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 席卷各国的变法浪潮



河西烽烟再起

河西地区的沦陷对于秦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这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念念不忘地想着要收回故土。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所以秦献公跟魏武侯的约定刚作废，秦军就急不可耐地奔向了日思夜想的河西故地。

这时候东方各国早已经改天换地了。

战神吴起早已离去，威震天下的“魏武卒”虽然依旧强大，却缺少了最重要的精神领袖。魏、赵、韩、齐四国连年混战，打得不可开交，楚国和中山国还时不时来插上一脚，处在四面强敌包围中的魏国还有当年抗击秦师的勇气吗？

魏武侯过世后，魏国立即发生严重危机。

武侯没有嫡子，生前没有立继承人，两个儿子公子罃（yīng）和公子缓争夺君位，魏国内乱爆发。

公子罃的势力更强大，很快占据了邺郡、上党等地，并且坐镇安邑，掌握着半个魏国。公子缓只好亲自去邯郸向赵成侯求救，赵成侯答应帮助他攻打公子罃。

魏国的大夫公孙颀又去游说韩懿侯，让他跟赵成侯联手共同进攻魏国。

于是赵、韩两国组成联军，杀向安邑，攻打公子罃的支持者。魏国军队敌不过两国联军，被围困在浊泽。

当时的形势极端凶险，公子罃眼看就要被活捉了，赵、韩两国却发生了分歧。

赵国希望扶立亲赵的公子缓继位，让魏国割让土地给赵国；韩国却希望保留公子罃的政权，把魏国一分为二，分别让两个公子统治，这样魏国就再也威胁不到赵、韩两国了。

说穿了，赵国是希望建立一个亲赵的、又弱小的魏国，以后再慢慢来吞并，这就没韩国什么事了；韩国却希望把魏国对半分，一家一半。最后的结果就是两家谈崩，韩军连夜撤走，留下赵军，赵国人眼看魏国一旦反扑过来自己扛不住，也只好赶紧撤走了。

两个心怀叵测的国君终于没能成功合作，魏国逃过这次危机，公子罃随后发动反攻，打败公子缓，一举拿下了整个魏国。

公元前370年，公子罃成功登基，就是后来的魏惠王（“他这时还不是“王”，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直接称其为“惠王””）。

浊泽之战把三晋之间的自私贪婪、勾心斗角暴露无遗，所谓的三晋同盟在这以后彻底分崩离析，连装都不必装了。

这次动乱也明显反映出战国时代诸侯们的特点：不讲道义、只讲利益，为了争权夺利，一切罪恶阴谋都可以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公开讨论。

既然两个小兄弟都这么不留情面，魏国这个老大哥也就彻底撕破脸了。惠王即位的第二年就发兵，在马陵打败韩国，在怀地打败赵国，给了这对难兄难弟一个狠狠的教训。

这也说明，魏国只要内部团结，战斗力还是相当惊人的，他们的力量暂时还是天下第一。

赵、韩两个坏小子分裂魏国没成，手痒难耐，过了几年拿西周国练手，把它分成了两个国家。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在王畿给了他弟弟王子揭一块地盘，分封出来一个周国（“只是名字叫周的诸侯国，跟周王朝是两个概念，相当于是在周王畿内部划出来的一个国中国”）。

到了公元前367年，周国的公子根发动叛乱，赵、韩两国强势干预，把周国分成两个：西边的叫西周国，由西周惠公统治；东边的叫东周国，让公子根统治，称为东周惠公。

所以现在周王畿就分成了东周国和西周国两块，名义上都归周王管。

赵、韩为什么要去干这么无聊的事？这很难解释，也许是为了平定周王室的内部纷争，也可能只是受了魏国的气要找地方发泄吧。

这也说明魏、赵、韩三兄弟这些年实在跟无头苍蝇似的，没有任何长远的规划，兴头来了就随便发动一场战争，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消耗着自己严重过剩的精力。

就在三晋搞一些过家家似的小把戏的时候，一头恐怖的巨兽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西部边界。

公元前366年，魏国和韩国联手在洛阴附近的武堵筑城，这里紧挨着秦国，按照当时的情势来说，魏、韩不大可能主动挑衅秦国，应该是在修筑一座防御工事，属于常规操作，所以两国当时也没料到秦国会反对。

不想秦献公直接派兵推平了他们的要塞，魏、韩联军大败而逃。这是休战二十年以后秦国第一次在河西发动军事行动，战斗力爆表。三晋这才惊恐地发现：秦国这头巨兽似乎苏醒过来了！

其实几年前秦国就跟赵国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当时三晋没当一回事，现在才终于看清楚形势，可惜已经太迟了。现在的秦国，兵精粮足，同仇敌忾，国力跟二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三晋最强大的敌人，正牢牢站在黄河西岸，准备东进。

晋家三兄弟悔之晚矣！

秦师初入中原

秦国苏醒，直接威胁到的就是魏、赵、韩三兄弟。其中魏国因为占据着河西大片土地，首当其冲成为秦国进攻的目标。

惊恐的魏惠王紧急调整国策，从东部战场抽离，开始把兵力部署到河西地区，以应对秦国的威胁。

秦献公一声冷笑，在公元前364年，发起对魏国的大规模打击。数万虎狼之师直扑西河郡，经过二十年休整的秦军锐不可当，魏军一触即溃，秦军一路猛追，如风卷残云，把魏国人赶过黄河，一直追到黄河以东的石门。

这是一场惨烈的歼灭战。秦军大胜，斩首六万，三晋震恐。赵国紧急派军援助，这才止住了魏军崩溃的形势，秦军大肆掳掠一番，扬长而去。

秦穆公过世两百六十年后，秦国人终于再次大规模侵入黄河以东，直逼中原，中原各国都在瑟瑟发抖，天下人真正见识到了秦师的威力。

龟缩在洛邑的周王室也被震动了，周显王赶紧战战兢兢地派人去“祝贺”秦国的胜利，并且亲自赏赐黼黻（fǔ fú）以“褒奖”秦国的功劳，甚至把秦献公封为“伯”，跟当年的秦穆公一个级别。

一个诸侯攻打另一个诸侯，天子赶忙奖赏侵略者，这就是靠拳头说话的战国时代。

魏国还没缓过气来，第三波打击又来了。公元前362年，秦军打到河西的少梁，赵国再次紧急救援，但这次魏、赵联手也挡不住如狼似虎的秦师，秦军再次大败魏赵联军，打下庞城，活捉了魏国重臣公叔痤。幸亏当初秦献公流亡魏国的时候公叔痤对他不错，为了报恩，他把公叔痤放回去了。

少梁是魏国在河西最早和最重要的基地，是统御河西压制秦国的大本营。少梁之战的失败，说明魏国在河西的统治基本已经全线溃败了，当年吴起他们千辛万苦从秦国嘴里抢下来的河西之地，几年之间就被秦国给夺了回去。（“这里的史书记载可能有错漏或者夸大的地方，因为后来秦国又经过多次战争才彻底夺回河西。”）

正当秦国步步紧逼、魏国在河西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老天帮了魏国一个大忙：正紧锣密鼓地筹划进攻魏国事宜的秦献公突然崩逝。秦孝公继位，秦国的攻势暂时缓了一缓，魏国终于能够喘一口气了，河西地区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秦献公是秦穆公以后秦国最伟大的帝王，他带领秦人兢兢业业地建设国家，成功把秦国从百年的衰落状态中拽出来，扶上了阳关大道。

说来也巧，从那以后，秦国的每一代君王都是励精图治的明君，他们的国家几乎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国力一直稳步提升，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山东各国虽然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出一两个强人，把国力猛然拉上去一大截，但不能持久。在这场国家之间的长跑比赛中，他们渐渐被秦国赶超，最后被秦国远远甩在后面，再也追不上了。

而所有这一切成就追根溯源，都要归结到秦国第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秦献公身上。

秦献公过世的消息传来，魏、赵、韩三兄弟同时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过一段安稳日子了。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一个更加传奇的人物即将登场，他将亲手教导天下君主应该怎样治理国家。

改变历史的奇人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三轮军事打击刚刚过去，魏国朝堂上的重要人物公叔痤就病逝了。

公叔痤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不仅会为国出力，也会适时地替自己考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商鞅的刻意雪藏。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本来叫公孙鞅，后来被封在商邑才被称为商鞅。他年轻的时候流落到魏国，在公叔痤手下谋了一个中庶子的官职。

商鞅是个奇人，他精研法家学说，一心向李悝、吴起等人学习，想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他对于治国之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对于当前各国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并且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它们。

他也是个做事不择手段的人。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仁义道德全部靠边站。

凭着这股狠劲，年轻的商鞅理应在魏国政坛崭露头角。但他没有。只是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公叔痤手下当差。

公叔痤也知道商鞅对于国家的巨大价值，但一直稳着不吭声，因为商鞅一旦冒出来，一定会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公叔痤才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

当时魏惠王去看望病榻上的公叔痤，特地问起以后谁可以接替他的职位？公叔痤毫不犹豫地说：“我手下的商鞅，他有奇特的才干，大王应该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他。”

魏惠王觉得这个说法也太夸张了，有这么一个奇人存在我怎么会从来没听说过，看你现在病入膏肓的样子，是不是头脑糊涂了才说出这种话？也有可能惠王怀疑公叔痤夹带私货，或者商鞅的治国谋略他已经听说过了，但看不上，总之，惠王没有答应公叔痤的请求。

公叔痤看到这情形，马上又补上一句话：“如果大王不能任用他，请立即杀掉他，防止他被别的国家所用。”

惠王更觉得他说话颠三倒四，所以更加不相信商鞅的才干。

惠王走了以后，公叔痤思前想后，又觉得对不起商鞅，万一惠王真的把商鞅杀了，岂不是自己的罪过。于是把商鞅找来，对他说：“我向大王推举你，他没答应。我为了国家利益就建议他杀掉你，但出于私人情义，我又得把这件事告诉你——你赶快逃走！”

商鞅只是淡淡地说：“大王不肯听你的建议任用我，又怎么肯听你的话杀掉我呢？”所以继续留在魏国。

他在观望，万一惠王回心转意了呢？

但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完全没有要提拔商鞅的意思，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已经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这时候正好新登基的秦孝公正在招募天下贤才，商鞅就离开魏国到秦国去了。

商鞅变法

商鞅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让他向孝公举荐自己。

秦孝公是年轻有为的君主，当政以后马上想干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他决定对国家做出大改动，但需要一个吴起那样的强人来主持，于是颁布了求贤令，向天下招募贤才——这种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习惯后来成为秦国的传统，只要有才干，不论出身、国籍，一概任用。

正是这样一种用人方式，才让落魄贵族商鞅有了直接面见秦君的机会。

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六卷面见秦孝公，先跟孝公谈论“帝道”，也就是上古明君的那些故事，孝公听得瞌睡连连，摆手说：“这都是哪年的事了？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关系？”等商鞅退下去以后，孝公把景监找来大骂：“你推荐的一个什么人？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景监只好找到商鞅，说兄弟你连累我了，商鞅哈哈一笑说：“没事，等过几天大王怒气消了，麻烦您再推荐我一次，我下次一定说得合他的心意。”

五天以后，商鞅再次面见孝公，这次说的是“王道”，基本上就是孔子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孝公的脸色稍微缓和一点，但仍然不满意。

下来以后，孝公再次责备景监，景监又找到商鞅，商鞅继续笑着说：“再给我一次机会。”

又过了几天，孝公再找到商鞅问政，这次商鞅说的是“霸道”，就是齐桓公以来各位帝王称王称霸的策略，孝公终于表露出兴趣，但仍然没有最终决定。

商鞅知道差不多了，在驿馆等着，果然不久孝公就派人来征召。这次商鞅终于把自己观察到的秦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变法的具体措施等等和盘托出，两人促膝长谈，连续谈了很多天，孝公全神贯注地听着，赞叹不止，当即决定任用商鞅主持变法。

过后商鞅对景监说：“帝道、王道，大王都不感兴趣，我只能跟他谈论强国之术。今后秦国确实可以强大，但德行终究比不上商、周啊。”

对于战国时代的诸侯来说，国家强大就够了，要仁德有什么用。

这样一种功利性很强的特点也明确表现在了变法的政策里面。

但很多人并不支持商鞅的这些“强国之术”，旧贵族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等人就坚持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认为国家的旧法度不能轻易修改。

秦孝公放手让商鞅跟他们辩论，商鞅半辈子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思想何等成熟，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商汤、周武王不遵守古法，所以能称王；夏桀、殷纣因循守旧，反而亡国。怎么能认为旧例就一定值得遵守呢？”

这是一场决定秦国乃至所有国家命运的辩论。好在这是秦国，本来就是半个蛮夷，对于“尧舜禹汤”留下来的那些古礼本来就不太在乎，秦国的旧贵族势力又比较弱小，又经过了秦献公的变法，国民对于变革已经比较适应。而孝公本人又是思想开明的年轻君王。在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变法派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发布了《垦草令》，开始为变法制造舆论。三年以后，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正式在秦国推行新法度。

这是一次非常成熟的变法。每一项政策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完全针对当时秦国存在的问题而制定，因此比之前李悝、吴起的变法更加完善和深刻。

变法的目的就是“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变法的内容异常广泛，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说，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重农抑商，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产业，振兴农业就是振兴经济，而经济是国力的基础，是头等大事。

土地制度方面，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

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削弱旧贵族，铲掉这些社会的杂草，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

这些变革措施跟以前的历次变法差不多。如果仅仅这样的话，秦国也只是会走上魏国的老路而已，但接下来的几项措施却是商鞅变法特有的，正是这些措施使秦国成为了一个特殊又恐怖的国家：

推行严厉的法令，严格控制社会，对民众的自由作出最严厉的限制。例如登记户口，禁止出门旅游，禁止收容外来人口，甚至禁止父子兄弟等一家人住在一起。

把山川湖泊收为国有，防止民众依靠这些资源牟利；禁止买卖粮食，对所有商品征收重税，对商业发展给予最严厉的打压，民众要谋生只能靠种地。

统一思想，压制文化，禁止游说讲学，禁止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使民众陷入极度空虚和愚昧的状态，永远埋头当苦力。

禁止奇装异服，一切声色娱乐都不许有，连喝酒吃肉都要打压，迫使民众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让民众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制度，一人犯罪全体受罚。

奖励军人，制定严格的军功等级，按照军功赏赐爵位，平民翻身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战场上拼命杀敌。

公元前350年，秦国又推行了第二轮商鞅变法。鉴于之前楚国变法受到旧贵族反抗的教训，孝公命人在咸阳修筑新宫殿，然后迁都到那里，这样就彻底摆脱了旧贵族势力的束缚，可以更好地把新法推行下去。经过前后两轮变法，秦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活力消失了，一切都统一起来，人们不再有个性，不再有思想，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不停地创造财富来供养国家机器。整个国家被君王牢牢攥在手中，变成了一台恐怖、高效而强大的战争机器。

这台机器运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更强！

这样的国家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是法家眼中的理想社会。

商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按自己的想法打造出一个完美的法家“盛世”。

同样开心的还有秦国的统治者，他们看着一片繁荣的秦国大地，以及土地上日夜劳碌的秦国百姓们，心满意足，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盛世”。

然而老百姓呢，谁考虑过他们的感受？没有！没人会考虑！史书上一句“秦民大悦”便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可是人们真的“悦”吗？实际上，这样的“盛世”对于秦国民众来说可能更像是一场噩梦，他们被绑在自己祖祖辈辈生长的土地上，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也失去了一切快乐和欲望，人生只剩下无休止的劳作。

而从民众身上压榨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最终变成秦国对外扩张的原动力，它将如同钢铁洪流一样向四面八方推进，把秦国人的痛苦撒播到各国人民之中。

所以这也是天下人的噩梦。东方各国以后会感受到的。

当然大国国力的提升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变法的成果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逐渐反映到军事实力上。

以秦国现有的军事实力，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从三晋那边虎口夺食，河西地区仍是主战场。

而对于三晋，特别是魏国来说，秦国的威胁只是一方面，眼前他们最可怕的敌人还是东方的齐国，新登基的齐威王也是一个雄武的君主，几乎在商鞅变法的同时，齐国也开始推行自己的新政了。

虚心纳谏的齐威王

从“田氏代齐”以后，齐国就一直被强大的魏国压制，甚至被三晋联手欺负，时不时地打到齐国长城，北边的燕国也常常来插上一脚，以齐国的国力，只能勉强应付而已。

好在魏国的实力一直在不断下降，齐国身上的压力逐渐减轻。魏、赵两国又已经公开翻脸；前几年秦献公又猛然发力，连续三次在河西大败三晋，迫使三晋把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西部，这都给齐国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于是在公元前356年齐威王上台以后，齐国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变革。

齐威王是田齐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王，他跟当年的魏文侯类似，特别有容人之量，而且善于提拔和发现人才，只要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问出身，不论来历，一概给予重用。

所以齐国朝堂上迅速聚集起一群才学盖世的强人，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齐威王，共同把齐国推上了强国宝座。

其中最重要的人是邹忌。

传说他善于奏琴，因此得到威王的喜爱，让他住在宫里。有一次威王一个人在弹琴，邹忌不经过禀报，直接推门进去，大声赞扬：“大王弹得真好！”

齐威王很奇怪地说：“你刚进来，还没认真听，怎么就知道我弹得好？”

邹忌侃侃而谈：“琴理中蕴含着治理国家的道理。大弦象征国君，小弦代表百官，琴弦之间的配合有如政令，奏出的乐音就是治理国家的效果。大王的琴音，大弦温润柔和，小弦廉折清悦；拨弦深而回弦缓，回旋往复而不紊乱，这说明政治昌明；琴音和谐稳定，大小配合得当，清朗而互不相害，正是国泰民安的景象。琴音调而天下治，因此说大王弹得好。”

这是拐着弯进献忠言，而且切中要害，说明了治国的基本要点：严整、有序、君臣和谐。一番话说得齐威王心花怒放，当即任命他为相国，位居百官之首。

战国式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下臣们只有绞尽脑汁，靠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君王心悦诚服，才能得到机会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而各国君王们，也在各种谋士、说客、纵横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说辞中间，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人才和政策。

关于邹忌讽谏齐威王，最著名的还是下面这个故事。

传说邹忌身高八尺有余，相貌俊美。有一天早上穿好朝服照镜子，看到自己衣冠楚楚的样子，不禁得意地问身边的妻子：“我跟城北的徐公谁更帅？”

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的妻子想也不想就回答：“徐公哪里比得上你？”

邹忌还不放心，又问自己的小妾，回答也是：“徐公比您差远了。”

这时有个朋友上门求帮忙，邹忌又问他，朋友也回答：“我看徐公不如您。”

过了几天，邹忌偶然见到徐公，顿时震惊，原来他比自己帅得多啊，这才知道身边的人们都没有说实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妻子爱我，小妾怕我，朋友有求于我，所以都会言不由衷地奉承我。”

于是邹忌去找到齐威王，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然后说：“连微臣身边的人都不肯说实话，大王富有四海，又长期深居宫中，宫里后妃们都爱大王，朝臣们都怕大王，国内百姓们都有求于大王，他们肯说实话吗？由此可见，大王要听到真实的评论有多难啊。”

威王深有感触，当即发下命令，鼓励全国上下进献治国之策：“群臣百姓有能当面指出寡人的过错的，受上赏；上奏折进谏的，受中赏；在市井中议论寡人的过失，被寡人听到的，受下赏。”

于是齐国上下无数人前来提意见，各种奏折铺天盖地，齐国的国政因此得以走上正道，整个国家也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人们说，这就是所谓的“战胜于朝廷”。

善于讽谏的大臣远远不止邹忌一个，实际上，这是当时广泛流行的风气，另一个以直言敢谏闻名的人是淳于髡（kūn）。

淳于髡出身低贱，甚至可能是奴隶出身，“髡”指的就是一种剃光头发的刑罚，而且他还是个上门女婿，更说明他的身份之低微。

他的长相很丑，身高不满七尺，看起来滑稽可笑，但人很机灵，多次出使外国都成功维护了国家形象。

这样的人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齐威王的重用，可见当时齐国对人才的选拔确实是不拘一格的。

据说齐威王刚刚登基那几年，沉湎于酒色，夜以继日地宴饮，荒废朝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他。

淳于髡就去对威王说：“国内有一只奇怪的鸟，停在王庭之中，三年时间不飞也不鸣，请问是什么鸟？”

威王哈哈大笑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即宣布停止各种酒色娱乐活动，开始处理国政。（“另一个版本说这是楚庄王的事迹。”）

他先把即墨大夫召来，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赴任后，经常有人向我说你的坏话，可是我去即墨视察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政通人和，民众安乐的景象，可见你是个不善于逢迎，只会埋头干实事的人。”于是封他为万户侯。

威王又找到阿城大夫说：“自从你去了阿城，每天都有人在我面前称赞你，可我看到阿城治理得一片混乱，赵国和卫国来进攻，你也没能及时营救，你用了多少钱贿赂我手下的人替你说好话？”说完，当即下令把阿城大夫和那些替他说好话的人一起煮了。

消息传出来以后，举国震惊：原来大王是如此英明的人，看来搞小动作是瞒不过他的，从此人人都踏踏实实做事，再也不敢欺上瞒下了，齐国因此迅速由乱入治。

关于齐威王和他直言敢谏的忠臣们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那些鬼头鬼脑的纵横家们杜撰出来的，或者有很多夸张的成分，可信度不高，但却能说明几个事实：

其一，齐威王的朝堂里人才济济。

再有，齐威王确实是个特别能虚心纳谏的君王，他任用忠直耿介的下属，广开言路，使得国家上下的风气焕然一新。

还有，他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君王，求新、求变是他执政的特色。

这时候的齐国，刚刚完成“田氏代齐”的政权更迭，如同一只破茧重生的蝴蝶，在阳光下缓缓扇动翅膀，正准备大展宏图，开始一段崭新的生命旅程。

这个国家正值它最好的青春年华，齐国举国上下洋溢着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向往，求新、求变是这个时代所有齐人共同的追求。

事实上，威王当政以后不久，就任用邹忌开展了齐国版的“变法”，东方传统强国终于跟在魏、楚、秦之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变革之路。

齐国的“变法”比较温和，基本上采用一些传统的强国策略，例如修订法律，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澄清吏治，广开言路，鼓励言论自由，加强军备等等。

这些策略不会立即让国家脱胎换骨，但也避免了尖锐的利益斗争，所以齐国没有出现秦国和楚国那种鸡飞狗跳、大动干戈的情形，而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着社会，缓缓地来到了一个新时代。

——如果要在战国时代选一个国家来居住的话，一定要选齐威王时期的齐国，那是一个政通人和的国度，举国上下都透着一股温和的、阳光明媚的气氛。

伴随着开明的政治政策，齐国也形成了极为宽松、自由的学术和思想言论环境，所有这一切，都在稷下学宫这座伟大的高等学府中集中表现出来。

诸子百家的黄金时代

当年魏文侯创建西河学派，把魏国变成了天下学术中心，齐国可能受到他们的启发，在齐威王继位前后几年建立了稷下学宫。

这是官方主办的中国第一座高等学府，齐国政府极为重视，广招天下名士，为他们建造了恢宏的宫殿，因为学宫建在临淄的稷门附近，便称为“稷下学宫”。

当时天下各路专家学者聚集到稷下学宫，一面互相交流研讨，一面传播自己的学说。鼎盛时期，学宫里的学者有上千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齐国政府给这些人都赏赐了府第，封为上大夫，并且特许他们不用处理政务，只要讨论学术问题就行了。

就是说，国家养着这些人，让他们专门研究各种学说，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理论。

他们中很多并不是齐国人，而是来自各个国家，例如慎到是赵国人，而环渊是楚国人，对于他们，齐国政府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包容姿态，来者不拒。

他们的出身也五花八门，不少人都是平民，甚至还有淳于髡那样的贱民，但只要有真才实学，国家就收留。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各种学术思想自由碰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从春秋时代开始萌芽的百家学说，到这时终于得到雨露的滋润，刹那间百花齐放，猛然爆发出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这是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也是自由思想的黄金时代。各种奇思妙想在这里争奇斗艳，所有聪明的头脑都在全速运转，考虑一切可以考虑的问题——从宇宙、哲学，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充分调动起来，短短几十年间形成的各种学派，成了后世两千多年间人们反复研究的主题。

例如伟大的孟子，在儒家中具有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地位；还有荀子，创立了儒家的一个独立流派；邹衍，阴阳家的创始人，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慎到，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环渊，老子的弟子，有说法认为《道德经》可能就是他写的。

不过稷下学宫的主流学说还是“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从老子的思想延续下来、又吸收了其他各家流派特别是法家思想形成的一种学说，是道家的主要学派之一。

齐国政府在创立稷下学宫的时候夹带了一点点私货——他们祖上不是靠篡位上台的吗？为了给自己篡位的举动找一点理论支持，他们声称自己（“陈国宗室之后”）是黄帝的后人，而原来的吕氏国君（“姜太公之后”）是炎帝的后人，炎帝是黄帝的手下败将，所以田氏偷走吕氏的齐国似乎也就说得过去了。

而且老子是陈国人，田氏也来自于陈国，推崇老子也就间接拔高了自己。

黄帝时代流传下来的治国理念，跟老子的道家学说结合，产生了黄老之学。比起老庄之学，黄老之学更讲究实用，他们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探讨如何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因此衍生出许多有价值的治国理念。

例如他们倡导“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要翻来覆去地折腾老百姓，要“与民休息”，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的负担，让国家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统治者自己也要公正严明，维持一个清廉的政府。

一个廉洁、高效、稳定，又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当然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这样的治国理念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很适合齐国这样地理条件优越的大国。

但仔细一想，这样的治国理念，跟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刚好相反的，商鞅使国家强大，人民却极端痛苦，黄老之学也让国家强大，却尽量给予老百姓舒适的生活，这样一比较，高下立判。

但黄老之学真正大放异彩是在两百年后的西汉年间，直接带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先说回战国时代。

稷下学宫研究出来的这些学说，不仅给齐国带来文化上的繁荣，也给齐国政府的施政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先进理念，又引来和培养出许多顶级的治国人才，可以说充分回报了齐国政府对他们的投资。

更不用说他们对于后世的巨大贡献，真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因此，建立稷下学宫是齐国政府最英明的一项决定，后世两千年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开明而目光远大的齐国政府，以及伟大的齐威王。

经过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以后，齐国的国力登上了新台阶，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强国，魏国的强敌因此又多了一个。

另一方面，变法的浪潮还在漫延，魏、楚、秦、齐之后，一直懵懵懂懂混日子的韩国也猛然觉醒，也开始了自己的变法之途。

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本来是郑国的一个小官，郑国被韩国吞并以后，他凭借自己的才学，继续在韩国做官。

按理说，这样一位敌国的“罪臣”注定是没有可能受到提拔的，但神奇的是，申不害不仅在韩国受到重用，还最终当上了韩国朝廷里的一把手。

关于申不害是如何上位的，有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前353年，魏国大规模进攻赵国，包围邯郸，陷入亡国危机的赵国向齐国和韩国紧急求援。

当时韩国国君是韩昭侯，他不知道该不该答应赵国的请求，很为难，就询问申不害的意见。

申不害这时刚得到韩侯宠幸，一时也猜不透主人的心思，于是就耍了一个花招。

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危，不能轻易决断，请容微臣考虑考虑。”

申不害回去以后就找到两个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大臣，赵卓和韩晁，向他们说了韩侯的烦心事，并鼓动他们：“以你们的地位，向大王提建议一定会得到采纳，这是为国尽忠的好机会呀。”

两人一想也对，便赶忙去向昭侯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昭侯和他们讨论的时候，申不害却在暗中偷听，并特意记下昭侯说的话。没过多久他就去回复韩昭侯，完全按照昭侯说的来提建议，韩昭侯果然大喜，觉得他说的非常合自己的心意，从此便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申不害接连得到提拔，成为韩国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狠角色。

从这个故事能明显看出申不害的个人特色：喜欢耍小聪明，或者说，喜欢玩弄权术。他正是靠这一招在韩国政坛大展拳脚，无往而不利。

而在他的学说里面，“权术”正是最核心的部分。

申不害本属法家，但又精通黄老之学，也是稷下学宫的知名学者之一，他以法家治国，但融合了道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

公元前351年，韩昭侯紧跟国际潮流，任用申不害在韩国主持变法，申不害的学术思想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申不害的变法跟商鞅变法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两人都强调法制，但跟商鞅不同的是，他更推崇所谓的“术”，也就是治国的技巧。

他首先要求厘清君王跟大臣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正名”。君王必须有绝对的权威，要能严格控制属下，“操杀生之柄”，把杀伐决断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上下尊卑关系绝不允许逾越。这一点跟当初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有一点类似，但发扬光大了。

他认为，只有当君有君威、臣有臣纲时，政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

这种观点其实是来源于春秋以来接连不断的弑君狂潮。无数的国家因为权臣作乱而陷入混乱，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必须加强君王的集权统治，对手下的大臣们严防死守。

因此需要澄清吏治，加强对大臣的考核与监督，一方面保证他们的忠诚，另一方面也需要把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酒囊饭袋清理出去。

申不害主持变法以后，立即着手打压侠氏、公厘、段氏三个大家族，收回他们的特权，推倒他们的城堡，没收他们的财富以充实国库。

这种打压老牌贵族的做法也算例行公事，在所有国家的变法措施里面都出现过。

对官员的考核，申不害提出了“正名责实”的要求。所谓“责实”，就是严格规定各级官员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做出实际的政绩。

而国君呢？只要控制好下面的官员们就够了，其他事情放手让他们去干，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这是来源于黄老之学的思想。

那么国君怎样才能做到这些？这就涉及到申不害的思想里的核心部分——“术”的使用。

他认为国君必须掌握高明的统御之术，要善于驾驭下属，准确鉴别他们的忠奸贤愚，不至于被他们蒙骗。

说白了，领导的任务就是不停地跟下面的人斗智斗勇，把他们全部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

这一点就跟商鞅背道而驰了，商鞅强调国家制度的建设，通过完善的法令法规来限制每个人的行动；申不害则要求统治者自己有足够的权谋，善于把控局势，至于是不是符合自己订的法律，那就不用管了。

更进一步说，只要能把“术”推广开来，一切有利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伎俩都可以拿来用，哪怕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阴谋诡计。

有两件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韩昭侯有一次剪指甲，故意留了一片捏在手里，然后对下人们说：“我刚刚剪下来的指甲有一片找不到了，你们去找一下。”

下人们赶紧行动，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哪里找得到？有个人灵机一动，偷偷把自己的指甲剪下一片献上去，装模作样地说找到了。韩昭侯立即就试出了他是个不老实的家伙，不久以后就找个借口把他撵走了。

还有一次，昭侯听人汇报说，南门外有头小牛闯进了农田，正在啃麦苗，于是把这个消息隐瞒下来，然后发布命令，要求城内官员去各地检查，看看有没有家畜偷吃禾苗的情况。

官员们查了一通，都没发现情况，来汇报以后，昭侯大发雷霆，命令他们重查，过了好久，终于在南门外找到了吃禾苗的牛。

于是大家都赞叹领导料事如神，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昭侯也成功检验出了下臣们执行任务的能力。

这就是申不害推崇的“术”。

“以术治国”作为“以法治国”的补充本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使用得过分了，难免搞得人心惶惶，下人们也会学着多一个心眼，没事也用“术”来对付一下领导，这样反而会形成欺上瞒下的风气。

而且这样的政策要求统治者必须是英明的，如果下一任统治者不够英明呢？怎么继续把“术”玩下去？怎么驾驭那些已经学精了的下属们？

韩国正好出现了这种情况。韩昭侯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所以能把这些策略玩得转，但他之后的韩国国君再也没有那样的才干，申不害教给他们的那些小聪明也就玩不下去了，甚至反被下属们用“术”给玩了。

所以“以术治国”终究还是输给了商鞅的“以法治国”。

再说回申不害的变法上来。除了在权力斗争上的发明创造以外，申不害也确实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实事。

例如他大力发展韩国的军工行业，特别是兵器制造行业，韩国的强弓劲弩一时间蜚声国际，军备质量位居各国之首。他也主张多开垦荒地，增加农业产量。总之目标就是富国强军。

经过韩昭侯与申不害这对君臣的共同努力，弱小的韩国迎来了难得的振兴局面，在申不害当政期间，各大国都不敢来侵犯韩国，这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