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战役
晋国霸业出现中衰
晋国自晋文公称霸以来国势盛强，统治阶级中出现强大的异姓大夫贵族。其中尤以狐、赵、先、栾、胥等家族势力最大，他们都对晋国建立过功勋，因而多受国君赏赐田地，政治、经济均有雄厚基础。这些贵族控制着国家很大的统治权力，决定国家重要政策。赵氏本晋大族，赵衰时期政治地位并不高，赵盾经阳处父援引，当上正卿(中军元帅)，掌握政权。赵盾在政治上有一定的革新，重要的措施有：
(一)建立规章制度：“创制常典，规定刑法”；(二)加强执行法律：“治理罪狱，逮捕逃亡”；(三)整理财政经济：“信用券契，消除旧污”；(四)重视选才用人：“选才任能，修复旧官”。
赵盾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晋国的巩固和繁荣，同时晋国的政治也随之完全落入赵氏之手，这就不能不引起政敌的不满，多次发生政变。
狐、赵两大家的夺权斗争，起因于赵盾为正卿，把狐射姑压了下去。嗣君继位问题，狐、赵主张对立，各行其是，狐射姑又告失败，于是把仇恨集中在阳处父身上，采取暗杀手段，结果被问罪。狐射姑不得已达到狄国去政治避难，狐氏的势力被一扫而尽，狐射姑因此对赵盾有夏之日令人可畏的感叹。
嗣君继位的问题，引起秦，晋在令狐附近发生战争，秦兵被赶回国，秦，晋两国战起，楚国乘机于周顷王元年(公元前618年)向北扩张，举兵伐郑，赵盾急忙联合鲁广宋、卫、许救郑，但已来不及，郑被压服，楚移兵伐陈，陈也降服，蔡也迫于形势面附楚。次年楚穆王与郑、陈、蔡君会盟于劂貉(河南项城县)，进兵伐宋，宋孤立无援，也背晋降楚，楚势力又逐渐取代晋而进入中原。晋国内则又发生刺杀中军副帅事件，经查主谋是上军将领箕郑太等五大夫。赵盾分别将其镇压，才告平息，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秦为报复令狐失败之仇，又向晋进攻。秦、晋南军交战于河曲，秦军失败。赵盾又邀集鲁、宋，卫、郑，陈、许、曹结盟于新城。蔡拒绝出席，晋派兵进攻，另定城下之盟。这个阶段晋、楚势力时起时落，晋、楚两国力量尚能保持平衡。但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以后，楚国势力蒸蒸日上，晋国势力则日趋衰落。晋与宋、卫，蔡，郑、许、曹七国会盟于扈，两次都是为着解决帮助鲁国讨伐齐目的问题，但两次都由于受齐侯贿赂而罢兵，晋国因此而信誉扫地。诸侯都渐渐产生了轻视晋国的情绪和离心倾向，晋国的霸主形象，实际上已在一些诸侯国心目中不复存在了。郑穆公愤然地说：“晋不可与也！”而与楚结盟。晋国更加孤立，郑和楚结盟后，合兵攻扰接近晋的宋、陈。赵盾率兵伐郑救陈、宋。楚则派贾率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郑属的北林(郑县)，晋军失利退回。晋虽再次联宋攻郑，仍无收获，这时晋国力量已经劣于楚国而不能与其抗衡，国内又发生政变。赵盾奔往国外，尚未出境。族弟赵穿杀死晋灵公。赵盾由于“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负了杀君罪名。国内统治阶层频繁的权力之争，使晋的国力进一步削弱。使晋在各诸侯国间的威望更加下降。灵公死后，成公(公子黑肩，文公少子)继立，郤缺为卿。成公建立公族制，赐赵氏为公族大夫，嫡庶子授田，以缓和君卿间矛盾，郤缺则以晋受秦、楚夹攻，又有狄人侵扰，于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采取如下的策略：联结处于秦国北方的白狄，以牵制秦；对东部赤狄潞子，结成婚姻关系，给以安抚。
郤缺采取这些策略，目的在于解除内部矛盾和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力量，进行中原霸权之争。
楚国势力再起
晋国内部动荡，楚国内部也不稳定，南北两个争霸的大国，均忙于自身的纠纷，都没有绝对压倒对方的优势力量。只能拼力保住自己原来的依附势力，熊侣继位，即楚庄王。初期在国内平息了令尹子孔、公子的争权斗争和斗越椒的叛变。国外打破庸国统率的群蛮百濮的进攻。起用政治家孙叔敖为令尹，积极加强国内军政建设。晋军将领士会对楚国当时政治军事说的极为具体：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改革规章制度)，军行，石辕，左追蓐，前茅(持茅旗为前锋)虑无(搜索敌情有无)，中权(主将居中制权谋)后劲(精锐部队为殿后)。百官象物而动(依照各种旗号指挥，而分别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选拔人才)，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族、世家)，举不失德，赏不失旁，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楚国富兵，夺中原霸主地位的雄心又起。楚为了集中打击晋国的势力，它西联秦国，东盟吴、越，结交鲁、曹，北攻郑、宋、陈、蔡。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晋成公元年，郑穆公二十二年，楚军在北林战胜晋军，压服郑国，又起兵进攻陆浑之戎，兵力直趋洛水“观兵周疆”，炫耀武力，威胁王畿，周定王不得已派大夫王孙满前往劳军，楚庄王竟雄心勃勃地企图迫周取而代之，问起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看出楚居心叵测，便答复说：“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考虑到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周王室仍凛然不可侵犯，便收兵南返。问鼎王室，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却将楚急欲称霸、甚至灭亡周天子的企图暴露无遗。
周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楚起兵伐郑，陈和楚联合，晋派荀林父率兵救郑攻陈，击破楚军。此后楚第三次伐郑，压服郑国。楚军撤退，郑又与晋接近。同年，楚以郑始终站在晋国一边，又起兵伐郑。晋将郤缺率兵救郑，与郑军协同作战，在柳棼击破楚军。第二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亲率大军攻郑，进到栎地，逼郑参加在辰陵召开以楚为盟主的楚、郑、陈联盟大会。楚又一次取得伐郑的胜利。
辰陵会盟后，楚压服了郑、陈，又把锋芒指向宋国，为着侵宋指挥的方便，于沂城重新建城，以便作为前进的基地。正在楚大力准备侵宋之际，陈国内部发生变乱，楚军移兵对陈，郑又离楚，与晋会盟结好。楚平定陈变后，次年(公元前597年)举全力北进攻郑，讨其叛楚通晋之罪。晋为救援盟邦郑国，派荀林父统帅自己的主要兵力救郑。晋、楚两国于是爆发了“邲之战”这是继城濮战役后，晋楚两国间又一次大规模战争。
晋军战略上的被动
郑处中原要地，介于晋、楚之间，成为两霸战略上必争之地。楚国城濮战后，基本的战略措施是：主要以兵力压郑就范，进而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南下，以便囊括中原。晋国以郑为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是自晋文公以来一惯的战略方针，因而楚每次伐郑，晋必起兵力争。郑夹在其中，楚来则从楚，晋来则从晋。这时郑与楚结盟，又和晋联合。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晋景公三年，楚军围郑，经过十七天的战斗，郑势穷力竭，守城之男女士卒痛哭。楚军以为郑无力再抵抗，略向后撤，郑君襄公趁机修缮城墙，男女一齐登城巡守复共同战斗。楚军又展开进攻。在郑国奋力抗击楚国的战争中，晋国援军没有及时出动援郑抗楚，战事延续到三月间，郑军不支，国都被楚攻破，只得屈服于楚。晋方援军到夏六月，才到达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摆在晋军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进军渡河，那就要与楚军发生冲突，爆发晋、楚第二次大规模战争；要么停止进军，待机而动。
晋军在这两种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剧烈争执。中军元帅荀林父认为郑已降楚，救援失时，战楚无名，徒劳扰民，没有用处，待楚军退走，我再进军，犹为未晚。上军将领士会赞成荀林父的主张说：用师只观畔而动，楚此时无隙可乘，孙叔敖任令尹以来，军政设施，德、刑、政、事、典、礼等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做到国富兵强，已是不可征服的国家。又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但士会的正确建议遭到中军副将先谷的反对，认为：晋所以霸，师武(军队勇武)臣力(诸臣尽力)。今失诸侯(郑)，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战)，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大丈夫)，命为军帅，而卒(终)以非夫(不成丈夫)，惟群子(你们)能，我弗为也。先谷这些强烈主战主张没有被荀林父接受，他竟擅自率兵渡河前进。他的自由行动严重破坏晋军指挥系统。先谷渡河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荀首提出“师出以律”，否则，就很危险，司马韩厥提出建议说：“彘子(先谷字)以偏师陷(覆殁)，子罪大矣”。“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军。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士会的正确战略主张被先谷的自由行动破坏。荀林父犹豫不决，毫无主见，最后被迫下令全军在衡雍(河南原阳县西)渡河，晋军由此走上了被动之途。
楚军的决策
楚军攻克郑首邑，驻军于郔，封锁晋军南进渡口，向晋军示威，同时战胜郑、宋、陈、卫等国。及晋军由衡雍渡河，楚庄王、孙叔敖怕受晋军渡河的战略奇袭，立即从郔禀转移到荥泽以东地区，打算收兵南返，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与晋军作战。可是和将领商讨“战”和“走”的问题时，出现嬖人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走”的分歧。令尹孙叔敖认为：郑未降服，应与晋战，郑已降服，何必寻仇于晋？全师而归，万气一失。伍参则极力主战。孙叔敖斥责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意即战事失利，虽食伍参的肉，岂能赎主战之罪。庄王同意孙叔敖的意见，由令尹发布南返的命令。但伍参比较了解晋军内部的实情，荀林父优柔寡断，诸将意见分歧，多不听令。便又向庄王陈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荀林父初任执政，难以号令三军。副帅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军主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庄王感到收兵回国逃避战争是耻辱。于是断然推翻南返的决策，复转而向北前进，推进于管，以待晋军到达举行决战。
晋楚最后的摊牌
晋军进驻敖、鄗地区，楚军推进于管城附近，形成对峙状态，郑襄公看出双方战事不可避免，派出大夫皇戍向晋表示友好亲善，请晋战楚，并告知了楚军的情况和郑的态度，“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乘其隙而攻击)，楚师必败”。晋军将领对郑的劝战，也有两派不同主张：以先谷为首，赵同、赵括一派，力主决战；以栾书为首，赵朔、荀首一派，认为郑的劝战完全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想早点结束战争，以便择强而附，主张不要听信郑的劝战言行。
先谷要求接受郑的劝战。下军副将栾书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认为楚、郑都以重要人员为质，关系密切。“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则往”，依我之胜负，决定郑国的依附，对郑的劝战不可接受，下军主将赵朔极力赞成栾书的主张。赵同、赵括则附合先谷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国)又何俟，必从彘子”。荀首当即批评赵同，赵括说：“原(赵同)屏(赵括)咎(指即将获罪的先谷)之徒也”。荀林父犹豫于两派意见之间，难以作出决定。
楚庄王伐郑，开始并无对晋作战的企图，但以后改变企图，采取以派人求和探明晋军的真实意图再行交战的策略。如果向晋请和而被拒绝，然后交战，则曲在晋，而不在楚。于是派遣少宰为代表到晋营地，提出请和说：此行“将郑是训，岂敢求罪于晋”？晋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周天子，辅佐王室，今郑怀有二心，特奉王命质问郑国，并无与楚对阵的意思。这番答复本来是讲和休战的正当理由，但先谷则认为有谄媚敌人之意，改派赵括为代表去拒绝楚国的提议。在些之前楚已派代表到晋议定和约日期，但尚未和谈，战争却爆发于敖、鄗地区。
晋楚两军作战序列
一、晋军
统帅：中军元帅荀林父
副帅先谷
将领：司马韩厥
大夫赵括
上军主将士会
副将郤克
大夫巩朔
韩穿
下军主将赵朔
副将栾书
大夫荀首
赵同
兵力：兵车六百辆，步卒约四万人。
二、楚军
统帅：楚庄王熊侣
幕僚：大夫伍参
将领：令尹孙叔敖
潘党、乐伯。
王属部队：左广御者彭名
车右屈荡
右广御者许偃
车石养由基
中军：主帅沈尹
左军：主帅公子婴齐
右军：主帅公子侧
晋楚两军作战策划
一、晋军
晋军渡河推进到敖，鄗地区与楚军遥相对峙。战斗发生前夕，统帅荀林父无具体作战计划，副帅先谷竟妄自尊大，轻视敌人说：“多备何为！”这就影响到下军也无作战计划，上军士会则反对无计划的作战说：“有备不败”。也遭到先谷的拒绝士会乃断然与副师郤克等决定所属上军的作战计划：
(一)于鄗山前沿分别设置七处伏兵；
(二)郤克和巩朔、韩穿担任伏兵指挥。
由于上军战前者准备，有预定作战计划，战斗开始能够有秩序地打击楚军，主动进退，运用自如。
二、楚军
楚军战斗前派人到晋军和谈，谈判失败，决计进攻。
(一)左军向晋上军进攻；
(二)右军向晋下军进攻；
(三)中军和两广向晋中军进攻。
中军为主要进攻兵团，左右两军分向晋军侧翼进攻。
邲地附近作战经过
楚庄王根据少宰回报晋军意向和将领间意见的分歧情况，再派使者向晋卑词求和。晋荀林父渡河原非本意，乘楚再遣使求和，也就表示同意议和，晋军等待会盟时机。但楚却另行派遣将军乐伯、由许伯为御，摄叔为车右，突然向晋军进行连续挑战。乐伯所驾兵车与晋巡逻部队相遇，乐伯射中一人，俘获一人，回车而去。晋将鲍癸闻悉楚军挑战，即率兵车分三路追击。乐伯左射马、右射人，晋军左右两翼不能再进。鲍癸中路眼看就要追上，乐伯手上只剩一枝箭。这时，恰巧出现一只麋鹿，乐伯将它射倒，派车右摄叔下车送给鲍癸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请从者”。鲍癸感到楚将以礼相待，不应侵犯，仍停止追击，各自回营。
晋将魏锜于鲍癸追击楚兵之际，要求单车向楚挑战，荀林父不同意，魏锜改称向楚议和，荀林父答应了。魏锜因求公族(任公族大夹之官)没有达到目的，希望晋军失利，以败荀林父之功。他到楚营，不提议和之事，而是进行挑战。楚将潘党亲自率兵车，前来追击，追到荥泽，魏镝发现麋鹿六头，乃射倒一只，派车右送给潘党说：“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潘党感到再追击显得无礼，于是停车而还，双方挑战与应战，揭开晋楚邲战役的序幕。
魏锜往楚营挑战时，赵旃也以同样理由前往楚营。魏锜被潘党赶走，赵旃则停车楚营门外，派士卒进楚营挑战。进入楚营的士卒，杀人放火，彻夜骚扰，造成混乱，待至天色黎明，楚庄王亲率左广驱逐赵旃，赵旃车逃奔松林内，屈荡下车与赵旃博斗，抓得赵旃的甲裳，而赵旃轻身逃脱。在荀林父派魏菏、赵旃往楚营请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另派荀莹率车前往接应。车带起尘埃，潘党以为晋大军到达，立即向楚庄王报告。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追逐挑战的晋军，有被晋军包围的危险，赶忙饬令大军全部出动。楚庄王遥望北方尘埃高度有限，判断不是晋军主力。于是饬令全军迅速前进，车驰卒奔，蜂拥蚁附直冲晋军。面对楚军的突然进攻，晋军统帅荀林父手足无措，竟发出全军撤退、先渡河者有赏的命令。中军、下军向右移动，上军将领士会，因予有准备，已在敖山设伏，则拒绝元帅敌前撤退命令而巍然不动，楚将工尹齐指挥右军，驱逐晋下军，晋荀莹率卒营救赵旃的车；左参中箭先倒，荀莹遂为楚将熊负羁所俘虏。赵旃登上逢伯的车免得于难。荀林父，先谷混于败兵中逃奔，败将残兵汇集河岸，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中、下两军争先抢渡，自相砍杀，引起更大的混乱，使军队遭到惨重损失。
楚军一方面以右军进攻晋中，下军，同时派潘党指挥中军的一部支援公子婴齐的左军对晋上军进攻。楚将唐狡，蔡鸠居和唐侯也参加战斗。晋上军预先配备了伏兵，由副将郤克指挥机动掩击(伏击)楚军，给以沉重打击，使公子婴齐等不敢再进。郤克此时决心转取攻势，遗其子郤錡(驹伯)向士会请示。士会根据当时的敌情，说明上军不便单独反攻的道理，士会说：“楚师方壮(士气正盛)若萃于我(集中全力攻上军)，吾师必尽(有被消灭危险)，不如收而去之(兵无死伤，全师而归)，分谤生民(六师同退，借以分罪)，不亦善乎”。士会与郤克亲自殿后，指挥上军有秩序地向河北岸撤退，晋上军的井然转移，使楚军不敢进逼。
晋下军大夫荀首已到河岸，登上渡船，得到其子荀莹被楚军俘虏的消息后，立即离船登岸，集合荀氏族兵数百人，决定向楚军反攻，魏锜和荀莹私交很厚，也自动参加，荀首在下军素得兵心，许多上了船的士兵，闻讯也下船相随前进，士气反而比初期旺盛。荀首反攻前进中，适与楚军先头部队相遇，楚军将士正在掠取晋军遗失的车辆、甲仗等物品，混乱当中，不防荀首的兵车突然袭击而来，一个个张皇失措。荀首先射倒楚将连尹襄老，接着在魏锜协助下，活捉了公子谷臣，用战车载着襄老尸体和公子谷臣，急驰而去，荀首奇袭成功。荀首营救其子，奇袭规模虽然有限，给楚军的损害也不大，但实际上，却起到了为中下军渡河作掩护，使楚军不敢继续压迫渡河的晋军，从而保障了晋尚未渡河部队得于夜间渡过了黄河，次日拂晓完全移驻于黄河北岸。
战后双方的动态
晋国邲战的失败，并非楚军的特别强大，而是晋军内部将领意见分歧和荀林父统御无方所造成，晋军残部七月间回到绛都，荀林父没有回避责任，向晋景公请死。景公同意他的请求。士贞子则向景公进谏，不要处死荀林父。并以城濮战后楚杀得臣而文公喜的往事为教训，认为今日杀林父是加重楚的胜利，并说荀林父平时能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而“失败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景公接受士贞子的意见，免除荀林父的处分，仍使他担任原职，晋国上下不甘心失败，积极整军经武，准备再战。
邲地战后，楚军推进衡雍。三十五年前城濮战后，也是在这个地方晋文公筑周天子行宫于践土，率诸侯朝见、献俘。楚庄王率楚军以战胜者姿态到达，将士中充满胜利后的骄傲气氛。潘党竞向楚庄王建议，收集战死者尸体，以为京观，示后世无忘这次武功。楚庄王拒绝潘党的建议，进入践土王宫，亲自祭河，并筑楚先君宫殿，告捷凯旋，既没有做出强烈的刺激晋人主举动，同时又洗雪过去城濮战败的耻辱，还保持了战胜晋军的胜利姿态。
战役评述
城濮战后，秦、晋发生崤函之战，两国关系破裂，晋陷于对秦对楚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成公时期，郤缺执政，采取东和赤狄，西连白狄策略，晋西顾之忧减轻，腾出力量对楚。好在楚在这一期间，国内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晋、楚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楚庄王继位，逐渐解决了内部矛盾，整军备战，势力又趋强大，再次积极推争霸中原的战略意图。晋为着维持盟主地位，虽然在国力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起而与楚抗争。于是形成晋、楚两霸的重新竞争对抗，楚争陈攻郑，晋援郑攻陈。短时间内楚向郑发动六次进攻，晋援郑攻陈两次，并和楚发生两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此去彼来，大规模战争已经无法避免，邲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战略上的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友的具体战略态势恰当地决定交战的时机和方式，是关系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环节。晋军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失算于一时，进而导致了全局的失利。本来，楚军围郑，晋国援军行动迟缓，到达河北岸温邑，郑已降楚，援救失时，荀林父的待楚军退后收复郑以及士会的兼昧攻弱，都不失为制楚服郑的有效战略，但被先谷的自由行动所破坏，战略上已处于不利地位。但晋军渡河选定衡雍，渡河后立即威胁楚军左侧翼，压迫楚军迅速“南辕返旆”，给晋军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而带来了新的转机。可惜渡河后将领间又意见分歧，统帅荀林父举棋不定，完全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请盟变为挑战，敌军进攻迫在眉睫，先谷竟毫无根据地反对准备应战，这些都是促成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楚国在邲战中的胜利，虽并非完全出于战前对双方战略全局的详细分析判断，得出了胸有成竹的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但它却善于分析和掌握临战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坚定了与晋交战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无疑，这对弥补楚军原先战略上谋划不足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来在郑降服后，楚并无继续对晋作战的企图，但由于嬖人伍参对敌情的详细分析和判断，才使楚庄王改变了收兵卷旗的决定，并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战争前夕，两度派人向晋请和订盟，目的并非是真正请和，而是借机窥测晋的虚实。但却给各方诸侯造成了楚要和，晋要战，楚直晋曲的影响，政治上在诸侯国间占了上风。楚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全军猛烈进攻，由于政治、军事配合密切，所以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楚军在这次作战中，因在指挥上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结果只获得有限的胜利，未能夺取更大胜利，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楚军乘晋军主力渡河时发动进攻，虽然抓住了战机，但指挥不力，投入的力量不大，因而，没有给晋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大部晋军渡河走脱。
第二、进攻晋上军，虽然加强了左军力量，但遇到晋军有组织的抗击后，反而不敢逼进，更谈不上进攻。这说明楚军战斗力并不比晋军强。而当击溃敌人的右军，部分楚军即在战地休息，没有参加左军方面协同战斗，这暴露了楚军在指挥上缺乏应有的统一性。
第三，将士都忙于抢掠战利品，没有敌情观念。所以荀首率领部分将士突然反击时，连重要将领王子谷臣都不得不束手就擒，连尹襄老被射死，这都是可以避免的意外损失。
楚军战役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楚人说的“犹有晋在，焉得定功”的警语，一方面是教育楚军将士不要把局部胜利当成全局上的胜利，不要骄傲自大；另方面也是鉴于晋还强大、不结更大的仇恨于晋，同时也避免引起各国诸侯的警惕戒备。楚军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切各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