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战役
城濮战前晋楚两国的概况
一、楚国概况
楚国本是南方小国,春秋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它乘王室衰弱,诸侯互相兼并之机,不断地设法向外扩张。当时几个比较大的诸侯,莫不以楚国扩张涉及到本身的安危为忧。齐国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联合诸侯,组成联合阵线,目的是制止楚的扩张企图。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桓公统率宋、鲁、陈、卫、郑、许、曹、齐八国声势浩大的联合军队伐蔡,蔡军溃败,联军乘胜越过蔡境伐楚,军次于陉。楚成王因诸侯联军入境也发兵北进,并派遣使臣质问诸侯入侵原因,桓公接见了楚代表,进行了一番对话之后,进而夸耀联军威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楚国代表屈完的答复也很强硬: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楚两方阵前针锋相对,势均力敌,楚国顾虑诸侯联军军容的完整,不敢轻起战端,齐桓公也感到劳师远征,进入土地广大的楚国境内,难于很快获得胜利,于是停止进攻,与楚会盟于召陵。召陵之会,齐国取得了制止楚国向中原扩张的暂时性的胜利,楚则毫无损失。会后不久,楚国仍继续攻略小国,积极扩张。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发生政变,霸业衰落。宋襄公则急于充当盟主,争夺霸权,不顾宋是二等国,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都很脆弱,无法与齐楚相比的现实情况,而犯了“小国争盟祸也”的大忌,而穷兵黩武使齐伐曹,邀约楚、齐参与所召集的鹿上盟会,被楚成王当场逮捕。楚于是执襄公以伐宋,经过周旋,才被释放。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以郑伯往楚修好,而出兵伐郑,楚则伐宋以救郑。宋、楚两军遇于泓水。战前宋军已在泓水沿岸布好了阵势,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并握有对楚军“半渡而击”的良好战机。于是司马公孙固建议说:敌众我寡,应乘敌人尚未全部渡过河时,进行攻击。襄公说:不可。楚军刚渡过河,正在混乱之时,公孙固又建议立即攻击,再次被襄公拒绝说:“既陈而后击之”。就是说,等敌人列好了阵再攻击。结果,宋军因两次失去战机而战败。宋襄公腿部被刺伤,护卫“门官”被歼。楚军泓上的胜利,中原已经没有敌手,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引起所有诸侯国的严重不安。
二、晋国概况
泓水战役后,中原地区诸侯国几乎完全被楚国所控制。其势力尚未达到的地方仅为东齐,西秦和北方的晋国。晋自武公以来奋发图强,先后兼并邻近小国和戎狄部族。拥有现今山西太原以南、陕西东部、河南陕州和豫北西部,横跨晋、陕、豫三省,“表里河山”,俨然北方大国。南有析城王屋,及崤函为屏障,西有姚林之险为支柱,战守咸宜,且有优越的战略形势。晋献公死后,里克发动政变,住在屈城的晋公子夷吾,返国为君,称为晋惠公。住于蒲的公子重耳则到翟暂住。秦、晋两国矛盾重重,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竟至被俘,经秦释放回国,仙顾虑驻翟多年的公子重耳在列国间的声望,怕其回国夺权,欲密谋把重耳暗地杀掉。重耳闻讯,带着从人,奔往齐国。经过卫、曹、宋、郑,最后到楚。重耳这次周游列国,遭到卫、曹和郑的冷遇,而齐、宋、楚则热情接待。随着重耳周游列国的赵衰、狐偃、先轸、胥臣等都属于当时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在各国周游期间,非常重视观察各国的形势。尤其到宋国,受到特别隆重的礼遇,自然而然地了解到泓水之战后宋国与楚国的动向和意图。他们到楚国后,也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当楚成王问重耳返回晋国,当了国君后,何以报楚的恩惠时,重耳毫不犹豫地说:“若以君主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我被迫与君作战时,我首先要退让三舍,以报答在楚受到的礼遇。重耳不卑不亢的答复,立即引起楚大夫成得臣(子玉)的不满,向楚王提出杀掉重耳和他的随行人员的建议。楚成王顾虑杀掉另一大国政治逃难的王孙公子,会在各国政治上引起不良影响,便拒绝了成得臣的建议,仍然待之如上宾之仪礼,并送往秦国。
秦、晋相邻,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返晋,就任晋君,即历史上的晋文公。文公在国外十九年(公元前655~636年),周游列国,经历丰富,对各国的动向有所了解,特别是一些国家发生的政变给他教育很深。他主持政权后,考虑到反对阶层不会甘心失败,机警地平息以吕省、郤芮为首发动的政变,缓和了国内矛盾,并从富国强兵,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开始着手军政改革。
文公以过去晋国多次事变均由于公族分权,树党相争,于是采取削弱公族权限,改为君主专政的卿(相)负责制。卿平时为行政首长,战时为三军元帅,卿的人选由国君择贤任用。
晋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经济,自献公以来,就大力开发汾河流域,兴修农田水利,文公获得太行山南之河内沃壤,即以胥臣为司空,主持平治水土,农产品大增,粮食充足。其次为减轻赋税,通商宽农,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积累财富。同时提倡节俭之风,晋文公自己穿衣、吃饭都很注意简朴。因而,晋国不久便政治安定,国家富强,为晋文公争夺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楚争霸双方的战略
一、晋国采取的战略
晋文公周游列国十九年后,返国即位。他以继承齐桓霸业,领导中原诸侯,抗击荆楚向北扩张为目的。因而采取下列的策略战略:
(一)继齐“尊王攘夷”
齐桓公称霸“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为得力的号召口号。晋文公当政后,中原诸侯大部已被楚控制,周襄王又避难于外地。于是采取“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并与秦协议兵临河上,由晋就近出兵,平定太叔带之乱。晋军进军神速,一路包围温(今河南温县),擒杀了自立为王的王子带,一路迎救周襄王返回京都洛邑复位。周襄王感念晋勤王之功,重赏了晋文公一些土地。晋文公勤王之举,在王室和诸侯国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
(二)控制战略要地
晋国地处太行山之西,南有黄河阻隔,进出中原,行动不便。周襄王以晋文公勤王有功,赐给阳樊、原、攒茅之田。尤其河内阳樊为控制太行与黄河战略要地,晋得南阳黄河北岸一带地区后,就使郑、卫两国处于晋的直接威胁之下,从而在客观上起了制止郑、卫两国完全依靠楚的局面,对晋文公争霸中原构成了很有利的战略态势。
(三)联秦增加声势
秦穆公支持晋文公取得政权,文公表示与秦友好,于周襄王十七年秋,派兵支援秦军进攻楚国西部小国都(河南内乡县西),攻克都国后,进而袭取商密。晋文公这一行动,既协助秦打通荆紫,武关道路,导秦南向楚国。又借秦的南进,牵制楚对中原诸侯压力,实为一箭双雕的战略。
二、楚国采取的战略
楚成王进攻中原诸侯的战略为亲善与镇压同时并举,以政治手段争取弱小国,用军事力量击破强国。进攻强国,先采取外交攻势孤立对方,然后采用武力。楚为控制中原诸国,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楚成王娶卫文公女为夫人,同时嫁妹于郑文公。从而与卫、郑联婚,紧接着联合曹国以兵支持鲁国,外交上孤立宋国。
由于陈国与宋通好,楚派兵讨伐陈国,解除后顾之忧,以保障全力攻宋,从而取得了泓水之战的胜利。泓水之战以后,中原已没有楚国的敌对力量,楚国实际已成为称霸南方控制中原的霸主。不与楚通盟友好的只有齐、晋、秦三国,楚对这三国依然是采取软硬兼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战略。
对齐:派兵进驻谷邑,拥立公子雍为齐君,伺隙而动,乘机进取。同时任用桓公子七人为大夫,以拢络齐人之心。
对晋:用隆重礼仪,接待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过境,使晋文公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甚至城濮战事发生前夕,晋文公尚怀有“楚君之惠,未之敢忘”的感情。
对秦:则采取介于齐、晋两国之间的措施,派遣楚大夫斗克、屈御寇率兵戍守商密,阻止秦军东出,以巩固楚国西部。
晋楚整军与晋方的决策
一、楚国整顿军备
楚国自泓水交战获得胜利后,又采取联鲁对齐、交好曹卫、孤立宋国的战略。这一东方联盟的形成,压迫宋国不得不听从楚国的指挥。及晋文公复国,晋秦和好,宋为摆脱楚的羁绊,转换方向与晋接近。宋国态度的变化,使楚国感到不安,担忧东方联盟,会因为宋国转变而有全部瓦解的可能。因而,进攻宋国,压宋就范,成为楚国称霸的重大措施。进攻宋国需要充分准备,全力以赴。这个任务由负责政治军事责任的令尹子文来执行。子文是楚国负有盛名的大政治家,曾三次担任令尹要职。他虽然看出扩张政策会带来严重后果,但在成王的那种错误的扩张意图驱使下,也只有勉强从事。他校阅全军只用了半日时间,没有什么赏罚,“不戮一人”。子文消极和草率从事,为楚成王所不满。子文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以年迈为理由,自动辞职引退,并推荐成王所信任而又是他家族中最得力的将领成得臣为令尹,出任楚军统帅。成得臣校阅全军,严格整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还“鞭七人,贯三人耳”,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成得臣的积极表现,受到楚国统治集团中力主扩张的所谓“国老”们的喝彩。他们纷纷向子文道贺,感谢他为楚荐举了“贤才”。在欢声笑语的气氛中,有一位少年贾表示出不同看法。他说子文推荐子玉不值得庆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治民”,带兵不能超过三百乘,多了就只能失败,还说“胜而后贺,犹为未晚”。但是,对这些意见,楚国统治者认为是“孺子之见”而漠然置之。依然由成得臣推行预定的扩张政策。
二、晋国图霸的选将练兵
晋献公曾建立两军,兼并邻近小国,扩地千里成为大国。文公继位,图强称霸,决定扩建为三个军。三军统帅将领的人选,是关键性的大事,赵衰提出很多正确的建议。他向文公推荐郤谷任元帅,说郤谷知礼义,明诗书,有德性,是人才,请加以使用。文公接受他的意见,以郤谷担任元帅,并打算任命赵衰为六卿的卿统率下军。赵衰则不考虑个人地位,而是从长远着想,向文公提出“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推荐他们担任要职,狐偃也以有兄在前,让位于长兄狐毛,自己担任军佐,经过商量,正式确定:
郤谷将中军,郤溱佐之。
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赵衰退居其次,担任司马(执军法)。晋方将领互相谦让的优良风气和楚方有显著的区别。将领决定之后,接着大规模练兵于披卢,元帅郤谷号令严明,先教后罚,宽严得体,上下悦服。晋文公选拔将领从全局着眼,不侧重于追随自己多年的人,以才干能力为主,原来不完全站在自己这方面的人如郤谷、栾枝也加以重用。而始终追随左右的胥臣等将领并未放到六卿之列。这就避免了国内大臣和国外随侍大臣间争宠的矛盾,全军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三、楚军攻宋与晋方的决策
东方各国矛盾重重,齐、鲁相争,宋背楚亲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宋成公三年,楚军进攻宋南要地缗邑。鲁则引导楚军攻占齐属地谷邑,由楚派兵驻守,建立政权。一年以后(公元前633年),楚又联合郑、许、陈、蔡等国大举对宋进攻。宋国首邑被围,形势危急。宋成公派公孙固向晋告急求援。晋国君臣早对楚在东方的扩张十分关注。所以宋国求援代表公孙固一到晋国,上下即表示大力支持,分别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重要的是先轸、狐偃的意见,先轸说:“报施救惠,取威定霸”,正是时机。狐偃说:“楚新得曹,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狐偃认为晋无须直接派兵援宋。楚和曹友好,新近与卫联婚,我派兵进攻曹、卫,楚必然往救,则齐、宋的军事压力就可以解除。晋文公同意先轸和狐偃的说法,决定了援宋抗楚的策略。自此,晋楚两大国之间的胜负较量,成为春秋列国时期的大事。
城濮战前双方的作战活动
一、晋假道于卫以伐曹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宋成公五年,卫成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一年,正月,晋军出兵援宋,采取假道于卫以伐曹的战略。预定由卫的白马渡(滑县北)渡河。“假道”遭到卫国拒绝,晋军乃改由南河(河南淇县南)渡河东进。袭占了卫重地五鹿,留军驻守,大军向东推进,集中于敛孟这个卫、齐、曹、鲁四国边界战略要地,晋军很快占据该地,严重威胁卫国首都楚邱(河南滑县附近),晋军更加接近齐国,进一步方便了与齐交通来往。晋派遣使臣往齐修复与桓公时代的旧好。这时卫成公表示屈服,愿意与晋议和,但为晋所拒绝。卫转向楚告急求援,国人反对,进而驱逐卫侯到襄牛。同年二月齐昭公来会,齐、晋两国国君订立友好同盟于敛孟。更加增大了晋军的声威。鲁僖公见晋军兵力强大,齐、晋又举行联盟,形势对鲁很不利,鲁既想缓和与齐、晋的矛盾,又想不得罪楚国,于是鲁先派兵杀了担任戍守卫地的楚大夫公子贾以讨好于晋,同时又通知楚说守将公子贾是因为完不成任务,擅自撤退,所以被杀,以讨好楚方。
晋军由敛孟进入曹境,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曹军奋起应战。晋军攻城,死于城门前者众多。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三月十二日,曹军终因势孤力单,陶丘城失陷、曹共公被俘。晋军进城,晋文公立即公布曹侯罪状,和保护僖负羁家族安全以表示“报施”。晋军颠颉等将领反对这种措施,不满地说:对将士尚未进行论功行赏,报私人恩惠,有何用处。乘夜放火烧了僖负羁家。这把火使晋军的名誉扫地。晋文公为着平息民愤和诸侯间议论,决定对主犯给以惩罚,但另一将领胸部负伤尚能距跃、曲踊,不忍杀害伤者,只杀颠颉以整肃军令。实际曹人已饱尝晋军所给予的苦难。整顿纪律只不过是一种事后骗人的伎俩,对一些将领仅革职了事,不久就又恢复原官职。
二、宋再告急和晋的机动策略
晋军进攻卫、曹,原来计划是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与晋决战,但楚军不为所动,继续围攻宋国首邑。宋派遣大夫门尹般再度往晋告急。晋文公感到宋国告急,若置之不救,不但无以报宋襄公昔日恩惠,而且“舍之则绝”,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更加不利。救宋战楚,又违背引楚军于曹卫之野决战的战略。加上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把握不大,有些犹豫不决。元帅郤谷又于此时死于敛孟军中,更使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向文公提出对楚战略的建议。(一)让齐、秦出面斡旋战事。“宋厚赂我,受赂而救,有何义焉!”“使宋舍我而赂齐、秦”,通过宋向齐、秦献厚礼求救,使之干预宋楚战事,调解楚宋战争,对我更为有利。(二)将曹、卫土地分给宋。我军占据曹、卫,“执曹君(共公),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弥补宋都被围所受损失,藉以鼓励宋国军民斗志。(三)促使楚国陷入孤立。进行前两步骤就会出现下列情况:曹、卫两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决不会同意齐、秦两国的干预。这样就会激怒齐、秦,加之宋对齐、秦贡献了厚礼,齐、秦必然会对楚恼怒,对宋友好,从而促使齐、秦很快与晋结成反对楚国的军事联盟,使楚国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文公接受了先轸的意见,事态发展的结果恰如先轸分析的那样,从而对中原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三、楚方和战的矛盾
楚军围攻宋首邑,战事相持日久。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失去救援之机,战事延续下去,楚军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还没有与晋国作战的准备,秦兵有出兵救晋之讯,楚成王顾虑申邑商密遭受,攻击其侧背堪虞,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等待时机有利时,再转为战略进攻,对晋作战。于是由驻地申,发出全军转移撤退的命令。驻齐国谷地由申叔侯指挥的楚军,把谷地交还于齐,与齐议和,撤兵返楚。命成得臣指挥围攻宋都的楚军和各路诸侯军,撤出围攻,各自返国。成王对成得臣刚愎自用的性格很不放心,特别指出:不要进逼晋军,晋侯在外十九年,备尝艰难险阻,尽知民情真伪“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并引述《军志》的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意思是当敌我力量相等,有适当收获,就应满意而归。敌强于我,明知不能取胜,就应知难而退。有德的人不可敌。又说:“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告诫成得臣对政治修明、团结一致的国家不可与之为敌,同时也不要在不利的形势下作战。但成得臣对楚成王的训令没有正确认识,而是为着国内政治压力,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旦夕可以攻克宋都,不应半途而废,因而拒绝执行撤军训令。同时派遣伯棼返申,向楚成王申述理由:“非敢必有攻,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意思是说,他保证乘即将胜利的时机,可以一举攻下宋都,以堵住曾经当场讥讽他不能指挥大军作战的芜页等人之口。并请增派部队,以便必要时与晋作战。成王对成得臣拒不执行命令表示不满,同时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既没有再坚持让成得臣撤军,也没有完全按照成得臣请求的人数派遣兵力,而是“少与之师”,只派出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等,由成得臣指挥。后来的事实说明,楚国在战与和的政策上产生的主要分歧,楚成王根本没有采取坚决措施,而是把矛盾下交,把责任完全推给成得臣。这是城濮战前,楚国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一幕,它对战争所起的影响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深远的。
四、晋军战略退却
楚军代表宛春到晋军驻地,向晋军通知说:“请复卫侯而封曹,楚亦释宋之围。”狐偃斥之其无礼。先轸看出楚方阴谋,向文公提出对策说:“楚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我们仅仅以楚无理一句话而拒绝楚的建议,我们就失了礼;如果我们同意楚的建议,又等于抛弃宋国,这样楚有三施,我受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以离间其关系,同时把楚方代表宛春扣压在卫国的五鹿,以激怒楚国。采取既战而后图之的策略。先轸的意见,得到晋文公的同意,于是立即派人通知曹、卫,“恢复其国”。曹、卫以国能恢复,当即派人通告成得臣,声明与楚断绝关系。晋国的两项措施给楚以沉重的打击。成得臣既愤恨宛春的被拘禁,又恼怒曹、卫的绝交,断然违背楚成王撤军回国的命令,他撤出围攻宋都的军队后,集结兵力转向曹国境内,准备直接向晋军进攻。
楚国撤出围攻宋国的军队,正符合晋方救援宋的战略目的,楚军全力转到晋军面前,声势赫赫,杀气腾腾。这时,晋军未作正面抵抗,而是举行战略退却。但是,晋军一些将领,反对敌前撤退。认为楚军长期转战,兵马疲困,楚师老矣,我不应退却。而应立即应战。同时,认为晋之国君躲避楚国一个臣子的进攻,是一种耻辱。但经狐偃解释说明了晋军退避三舍的意义后,晋军将领思想才得以统一,于是退却三舍。晋军退避三舍,所起的作用在于:取信于诸侯各国,实践晋文公在楚避难时提出的诺言;激励晋军和联合的诸侯军的士气,楚再进逼,则更加无理,说明晋军别无它路可走,只有被迫与楚交战;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便于争取民心,取得道义上的胜利;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再来决战;接近自己国土,缩短补给路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五、晋、齐、秦、宋会师
晋楚争霸出现晋、齐、秦三国联合阵营与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合阵营,后来,随着楚军解除宋都之围,使宋宰部分兵力和齐秦两军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初三,与晋军在城濮会师,更加强了晋齐秦联军的力量。
晋方与楚方相比,虽然在总兵力上并不占据优势,但在许多方面却占有有利条件,但晋文公仍然顾虑楚军占领着城濮附近的险要地形,缺乏战胜楚国的信心。同时又听到士兵的歌咏“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意思是说:田里好庄稼密密层层,旧的丢开,新的经营。误认为指他忘记楚过去的恩惠,更加犹豫。狐偃、栾枝分别进谏文公放弃消极情绪。狐偃说:“战而捷必得诸侯”拥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说就是打不胜,晋国靠险要的地势,也不怕敌人来犯。栾枝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是不适当的,所以,“不如战”。晋军其他将领也同意狐偃、栾枝的意见,文公见大家斗志昂扬,战胜楚军的信念遂为之加强。
晋楚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方联合军
联合军统帅:晋文公(姬重耳)
幕僚:司马赵衰
护卫:车右舟之侨
御戎荀林父
掌旗祁瞒
晋军:中军元帅先轸
副帅郤溱
上军将领狐毛
副将狐偃
下军将领栾枝
副将胥臣
齐军:大将国归父
副将崔夭
秦军:大将小子
副将白乙丙
晋方联合军总兵力:约八至九万人。
二、楚方
联合军统帅:楚令尹成得臣
幕僚:大夫伯棼
楚军:中军元帅成得臣
将领斗越椒
小将成大心
左军将领斗宜申
右军将领斗勃
各国军:陈军大将陈越迭
蔡军大将公子印
郑军、许军均由大将统率
总兵力:约十一万人。
晋楚双方作战策划
一、晋军
晋军列阵于莘墟以北,全军兵车、甲士、及驷马皆披坚执锐,按照予定的作战任务需要准备完毕,整备齐全,阵容严整。晋文公登上有莘北墟,检阅军容壮威的晋军,兴奋地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当即与先轸决定进攻楚军的作战计划:晋上军附属齐军,向楚左军进攻;晋下军附属秦军,向楚右军进攻;晋中军以一部固守本营与楚军保持接触,控制一些机动兵力,策应各方面作战。
二、楚军
楚军追击晋军,到达城濮以南,依托丘陵地带,背城为营,列成横阵居高临下,直压晋军阵地。楚军元帅成得臣骄傲轻敌,认为这是楚宋泓水之战的重演,进而决定三军并列,齐头并进,正面进攻:左、右两军先展开攻击前进,左军进攻晋上军,右军进攻晋下军;中军则依左、右两军进展情况向前推进。
晋军每遇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先轸总是先分析研究,提出方案,通过文公付之实施,做到谋定而战。楚军则不然,统帅成得臣凡是遇到和主观想象相反的情况时,往往固执己见,拒绝接受其他方面和部属的意见。进军和进攻从未就双方军队的全面情况作客观研究,决定适当对策,把以陈、蔡兵为主编成的右军独当一面,这样自然存在着漏洞,为这次楚军作战埋下了无可补救的致命伤。
城濮附近作战经过
楚军到达城濮附近的地区占据有利地形,立营扎寨。成得臣派斗勃往晋军营地送战书。极度轻视晋军说:“请与君之士戏(角力),君凭轼(车前横木)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战书措词虽然简短,却充分显示出楚军傲慢轻敌的态度。晋方栾枝代表晋文公答复楚方说:楚君的恩惠,晋不敢忘,晋军现退避三舍,不敢与楚为敌,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日战场上相见了。栾枝的答词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压倒了楚方虚骄的气焰,表达了晋军严阵以待,以决胜负的气慨。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四月四日晨,楚军在元帅成得臣“今日必无晋”的号令下,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展开进攻,晋、楚双方城濮之战揭开了战幕。晋下军将领栾枝认为城濮附近为黄河冲积的淤沙区,土质松疏,春季干旱季节风起,沙尘扑面,有利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则把驾车辕马,蒙着虎皮以壮大军威。楚右军进攻,先由秦军应战,两军一经战斗,秦军即向后撤退,栾枝则将树木拖于兵车后,车驰刮地,尘沙飞扬,使楚军看不清晋方后面有无军队,加之陈、蔡兵逞强,紧迫秦军。晋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鼓声中突然出现在楚军面前,驾车乘马都蒙着虎皮冲来。陈、蔡军兵车辕马看见,以为是真虎,都惊慌回窜,驾车驭手,控制不住,阵容混乱,反转而冲乱了楚军斗勃指挥的右军。晋、秦两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杀蔡将公子印等,斗勃也中箭负伤,带箭逃奔。楚右军死者伤者更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的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晋下军将领栾枝曳柴于车后,向北奔驰,掀起沙土飞扬遮天,楚元帅成得臣和左军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催左军前进攻击,晋上军应战,旋即向后撤退。楚军向高举大旗的兵车追击前进。先轸发现上军后退出现的危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改变部署:祁瞒虚举元帅军旗,坚守中军阵地,中军主力,向右旋回,攻楚左军侧翼。
先珍亲自指挥中军主力,从侧面突然攻击,把楚左军斩成南北两部分。晋军上军同时停止退却,返身复战。中、上两军互相呼应,协同进攻,经过战斗,郑、许之兵首先溃败,楚军支持不住,陷于重围,斗宜申率部突围,又遭到齐军堵击,车马器械,损失殆尽,楚左军陷于全军覆灭之境。
楚中军于左右军发起进攻后,紧接着向晋中军进攻,晋将祁瞒掌旗,惊慌失措,几乎波动阵势。司马赵衰立即斩祁瞒于阵前,并命大夫茅取代其职,才稳住阵脚。击破楚左军的晋之中军,回师立即参加战斗,楚左右军失败,中军两翼暴露突出。晋方上下两宰战斗胜利之后,也分别参加主力会战,对楚军形成合围。狂妄自大的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合围态势未形成前,收兵撤退,脱出包围卷,未被全部歼灭,晋军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战后双方的动态
一、晋国方面
献俘获于周王。齐桓公曾提出“尊周”“攘夷”的口号,而“尊王”成为诸侯图强称霸的重要政策。晋文公城濮之战战胜楚国,即献楚俘于周王。战俘有驷介(披甲之马)百乘,徒兵千各,以示对周王室的尊敬。当即获得王室的隆重赏赐和“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权力。
盟诸侯于践土。晋方胜利后,郑、卫脱离楚和晋盟好,大会诸侯于践土。参加大会的诸侯各国有宋、齐、陈、蔡、郑、许、朱、莒等国。秦虽与晋联盟,由于地处西方,从未参加过中原地区的诸侯盟会,没有到场。曹、卫国君被囚禁,也没有参加。
癸亥(五月二十八日)诸侯会盟于践土,由王子虎卿士代周襄王主持,给晋文公加上了盟主的政治地位,超过过去齐桓公称霸时的盛况。城濮之战给楚军以歼灭性沉重打击,城濮战后,晋取得诸侯领导权,当上“盟主”,对制止楚的扩张,稳定中原大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晋军全军凯旋,对将领论功行赏。文公决定以狐偃为首功,以先轸为次功。在城濮战前,狐偃提出“必避楚勿失信”的主张,使晋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先轸则侧重军事范围内出谋定策,指挥作战,获得战役战术上的重大战果。对战前派到河岸负责征集船只、管理运输的舟之侨,以放弃职责、自行弃职返同的大罪立即斩首,并昭示全国。在城濮战役全过程中杀了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失职犯罪将领,做到赏罚严明,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楚国方面
楚军攻宋,联合陈、蔡、郑、许,鲁亦前来会师,声势浩荡。城濮战争失败,郑首先脱离楚,单独与晋会盟。鲁则早已倾向于晋。陈、蔡亦前往参加践土会盟。楚国原来打着联合军的旗帜,但扩张战争的本质,难以真正调动各国的作战积极性,连被楚国兼并不久的申息也出现离心离德的状态。楚成王申斥成得臣说:“其若申息父老何?”就是担心楚所兼并的诸侯国有可能步陈、蔡后尘发生更大的动荡与背离楚的危险。
对晋作战,楚国的文武大臣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战争失败后,当成得臣派人向楚成王报告自己的行动时,成王态度极其严峻地说:你要回国,何以对申息父老?因为申息子弟兵随军征战,死亡甚众。性格刚强的成得臣了解到成王的态度后,当走到连谷时,羞愤自杀。斗宜申被贬为商邑令。斗勃也受到相同的处分。城濮战役的失败,楚方联盟的解体,楚对一些败将的处理,使楚国扩张中原的势头受到很大的挫折,被迫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扩张政策。
城濮战役评述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代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战役。
楚国在泓水战后,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诸弱小国家。中原地区除晋、齐、秦三国外,实际已成楚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为进一步向中原扩张,楚一方面派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一方面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但是,正在楚国力图巩固霸业之时,宋国却背叛楚国,倒向晋国,既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霸业,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政治抱负。这就不能不使城濮之战成为牵动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对楚和中原诸国的一次多国大战。
城濮之战前,中原各国将楚国视为蛮夷,轻蔑敌视,所以,楚国的北进中原,普遍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在民心向背方面居于劣势。而晋联合齐、秦、宋抗楚,则由此而带有一定的反抗外来势力、维护社会安定的性质,这是晋方之所以能够以相对劣势之军战胜强大楚军的基本因素。
战略决战关乎战争的全局,维系战争双方之命运。晋国对与楚决战进行了极为慎重的研究,权衡了双方的利弊条件,甚至对战败后晋国可能遭到的下场,也做了全面的估计,得出了可以靠“表里河山”之固,保全晋国的结论,这才定下与楚决战的决心。
决战前夕,晋国又确定恰当的战略与策略。诸如进攻曹,以牵动楚军,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促使曹、卫两国与楚国绝交,针对楚军统帅子玉的易怒骄狂的性格,扣压楚方使节宛春,以激怒楚军,使之急躁冒进,主动退避三舍,诱使楚军进入自己的伏兵阵地,然后集中力量先打楚方脆弱的左右两军,再集中攻击楚中军,指挥有方,调度分明,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终于战胜了优势的楚军。
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备尝险阻艰难。他深知各诸侯国和中原地区的形势,这对他改革政治,奋发图强,争夺中原霸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国掌握政权后,首先平定吕、郤的一次未遂政变。他非常重视“教化”人民,争取人民的维护。对外利用齐桓公提倡“尊王攘夷”的口号,抓住周天子这张政治王牌,加强对诸侯的号召力。他善于利用齐、楚、秦、楚间的矛盾,争取齐、秦的合作,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对内晋文公重视选贤任能,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将相之才。因而,担负实际战役战术指挥的中军元帅先轸和一般将士大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以不到四年时间,国富兵强,战胜楚国,一跃而为中原霸主。晋文公打败强楚,建立霸业的进程说明:在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英明之君,同样对促进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楚国在城濮之战前,已兼并江、汉流域许多国家,乘胜向淮河、黄河流域扩张,连续征服了陈、蔡、郑、许诸国,处于东方的鲁国也望风而降,楚进而威逼齐国,而对席卷中原的胜利局面,楚国统治阶层,甚至连向来有知人之明的楚成王也丧失了清醒的头脑。
楚成王一方面认为晋国强大,不象宋国,战胜晋国把握不大;一方面又怀着侥幸心理,没有坚决制止这次行动,但又不肯拿出全部兵力投入战争,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上。楚军统帅成得臣做为楚方诸国的战略最高决策人,缺乏应有的战略和策略头脑,他过低地估计晋军力量,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骄傲轻敌,战前没有对战争作充分准备,战时竟主观地说出“今日必先晋”的妄语,这些矛盾和错误,成为楚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楚军在战役指挥上也有严重的缺陷。楚军战斗序列编组,右军以陈、蔡两国军队编成;左军可能以“东宫”部队和申息两地兵编成;中军主力则以“西广”和若敖六卒编成。成得臣采取这样的战斗编组,根本没有打算使用楚军主力,而是要这批附属国军队打头阵。打的好,中军续进,大功属楚;打不好,与楚无损。这样勾心斗角的联军,根本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成得臣身为统帅,战场指挥极其被动,没有采取适应战况发展的积极措施。当时战场范围并不大,右军被击溃,不能说统帅完全不知,左军前进被围也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而成得臣却毫无积极支援的行动。
楚军战斗力的中坚是中军,当左、右军进攻时,中军按兵不动,胜败快要成定局时才向晋中军发起进攻,进展也极为有限。当楚右军溃败,左军被歼,晋军分道合围而来,楚帅成得臣才发现中军孤立,有陷于重围被歼的危险,但已经为时过晚,难以扭转败局了。楚军在整个战争中呈现的这种呆板迟钝、互不协调状态,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导致了必然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