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图强——变法



李悝是有备而来的。

李悝的准备非常充分。

李悝准备的是一套《法经》，根据历史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也正因为此，李悝成为中国历史上无可争议的第一个法家，并被记载入中国法制史。

然而，后世的人们只注意到了《法经》的时代和内容，却忽略了《法经》所适用的对象。事实上，后一点才是李悝最非同凡响的一点。因为如果仅仅看重内容，则《法经》不过是此前各种刑罚的改进版或者强化版，并不具备划时代的意义。

历史上，这被称为李悝变法。李悝变法彻底改变了战国的走势，扎扎实实地改变了中国历史。遗憾的是，人们记住了商鞅，却忘记了李悝。

七

李悝呈献了《法经》给魏文侯，这让魏文侯有些始料未及。

《法经》共分为六大部分，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其中，盗法的内容是关于盗抢公私财产应受到的刑罚。之所以这一部分被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当时盗匪横行是魏国最大的问题。贼法的内容是除盗抢之外的各种刑事犯罪应受到的刑罚。这两类犯罪构成了魏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成分，用李悝的话说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囚法的内容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类似于当今的刑事诉讼法。捕法的内容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类似于如今的公安部门的规则。杂法的内容是有关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刑罚，这部分内容较杂，但是相对来说社会危害远小于盗贼。

具法的内容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刑法部分就是以《法经》为基础。而此后的汉朝刑法，又承袭了秦朝的刑法。因此可以说，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刑法，追根溯源在《法经》。

遗憾的是，《法经》已经失传，关于《法经》的具体内容只能从此后的零散记载中获取。

关于盗的处罚，大盗戍为守卒，也就是充军，罪行严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窥宫就是盗窃未遂，拾遗就是捡了东西据为己有，膑刑是削掉膝盖，刖刑是砍脚。再譬如贼法中规定，杀一人者偿命，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杂律主要内容为六禁。一是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也就是通奸和重婚，男子处以宫刑，女子处以死刑。二是狡禁，是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基本上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诋毁国家领导人之类的罪行。三是城禁，是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基本上就是不得在城门关闭之后翻越城墙。四是嬉禁，是关于赌博的禁令。五是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六是金禁，是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可以看出，刑罚比从前要重，而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株连。

什么是籍没？就是先除籍再没收。除籍的结果就是从此不再属于士农工商，而是成为“野人”，失去一切机会。所以，这个“籍”相当于现在的“开除公职”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犀首原本是一种战马的名称，此处是指专职军事官员。不过，在当时，这种官员的地位不高，低于大夫。所以，在李悝的变法中，依然维持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在卿大夫层面依然适用周礼。

推行《法经》，对魏文侯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因为《法经》所约束的对象是士这个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弱势群体。何况，魏国的治安确实太糟糕，老百姓们也都期望政府有什么办法来整治。

很快，魏文侯颁布了《法经》并且立即生效，整体而言，除了一些人认为处罚过重之外，多数人愿意接受。至此，旧的晋国刑法在魏国境内被废除了。

《法经》的使用立竿见影，魏国境内的刑事犯罪迅速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往日的大盗们要么被绳之以法，要么逃去了邻国，多数人则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想其他办法谋生活了。

魏国人民一片叫好声。

可是，在一片叫好声中，酝酿着更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士太多，犯罪分子太多，一时可以打压，可是长久不是办法。毕竟，犯罪分子也要吃饭，谁也不会等着饿死。

果然，犯罪行为很快反弹，并且，手段更加凶残。过去是抢劫不杀人，现在是抢劫带杀人，杀人是为了灭口。

几起大案出来，整个国家又开始陷入恐慌之中。

怎么办？

魏文侯又和李悝商量。

“主公，咱们去河边散散心吧。”李悝建议。

魏文侯不知道李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既然李悝提出来了，魏文侯也不便反对。于是，魏文侯叫了车，和李悝出门了。路过段干木家的时候，李悝让人把段干木也叫上了。

三人来到黄河边，下了车，就在河边站立。

河水奔腾，滔滔不绝。

“师兄，我想请教一个做生意的问题。”出乎魏文侯的意料，李悝没有谈论国事，而是说上了生意。

难道，李悝想去做生意？

“请说。”段干木也有点奇怪。

“据说，无论什么样的商人，就算是那些很奸狡的商人，都愿意和你做生意，而且愿意和你交朋友，你是怎么做的？”李悝问。

“简单啊，我做生意，都是跟对方先把钱算清楚，哪些是你赚的，哪些是我赚的，让人家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利益，扎扎实实拿到自己的好处，大家共同赚钱，所以他们跟我做生意都很轻松很信任，自然就能交朋友。”段干木说，末了还加了一句，“其实，这都是田子方教我的。”

魏文侯听得直点头，最后听到段干木说到田子方，心头默默记下了这个人名，因为他感觉田子方比段干木还要高明。

“主公，你看这河水。”李悝突然话头一转，不再和段干木说做生意，而是和魏文侯说起了河水。

“啊。”

“当年河水泛滥，鲧治水，只堵不疏，于是水患更重。大禹治水，又堵又疏，终于成功。”李悝的话进入了正题，这是他请魏文侯来河边的目的了。

“先生的意思，如今的魏国也是这样，颁布《法经》是堵，下面该疏了？”魏文侯是个聪明人，当即问道。

“主公说得对。”李悝适当地夸奖了魏文侯一下，这样更容易让他接受自己的说法。“仅仅靠刑罚，迟早会激发民变，就像以堵防洪，迟早洪水会冲垮大坝。”

“那，怎么样疏呢？”

“盗匪主要的来源是士，他们受过六艺教育，原本是不愿意做盗匪的。为什么做了盗匪？因为生活无着，前途无望。这么说吧，都是被逼的。”李悝说到了问题的症结，而这是魏文侯一向知道但是一向不想说的。

“没错，”段干木突然插了话，似乎他很有感触，“世上没有人是天生做盗贼的，大凡这些杀人越货、抢夺偷窃的，都是因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时间久了，就要犯罪。如今，我们的刑罚实际上是专门对付那些吃不饱饭的人，这不是太不公平吗？”

魏文侯看看李悝，再看看段干木，这师兄弟两个一唱一和，好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

“难道，国家还要把他们养起来？那国家是负担不起的。”魏文侯说。他之所以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其实不难解决，只看主公的决心了。”

“什么决心？我有。”

“那好，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李悝说。意思是，一个国家要治理好，要让干活的人有饭吃，让立功的人享受俸禄，让有能力的人担当职责，赏罚都要说到做到。

“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魏文侯反问。意思是其实我赏罚都已经很得当很及时了，可是大家还是不尿我，怎么回事？

“那就是这个国家淫民太多了。”李悝回答。

什么是淫民？嫖娼卖淫的人民？零分。

淫荡偷情的人民？零分。

“这个淫民是个什么东东？”魏文侯也没弄明白，如果从淫荡的角度说，当然自己这个国君是第一大淫民了。

“淫民，就是父亲有功而儿子享受，出门豪车华服，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到处炫富，糟蹋良家妇女，这种人，就是淫民。”李悝说，基本上，就是那些招摇过市的官二代们。

“那，怎么办？”

“夺取他们的俸禄，给那些有见识有才能有功劳的人，这样士们就会觉得有奔头。简单说吧，就是废除世卿世禄。”说到这里，李悝没有再说下去，他看着魏文侯，不确定这是否会被接受。

果然，魏文侯半天没有说话。

自古以来，官二代就是一个庞大群体，要动他们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就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而这个既得利益阶层盘根错节，互相呼应，势力十分强大。

这段对话，见于《说苑》。原文如下：

魏文侯问李悝曰：“刑罚之源安生？”李悝曰：“生于奸邪淫泆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泆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之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

魏文侯问李悝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尝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八

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何况，魏文侯是一个顺应历史的人。

在黄河边的对话之后两天，魏文侯颁布了新的法令。

新的法令归为两个方面：第一，全力发展农业，鼓励士参加农业活动；第二，整顿现有的各种封地，收回部分人的继承权，其土地分给士。

这次改革首先要解决士的生存问题，其次要发展农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李悝又做出了一个创举，就是在法律上改变了士的地位。

按照周朝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为四大类。其中。农工商都自食其力，政治上没有地位。而士是贵族的衍生品或者边角料，享受禄田也就是薪水，不用自食其力并且享有受教育和打仗的权利，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三类人，心理上有优越感。可是到了战国初期，他们绝大部分既不能享受禄田，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生存成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士反而成了最悲惨的一个阶层，要地位没地位，要粮食没粮食。

当然，让士去当农民，在心理上是有障碍的，很多人不愿意。但是，这毕竟是一条活路，要么当盗贼，要么当农民。两害相权择其轻，所以，多数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士在从事农工商了。

这样，士的生活有保障了，而发展农业的劳动力又增加了。

到了这个时候，士这个阶层就已经开始融入农工商，尤其是农，作为一个阶层，士开始消亡。

士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现在再来看看农业问题。也就是说，士有了去向，还要把路铺好。

实际上，农业的问题也很严重。

一方面，由于连年的战争以及社会治安不稳定，农民的税赋负担明显加重，很多农民辛苦一年的收成无法养活自己，于是干脆不再种地，四处流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一点，魏文侯自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过：“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什么意思呢？农业人口还是那么多，可是财政收入每年都大幅度增长，除了加税还有什么呢？

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荒地等待开垦。

李悝认为可以参照当年管仲在齐国的做法，实行“尽地力”和“平籴法”。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精耕细作，增加生产。当然，这包括原先的土地以及待开垦的荒地，而士们就在这次重新分配中获得了土地。

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具体而言就是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

李悝认为粮食太贵对士工商不利，太便宜则损害农民的利益和种田积极性，因此，农作物的价格必须兼顾士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测算之后发现，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

因为农民不用再负担士这个阶层的禄田，加上大量的士成为农民以及大量的荒地的利用，再加上国家已经很多年没有战争，以及社会治安变好，几大因素合在一起，减税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因此，李悝开始为农民减税，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种地积极性。

李悝算过一笔账，以方百里的土地为例，农民专心种地和不专心种地，产量的差别高达一百八十万石。

“农民总量增加，减税实际上并不减少国家收入，而农民的积极性上来，产量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会大幅增加。这样，百姓富裕了，国家也富裕了，社会治安好了，人民的幸福指数就上来了。”李悝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给魏文侯讲得明明白白。

李悝变法实行三年之后，魏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富裕了，社会治安好到路不拾遗的地步，一些移民国外的人开始回流了。

民富则国强，魏国的综合国力一时间不仅远远强过韩国和赵国，而且远远超出秦国和楚国。国民的富裕程度，则仅仅次于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