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战国——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
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
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
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
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
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
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
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
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
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
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
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儿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法办。
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定了多项限制措施。
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法家式的经济体制已见雏形。
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
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用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
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大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
当然嬴驷不会申诉，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
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
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大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大子的罪。
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
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大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
大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大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
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
《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申述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
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
“方便得很，方便得很。”
“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
所有人都傻了眼。
“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
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