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战国——晋楚夹缝中的陈国
公元前570年冬天,鸡泽之会刚刚落幕,楚共王就派兵入侵陈国,以惩罚陈国的背叛行为。消息传到晋国,中军元帅韩厥深感忧虑,他在朝会上说:“当年商纣王无道,天下诸侯有三分之二都愿意跟随周文王反叛商朝。但周文王认为时机未到,怕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保护这些诸侯,所以仍然带着他们臣服于纣王。今天晋国的实力不足以降服楚国,虽然接受了陈国的投诚,但是想要保护陈国不受楚国的侵害可就难了!”
公元前569年春天,陈成公病逝。正在围攻陈国的楚军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好让陈国人安心举行葬礼。楚军此举,自然是希望陈国人知恩图报,主动回到楚国的怀抱。然而陈国人不领情,办完陈成公的丧事,继续拿起武器守卫城墙,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架势。其实,在晋国无法保证陈国安全的情况下,陈国人这样卖命地抵抗楚国的入侵,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鲁国大夫臧孙纥就曾说:“陈国如果不臣服于楚国,必定会灭亡。楚国已经尽到了礼数,陈国人却不服气,就算是大国也不应该这样做,何况是区区小国?”
同年夏天,楚军恢复进攻,而且指使附庸的顿国也派部队加入围攻陈国的行列。而晋悼公却仍然采取观望的态度,除了声援陈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晋悼公这样做,并非薄情寡义,而是自有其不得已的难处。陈国离楚国最近,如果贸然发兵相救,晋军劳师袭远,胜算不大;而楚军以逸待劳,可战可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楚军手里。晋军就算获一时之利,也不能抵消楚军在地理上的优势,陈国始终处于楚军的有效火力范围之内,这样的仗打了也没什么意义。
事实上,此时的晋悼公,对于如何重建晋国的霸业,已经有了新的思路。这一年冬天,山戎部落联盟的首领、无终国的国君嘉父派了一位名叫孟乐的使臣出访晋国。孟乐通过魏绛向晋悼公献上了山戎地区的特产——虎豹之皮。面对山戎的主动示好,晋悼公的脑子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对魏绛说:“戎人贪婪而且缺乏亲情,现在主动上门讨好,对我们必定不加防备。我们如果趁机进攻,应该可以获得大功。”
魏绛当时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晋悼公的意图。自古以来,所谓雄图霸业,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悼公既然不能对陈国施以援手,便将眼光转向“攘夷”二字,希望通过征服山戎来得分。魏绛想,晋悼公的这个想法并没有错,然而却经不起现实的推敲。他对晋悼公说:“诸侯刚刚服从您的领导,陈国也是新近才加入同盟,大家都等着看您的表现。如果您有德,则会更加团结和睦;如果您无德,则诸侯各怀二心,甚至可能背弃晋国。如果现在出兵讨伐山戎,而楚国趁机加紧围攻陈国,我们必定没有办法救援。对于陈国来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彻底放弃他们了,而其他诸侯也会因此而丧失信心,与我们离心离德。山戎,不过是禽兽罢了,得到山戎而失去华夏诸国,这样的生意不划算。《夏书》上说,有穷氏的后羿……”
晋悼公听得入味,忍不住插了一句嘴:“后羿怎么了?”
魏绛清清嗓门,接着说:“当年夏朝走向衰落,后羿就从鉏地迁到穷石,建立了新的政权。后羿仗着自己箭术精湛,不理朝政,终日沉溺于打猎。他抛弃了武罗、伯因等贤臣而重用寒浞这样的小人。那个寒浞啊,在宫内讨好后羿的女人,在宫外还通过施舍来收买人心,愚弄百姓。他趁着后羿外出狩猎的机会,霸占了他的国家。后羿的百姓和女人都倒向了寒浞一边。后羿在打猎的地方听到消息,还梦想着反攻倒算呢,结果就被手下的人杀了,还将他煮熟,让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因此被杀死在城门口。夏朝的贤臣靡逃亡到了边远地区才躲过屠杀。寒浞和后羿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作浇,一个叫作豷(y),父子三人不修德政,只喜欢战争,他们消灭了斟灌氏和斟寻氏。靡于是收集了两国的遗民,带着他们起义,消灭了寒浞,杀死了浇和豷,有穷氏从此就灭亡了。”
魏绛说到这里,偷偷看了晋悼公一眼,只见他眉头紧锁,若有所思,于是继续说:“后羿身居帝位,却贪恋打猎,忘记了国家大事,只想着飞禽走兽,所以亡国灭种,后人要引以为鉴啊!”
顺便插一句,晋悼公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猎。所以魏绛这番话是一语双关,既是以禽兽比喻山戎,建议晋悼公不要将精力放在山戎身上;又是教育晋悼公正确对待自己的爱好,以国家大事为重。
晋悼公沉吟半晌,道:“那依你之见……”
“与其伐戎,不如和戎。”
“和戎?”晋悼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戎”这个词。在后世的历史中,和戎逐渐演变成对古代游牧民族妥协的代名词,这恐怕是魏绛始料不及的。
“是,和戎有五利。”魏绛说,“第一,戎狄部落都是游牧民族,他们逐草而居,重视财物而轻视土地,可以通过收买来获得他们的土地;第二,和戎之后,边境和平,人民安居乐业,可以专心发展农业生产;第三,山戎臣服于晋国,是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有利于在诸侯之间树立晋国的威信;第四,以德服人,安抚戎狄,无须动用武力,可以节省开支,减少流血;第五,您以后羿为前车之鉴,重视德政,远方的人们会前来归顺,邻近的国家也会服从领导。请您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晋悼公说:“寡人很高兴听到您的见解,就照您的意思办!”于是他命魏绛与无终等山戎部落会盟,同时致力于修整国政,治理百姓。还将打猎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安排在农闲时节进行。
事实证明魏绛的和戎政策是正确的。通过和戎和修整国政,晋国一方面增加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威信。公元前568年夏天,晋悼公终于等来了一个他盼望已久的人——吴王寿梦的全权特使寿越。
寿越向晋悼公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就前年吴国没有参加鸡泽之会表示歉意;二是希望与中原诸国加强合作,成为晋国的正式盟国。
晋悼公大喜过望,给予寿越很高的礼遇。同年九月,晋、齐、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鄫等国诸侯与吴国的寿越在戚地会盟。会后,晋悼公以盟主的身份,命令各国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帮助陈国抵抗楚国的入侵。
就在晋悼公大会诸侯、建立起规模空前的“国际”同盟的时候,楚共王悄悄改变了策略。他一面命令部队保持进攻态势,一面派人给陈国新任君主陈哀公送去一封信。
“自先君庄王入陈以来,陈国与楚国历年友好,何故突然背叛寡人,以至于两国刀兵相见,生灵涂炭?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事到如今,我们也就实话实说了。”陈哀公回复,“陈国之所以背叛,实在是逼不得已,因为贵国令尹贪得无厌,总是向陈国索取大量的财物,我们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啊!”
“什么?”楚共王大吃一惊。他马上派人秘密调查公子壬夫,结果比他想象得更严重。原来公子壬夫的手不只是伸向陈国,但凡楚国的盟国,都不同程度地被他勒索过财物。“原来我们只要向楚王纳贡,可令尹上台后,我们不但要向楚王纳贡,还要向令尹纳贡,而且负担不只增加了一倍。为什么?因为令尹拿得比楚王还多。”
“那你们为什么不及早向楚王报告呢?”
“谁敢得罪令尹啊?搞不好,他编一个罪名,楚国大军就杀到我们的土地上了,我们只能委曲求全!”
事情查明之后,公子壬夫被判以极刑,并立即执行。
说句题外话,令尹在楚国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因为勒索别国的财物,竟然说杀就杀了,可见楚共王无法容忍官员的腐败问题。事实上,但凡智商正常的封建君主,对于属下的贪赃枉法行为总是难以容忍,因为他们都清楚,这种行为会严重危害自己的统治,甚至导致国破家亡。相对而言,那些职业官僚,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就大很多,因为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也只是匆匆过客,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在意。
公子壬夫死后,楚共王的弟弟公子贞接任令尹。此时,晋悼公亲自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集结完毕,正在前往陈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士匄(gài)哀叹道:“现在去已没用了,陈国必定会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人杀死公子壬夫而立公子贞,就是要改变对陈国的政策。陈国紧邻楚国,远离晋国,楚军朝发夕至,陈国人敢不听从楚王的号令吗?依我看,现在占有陈国只是一个梦想,还不如放弃!”
公元前568年冬天,诸侯联军抵达陈国,开始部署陈国的防务。而楚共王无视联军的存在,也派公子贞带领楚军向陈国进军。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略抗衡,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人多势众,而公子贞率领的楚军占有地利之便。双方虽然来势汹汹,却都不敢轻举妄动。对峙了十来天之后,眼看年关将近,双方都感到没有必要再硬撑下去,于是不约而同地撤军回国。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个结果并不坏。在对待陈国的问题上,他和韩厥、士匄等人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能一战将楚国彻底打垮,那任何局部的胜利意义都不大。换言之,陈国始终是楚王嘴边的肉,谁也抢不走。因此,发动诸侯保卫陈国,更多是一种姿态,是为了体现晋国作为霸主的责任,也是为了让陈国至少不那么死心塌地跟着楚国走,能时不时给楚国制造一些小麻烦。
从陈国撤回来之后,晋军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军元帅韩厥因为年事已高,向晋悼公提出辞职,要求退居二线。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晋悼公打算立韩厥的长子韩无忌为卿,接任中军元帅。然而韩无忌自幼患有残疾,腿脚不太方便,他委婉地拒绝了晋悼公的好意,说:“诗上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请您考虑我的弟弟韩起吧,他为人宽厚,作风正派,适合担任军职。”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见于《诗经·国风·行露》一诗,原来的意思是一女子与一男子相爱,男子要她趁夜前来相会,而女子遵守礼法,不敢前去,所以回答说:“难道我不想朝朝暮暮和你在一起吗,奈何道路上的露水太多啊!”韩无忌以这句诗为比喻,告诉晋悼公自己身体不便,不能早出晚归地工作,恐怕耽误国家大事。而“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见于《诗经·小雅·节南山》一诗,意思是自身有疾,不能躬亲办事,则不能获得大众的信任与认可。
晋悼公也是饱学之士,一听就明白韩无忌想说什么。于是他同意了韩厥的辞职,并提拔荀罃为中军元帅。同时他认为韩无忌宅心仁厚,真实可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就干脆任命他担任了首席公族大夫,负责管理贵族的生活风气。
公元前566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再度出兵陈国。陈国现在成了楚国人牵着晋国人鼻子走的工具。为了维护霸主的权威,晋悼公不得不发动诸侯“抗楚援陈”,一大群公啊,侯啊,伯啊,子啊,顶着凛冽的寒风,聚集到了郑国的鄬(wéi)地,与楚军形成对峙之势,为陈国撑腰打气,史称“鄬之会”。
作为鄬之会的东道主,郑僖公自然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郑僖公还没等见到列位诸侯,就死在路上了。
杀死郑僖公的人,是他的厨子。指使厨子的人,则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公子騑。按照《左传》的说法,公子騑之所以要杀郑僖公,是因为郑僖公这个人过于无礼。
郑僖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曾与公子喜一道出访晋国,在晋国人面前对公子喜很不尊重;又曾与子丰出使楚国,对子丰也有无礼之举。公子喜和子丰都是郑穆公的儿子,按辈分是郑僖公的祖父辈,而郑僖公却当着外国人的面对他们无礼,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次参加鄬之会,公子騑负责辅佐郑僖公,可郑僖公无礼的毛病却又犯了,当着一干随从的面对公子騑大呼小叫。连身边的侍卫都看不下去了,提醒他不能对执政大臣无礼,可他还是不听。侍卫一再劝谏,他就干脆命人将侍卫拉出去砍了脑袋。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騑下决心除掉这个无礼之徒,所以买通了郑僖公的厨子,在他的饭菜中下了毒。
郑僖公死后,公子騑等人奉年仅五岁的大子嘉为君,这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简公。同时他派人到鄬地向晋悼公报告,说郑僖公死于疟疾了。然而,据后人推测,公子騑杀郑僖公,其实并非是因为他的无礼,而是一桩政治谋杀。前面说过,郑成公感念楚共王的救援之恩,临死的时候交代公子騑要继续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后来晋国采取威逼政策,修筑了虎牢关,迫使郑国向晋国屈服。郑僖公本人对于楚国并无好感,投靠晋国之后,积极参加了晋悼公主导的几次“国际”行动。而公子騑却牢记着郑成公的遗嘱,还想着再度回到楚国的怀抱,因此才杀死了持不同政见的郑僖公——这种推测并非全无道理。
东道主虽然不与会,可鄬之会一开始仍然很热闹,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搞得各位诸侯兴味索然,以至于会都开不下去了,那就是——陈哀公不辞而别,跑回陈国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鄬之会就是为了救援陈国而来的,被救的人怎么能够一声不吭就跑了呢?
原来,在“入晋”还是“入楚”这个问题上,陈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哀公在鄬地听从晋悼公的号令,而国内的大臣庆虎和庆寅却有了异心,他们暗中串通楚国人,将陈哀公的弟弟公子黄骗到楚国囚禁了起来,然后派人向陈哀公报告:“楚国人已经抓走了公子黄,现在国内群臣无主,您再不回来,恐怕就会发生内乱,有人要趁机夺权了。”
陈哀公听到这个消息,来不及收拾行李,就连夜跑回了陈国。晋悼公刚开始很生气,后来想想也就释然了。诚如当年韩厥所言,晋国的实力不足以降服楚国,与其因为陈国而被楚国牵着鼻子走,隔三岔五地发动诸侯来抗楚援陈,倒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解散诸侯联军,放弃对陈国的责任——逃跑的是陈哀公,不是晋悼公,这个责任应该由陈国来承担,因此无损于晋国的威望。
公元前565年春天,即位八年的鲁襄公第三次来到晋国的首都新田,朝觐了晋悼公。这一年,鲁襄公才十三岁,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往奔波于山东与山西之间,还要小心翼翼不能说错一句话,这个国君做得实在是一点也不轻松。他所享受到的待遇,也无非是在晋侯的朝堂之上吃上一顿羊肉,喝上两口醴(lǐ)酒,而且还不是免费的——事实上,吃完这顿并不丰盛的晚餐之后,他还必须恭恭敬敬地坐在晋悼公的下首,“且听朝聘之数”。
所谓朝聘之数,就是诸侯每年贡献给霸主的财物,换一种说法,就是保护费。按照周礼的规定,这笔费用本来应该交给周天子的,可是自从周平王东迁,霸主政治兴起,大伙便与时俱进,将它交给霸主了。从数量上看,这笔费用绝对不是小数,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四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在仲孙蔑的辅佐之下第二次朝觐晋悼公,向晋悼公提出一个要求——将鲁国附近的鄫国变成鲁国的附庸。晋悼公不答应,仲孙蔑便说:“寡君周围,强敌环伺,但仍然矢志跟随晋国,只要晋国提出要求,我们总是想尽办法满足,不敢有丝毫马虎。这些年来,您的官员总是不时来到鲁国要求出人出钱,全然不顾鲁国面积狭小,产出不丰,无法满足需求。如果您能考虑鲁国的难处,将鄫国交付给鲁国管理,让寡君多少能减轻一些负担,那就感恩不尽了。”言下之意,大鱼吃小鱼固然天经地义,但小鱼也要吃虾米填饱肚子,才能满足大鱼的胃口啊!
公元前565年5月,晋国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专题讨论“朝聘之数”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决议,第一次将各国每年应该交给晋国的财物数量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会前通知,各国都是派卿大夫这一级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唯独郑国的国君、年仅五岁的郑简公亲自到会,而且给晋悼公献上了一份厚礼——几百名用绳索系成一串的蔡国俘虏。
原来,郑僖公被谋杀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联合起来,准备杀死公子騑,为郑僖公报仇。然而保密工作没做好,公子騑事先得到了情报,先下手为强,将他们都杀了。为了稳定郑国的政局,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年四月,司马公子发带兵入侵了楚国的盟国蔡国,不但大获全胜,还俘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
捷报传到新郑,整个新郑城都沸腾了。自郑庄公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来,郑国一直在几大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然而这一百多年来,郑国人却屡有惊人之举,不但能将宋国、许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多次在局部战场上打败过晋、楚两大强国。这一次对蔡战争取得空前的胜利,再度点燃了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去迎接凯旋的战士。
在满城狂热中,只有一个年轻人愁眉不展,那就是公子发的儿子公孙侨。他不但不祝贺公子发取得的赫赫战功,反而说了一句很丧气的话:“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如果楚国兴兵前来问罪,我们能够不屈服吗?一旦屈服于楚国,晋国的军队又要来了。如果晋、楚交相讨伐郑国,自今以后,郑国至少要有四五年不得安宁了!”
公子发大怒:“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军国大事,自有大臣去管,小孩子胡说八道,必定惹祸上身!”
此时正好晋悼公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包括公子发在内的郑国众卿都想在各国代表面前炫耀一下郑国的武功,于是就有了郑简公向晋悼公“献捷”这一出戏。
顺便说一句,公孙侨字子产。在中国的历史上,“子产”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甚至有人将他称为“春秋第一人”,置于孔夫子之上。关于子产的故事,以后还会详细讲,在此不多说。
不幸被子产言中,郑国攻击蔡国的行为果然使得楚共王大为震怒。同年冬天,楚共王派公子贞带兵入侵郑国。
楚国大军一出现在郑国的地盘上,郑国内部就产生了矛盾。公子騑和公子发等人主张“从楚”,也就是屈从于楚国的压力;而公孙虿(chài)和公孙舍之等人主张“待晋”,也就是等待晋国的救援。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公子騑说:“人生不过百年,难道能够等到黄河清澈的那一天吗?总是算卦问卜,无非是给自己编织罗网。一件事情如果有太多人参与讨论,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难以成事。现在楚军攻势甚猛,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还是先屈从楚国,缓解人民的痛苦吧!如果晋军来到,我们大不了又屈从于晋国。恭恭敬敬地准备好财礼,谁来就奉献给谁,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啊!”
公孙舍之反驳说:“小国对待大国,最重要就是一个信字。小国不守信义,兵乱就随时可能到来,这样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这些年间,郑国先后参加过晋国主办的五次会盟,好不容易建立起信任,今天却要背信弃义,就算有楚国做我们的后盾,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楚国亲近郑国,无非是把郑国当作其边境的县邑,还不如晋国,国君圣明,四军完备,八卿和睦,必定不会抛弃郑国。而楚军劳师袭远,军粮不济,很快就会打道回府,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在公子騑的坚持下,郑国还是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再次倒向楚国。并且还派大夫王子伯骈到晋国通报情况,对晋悼公说:“您命令敝国‘修整车乘,动员部队,讨伐不义’。蔡国不服从您的领导,敝国不敢坐视不理,所以倾全国之力去攻打他们,俘获了司马公子燮,送到了邢丘。今天楚国来讨伐我们,问:‘你们为什么攻打蔡国?’接着又烧毁了新郑城郊的堡垒。我们的国民,不分男女,都无暇闲坐,相互救助。一旦楚国大军入城,玉石俱焚,那些死亡的人们,不是父兄,就是子弟,于是人人悲痛,不知向谁哭诉。人民都要求与楚国和谈,寡君和两三位重臣不能禁止。以上实情,不敢不来相告,请一定体谅我们的难处。”
郑国人历来以善于辞令而著称,晋悼公不想和王子伯骈饶舌,就派中军元帅荀罃简单地答复道:“贵国受到楚国的入侵,也不派一个人到晋国来报信,就已经和楚国签订了和约。这显然是你们的国君早就预谋好的,老百姓哪有胆量违抗国君的意志?寡君只能率领诸侯到新郑城下与你们相见了,请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