨论的出发点是领土国家的官吏统治制度。

孔子门下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才子，这些才子们又培养出了许多自己的弟子，原始儒教就这样传播开去。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是为了迎合新的时代需求而生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在孔子出生的时代还没有开始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直接统治的文书行政制度。随着文书行政制度的施行，为了有效地处理诸事，还需要建筑法律体系，而这时候还没有“律”（律令）这样的法律体系。

许多学者研究证实现在的《论语》分为两个部分，即比较古老的部分和新加上的部分。从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窥见孔子所处的时代的肖像。而从新的部分，则能读出孔子的弟子们所附加的观点。

城市国家时代的孔子被设定为生长于领土国家的圣人。这是鲁国权贵们的观点。

战国时代的一些领土国家都对孔子进行评价，并加以利用，其代表者就是齐国。齐国的田氏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齐国有权势的大夫之一，但是田氏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齐国的国君，到了战国时代开始称王。齐国为了给自己称王的举动加上权威，于是便利用了孔子的名声。

齐是盘踞山东的大国。齐国曾与西周携手两翼夹击商，帮助西周灭商。在春秋时代，早已有一些大国强国开始吞并周围的小国，将其下设为县，并逐步推行完善官僚制度。齐国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国，因此齐国有权势的大夫所坐拥的县便越来越多。这些有权有势的大夫大权在握，甚至比一些衰敝小国的国君还更有权力。

田氏便是这种手握大权的大夫，因此春秋时代的田氏后来就被作为一国之主论及。

与此相对，鲁国原本是为了牵制齐国而存在的大国，但是在吞并周围小国并下设为县的意义上，鲁国没有像齐国那样成为大国。因此鲁国的权贵们手中所掌握的县也几乎等于零，与田氏相比较，其手中的权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如此，在国家之内有君主和大夫之间的关系。鲁国与有权势的大夫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城市内部的君主与权贵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对鲁国状况比较了解，则可以加以有效利用，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线头理清城市内部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探讨历史意义的时候，齐国田氏的意义和鲁国权贵的意义则自然泾渭分明。

然而，一般人们看待鲁国有权势的大夫与齐国的田氏时，其视线高度都是相同的。如果要说这种相同点在何处，那就是在这种视角下，齐国田氏与鲁国权贵大夫都一样是属于官僚阶级。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很难看透春秋时代的田氏所掌握权势的大小，以及在后来成为了领土国家君主的成长过程中的权力者的实际状态，更无法将春秋时代鲁国权贵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关系看做传统的城市国家内部的抗争关系来理解。

就日本而言，成长为律令国家权力者的藤原氏或苏我氏等，这类地方的“国”的权贵们不应混为一谈，应分而论之。

提供了问题视线的是上述企图利用孔子为自己正名的人们。是一种将出生于城市国家的孔子设定为出生于领土国家的圣人的理论所提供的视角。

战国时代齐国朝廷将孔子与齐国田氏相提并论，加以利用。而在鲁国的论述中，孔子曾经侍奉过的季氏是最有权势的人，他是连鲁国君主都得让步三分的人物。古人用“弑”来表示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在齐国的《公羊传》中，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大夫“弑君”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公羊传》沿用这种理论对鲁君企图“弑”季氏进行了说明。不过原本属于臣下的季氏便拥有与君主相当的地位，而堂堂的鲁国国君却降级成了普通的大夫阶层了。这种解释暗示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而将这种暗示托于孔子名下，其目的在于使人联想起此事（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早有预兆）。

这个“弑”的例子可以与我们在前文提及的“获麟”的话题相提并论。孔子被设定为鲁国的圣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协助证明齐国圣人田成子的正统性。这是证明田氏正统性的环节之一。

因此这就需要大家理解一个问题，即类似这种说明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鲁国三桓

虽然都是利用孔子来展开对前代历史的说明，但是强调和齐国不同正统性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展开与跟齐国一样的理论。这些国家需要根据自己论点的需求来对孔子的相关故事进行加工才行。

虽然同为战国时代有权有势的大夫，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准备了一套与齐国田氏截然不同的论述。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和齐国田氏一样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县，并且后来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魏氏、赵氏、韩氏后来不仅取代了晋国君主之位成为诸侯，最终还成功称王。这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晋”。战国时代，魏氏、赵氏、韩氏的王国三分中原地区的东部。包括中原地区西部的秦国，其他的地域正统也基本上成功实现了将一个文化地域变成领土国家。因此如果说到三分，则不能模仿其他证明自己地域正统性的“形式”。对于魏氏、赵氏、韩氏而言，强调“三分”是证明自身统治正当性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于是对田氏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孔子的定位被完全否定。这三家的论点中，孔子对齐国田氏等根本不屑一顾，与孔子相关的鲁国权贵大夫们实际上也有个“三”的问题。成书于韩国的《左传》便对“三”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创造出了证明韩氏正统性的“形式”。

鲁桓公（前712—前694）的后人分为三家，史称“三桓”。这三家分别为季氏（季孙氏）、孟氏（仲孙氏）、叔孙氏。这三家联合起来放逐了鲁哀公。而孔子曾经就侍奉于这三家中的季氏。

虽然这三桓因“三”而成为话题，但实际上鲁国还有其他强势的权贵们，而那些权贵们也是鲁侯的子孙。例如孝公（前795—前768）的子孙中有臧氏（臧孙氏）。然后还有来自宋国的孔氏一族。尽管如此，《左传》只将注意力放到了三桓的问题上。

之所以要将三桓作为问题来讨论，其本意记录在《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这部分也是统括《左传》最后的部分。在这部分中提到了三晋（魏氏、赵氏、韩氏），对三家分晋的局面如何形成，做了详细的说明。

鲁之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鲁哀公。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政治事件。与此相对，晋之三晋三分了晋国。在比较鲁国与晋国这两个极其相似的政治事件时，孔子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四处看到孔子的预言。然而《左传》在介绍这些预言的时候，总会加上一些别人的预言作为补充。而且在《左传》中，孔子的预言总是被修正，反而是其他人的预言最后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在《左传》的记录中，孔子的预言从未说准过。

与孔子相关的一件大事就是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这个构图中隐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无法做出准确预言，即无法洞悉未来的孔子与三桓放逐鲁侯这件事有关。《左传》也就通过这个方法来暗示鲁国的“三”根本不是真正的“三”。

于是在这种“形式”中出现的“三桓”的背后是隐藏了一些事实的。但是历代的解释都将这些作为历史的事实，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且，与前面齐国田氏相似，无论三桓还是三晋都是各自国家的强势大夫。三晋在大国晋之下，掌握好几个县，后来发展成为了战国时代的一国之君。与此相对，鲁国三桓手中的县几乎为零，其所能行使的权力与三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只是对《左传》中所示之“形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那我们是不可能看出这一层的历史意义的（也没有意识到孔子在这里的历史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贵大夫

鲁国的权贵大夫多与孔子一起被论述，从这个现象我们再次确认了前文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鲁国权贵的存在本身也给我们推测城市国家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些头绪和线索。

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商王朝、周王朝的家族构成。这两代的族人都是由多个血缘集团构成的。我们也讲到了王的一族所派生的旁系。那我们自然也能想到其他国家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要说明类似的问题没有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因此存在权贵一族，这个事实在西周时代的诸侯或商代诸侯，甚至更早以前的城市国家都存在过。而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通过春秋时代鲁国的记录来搜寻蛛丝马迹，进行探明。

这里再次重申一点，即将一些权贵与孔子相提并论这一举动反映了战国时代和汉代以后人们对孔子的看法。所以除了城市中有权贵的存在这点，其他后世性很强的个人的发言内容都不能放在孔子的时代来进行论述。就像我们一般不把电视剧《水户黄门》的台词当做历史上水户光国真的讲过这话一样。

《春秋》使用的材料

《春秋》的记录是以逾年称元法来排列年代，如果我们从《春秋》中抽出各国君主驾崩的记录，便能算出这些国君的在位年代。《史记》的编撰者就是这样计算年代，并将《春秋》的记录誊写到《史记》中去的。

与《春秋》计算年代的方法相同，这时候计算年代都根据逾年称元法来推算。

《史记》中除了有这些来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还有许多“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这些年代记录大多以立年称元法来推算。因此根据这种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与逾年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之间就会出现时间差。

这些“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恰好证明了留下这些记录的国家曾经编写过编年史书。

《春秋》也是成立于这些编年体史书之上的。现在我们认为主要的材料是齐国与鲁国的编年史书。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记录了关于几乎成书时间相当的《春秋》的相关内容。例如《春秋》庄公七年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对此《公羊传》有如下记录：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在这个记录的前后都记载了鲁侯夫人姜氏与齐侯私会的事。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姜氏是齐侯的妹妹。夫人姜氏除了和其兄齐侯私会，有些记录还暗示了她与其父齐侯也私会。在田氏朝廷编撰的书籍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贬低春秋时代姜姓君王的记载。而在贬低姜姓君王的记录中穿插着关于《不修春秋》的记录。但是并不是因为《不修春秋》被作为话题提及，我们就能断定这是《春秋》之前的编年史书。不过《不修春秋》这个话题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春秋》的蓝本，认为《春秋》是在修订《不修春秋》的基础上成形的。

《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是作为《春秋》的编撰材料，应该有一些编年史书存在于孔子的时代。虽然这些编年史书与孔子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史书确实存在。当时不仅在鲁国，许多国家都有编年史书。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不修春秋》才被作为话题提及的。

圣德太子的时代

这里想要把日本的圣德太子作为参照进行一下比较。圣德太子的时代，从汉字传播的观点来看相当于从春秋时代到律令时代的过渡期。在这个时代，日本的史书《日本书纪》成书（推古二十八年〔620〕）。根据记载，当时圣德太子（皇太子）与苏我马子（嶋大臣）进行了讨论，留下了《天皇记即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这部史书是模仿《史记》结构而编成，被定位为《日本书纪》的前身，但其具体内容不详。

到底当时的史书是怎样的内容，学者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日本实际的政治交往对象是当时的中国王朝，圣德太子的时候是中国的隋王朝。隋王朝保存了《史记》以来历代的天下史书。在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的时代，日本还没有和保存这种天下史书的国家建立政治关系。因此将春秋时代末期的孔子时代的中国与圣德太子时期的日本相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点是大家需要记住的。但是就史书、编年体史书的出现这点而言，比较孔子时代的中国和圣德太子时代的日本还是有其意义的。

这个题目对于我们理解日本律令政治时期为何没有采取科举制度也能提供一定的启示。科举制官吏开始正式主导政治还要等到唐宋变革的时期。即使文书行政完全扎根于中国社会，在那之后一千年以上的漫长岁月中，我们还看不到科举官吏的身影。

科举制的实施和成熟与以天下为对象的出版业的发展（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