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管仲变法与齐桓公称霸



这一节我们来谈谈霸主。首先我们要谈一谈齐国的霸业。谈齐国的霸业，那么一定要谈管子(管仲)的改革。

管仲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代贤相，在齐桓公称霸之前，管子就对齐国进行了改革，也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的人物。

首先说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国语》说要“三其乡伍其鄙”，然后“作内政而寄军令”。实际上要点就是把对民事的管理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所谓“三其乡伍其鄙”，就是要把乡一分为三，这个乡主要是指能够出战士的乡。那么整个齐国有多少乡呢？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也就是划了六个乡是不参与战争的，他们要为战争提供服务，提供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基础。所以实际上是士乡十五，这士乡十五一共组织了三支军队，齐桓公领导一支，然后另外两个齐国的贵族——国氏跟高氏——各领导一支。这就是三乡军队。

管仲这样组织军队，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大家的互相熟悉，“五人”是最基本的活动军事单位。《国语》中记载，他说要“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他们是乡亲，互相熟悉，祭祀的时候共同祭祀鬼神，祈求福报。面对死丧，他们互相抚慰，有祸和灾都共同承担。这样一个基本的组织，就叫“三乡”。管子实际上就利用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亲意识、乡里意识来组织军队。

那么这个“伍其鄙”又是什么呢？这就涉及乡和鄙的区别。二十一乡都是齐国的基本民众。“国”的范围就是一个土围子。在土围子里你得吃饭，得种地，得有工商业，还得用城邑保护这么一片地区。所以土围子外还有一个周边地区，这就是所谓的“乡”。但我们知道齐国它不可能光管一个临淄及周边地区，它还有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实际上这些地区往往都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有城邑，也有统治者，但是整体被征服了，所以他们就被作为“鄙”进行管理。这就是“国野”制度。《国语》里边的《齐语》记载说：“三十家为一邑。”邑设有司，就是设一个官员。十邑为卒，十邑，就是300家，每家出一个人。注意，出一个人不一定是上战场打仗，可能是做后勤、做运输等。十邑就是一个卒，卒有卒帅；十卒构成一个乡，然后乡有乡帅。这样的话，他把“鄙”也组织起来，这个鄙叫五属大夫。这就是“三其乡五其鄙”，这就是“作内政而寄军令”。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蕴含着一种军事精神。所以为什么齐国率先称霸？这跟管子用军事精神管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就是管子为了管理乡野，还实行了一种比较公正的改革，即“相地利而衰征”。什么叫“相地利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收粮食。广大的乡野，每一块田地质量不一样，产量也不一样，你不能说你有五亩地，他有五亩地，你那五亩地是山坡地，非常瘠薄，他那五亩地是水田，是便于灌溉的肥沃田地，却收一样多的粮食，这就不公平。所以他要“相地利而衰征”。管子治国，治纤治细，他非常讲究，要考察每一块地的质量。凭借这样的精神，他能够鼓动民心，这就是改革。

另外还有一项关乎军事的改革，就是在士、农、工、商组成的乡里边，他强调士跟士住在一起，农跟农住在一起，工跟工住在一起，商跟商住在一起。就是要重新规整，要“定民之居”。这某种程度上是和历史发展的态势相悖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士、农、工、商不杂居是非常僵化的一种划分，为了方便，就把工、商(尤其是商人)的居住地点划得很死，这非常不好。这个改革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就难以持久。它和商鞅变法用土地刺激战争热情是不一样的，杀人以获得土地，这符合人性。所以为什么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难以持续，有这方面的原因。

管仲的改革还特别强调什么？人才。比如说他有一个“三选法”。二十一乡的乡长要向政府推荐贤人；官长也得在自己的部门中寻找贤人，推荐人才；最后，君主齐桓公要亲自相相面，看一看，问一问，不能说谁推荐了，我们就照单接收，没有那么便宜。这叫“三选法”。三选法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叫“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当然“匹夫有恶，也可得而诛也”，好人能得到奖励，干坏事要受到惩罚，功过分明。这是法家精神，真正的、健康的法家精神。

经过管仲的一番变革，齐国率先适应了春秋这样一个战争时代的历史要求。管子这个人很有意思，《论语》里边对管仲的评价还是比较真实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子路都质疑管仲不是个仁人志士。管仲一开始辅佐的是公子纠，公子纠跟齐桓公小白两人争位，后来小白赢了，公子纠死了。另外一位辅佐公子纠的大臣叫召忽，就死节了(注：为保全节操而死)，而管仲不但不死节，还一转脸就辅佐了公子纠的敌人小白。

孔子在回答这两个学生的问题时提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是谁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是管仲的力量啊!“如其仁!如其仁!”说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论语》中，孔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很少赞美他是仁者，可是管仲就得到了这一赞美，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抗击夷狄，我们这群人就被发左衽变蛮夷了)。这里也提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价值，那就是抗击夷狄，捍卫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所以“民到于今受其赐”，就是我们要拜他之赐。

另外，在《论语》中也说到管仲这个人的行事，说他“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而无怨”。说管仲这个人物不简单，伯氏这个贵族做错了事，被管仲没收了封地。伯氏受罚后十分贫困，以至于只能吃粗粮，但是即使如此，到死也不埋怨管仲。像苏轼就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容易，罚了一个人，让这个被罚的人不埋怨自己，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人在人格上是有深度和高度的，这就是管仲有趣的一些地方。

另外，相传管仲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当然这个未必是管仲说的，这句话见于《管子》。《管子》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人依托管子写的。齐桓公问：“鲍叔牙能不能接你班做宰相？”当时管仲病了，但实际上鲍叔牙可能比管仲年纪大，死得更早一些，所以这件事的真实性存疑。然后管仲就说：“鲍叔牙不能做宰相。”齐桓公说：“为什么？他当初可是推荐你做宰相的啊。”管仲说：“鲍叔牙这个人是非太分明，有的时候内心就难免不宽阔。”搞政治，好人得容，坏人也得容，因为一个人的身上有君子心，也有小人心。好的宰相能让大家多发挥君子心，少发挥小人心。另外，朝廷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什么人都往这儿混，一个宰相专容纳好人，排斥坏人，那坏人就要算计你，他们成事不足，败事可是有余，这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这都是关于管仲的传说，带有强烈的智慧色彩。

孔子在评价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时候提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个“谲”就是“诡诈”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对两代霸主做了德行上的评价——齐桓公是正派的，并不耍心眼；晋文公就有些诡诈了。孟子认为，霸道就是“以力假仁”，骨子里边存的是掠夺别人权利的心，名义上却打着仁义的口号，这就是“谲诈”。这种谲诈现象，在晋文公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后来的霸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有这个色彩。

鲁闵公元年(前661)，发生了一件事情——狄把邢国给围了。邢国在今天河北省邢台这一带。邢国的使者向齐国求援。这个时候齐桓公已经在位25年了，管子前期的改革已经实施完并开始奏效了。齐桓公拿不定主意，就问管仲：“我们救不救？”管仲说了一句话：“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意，这十六个字非常重要。“戎狄”就是指当时的异族，和“华夏”相对。

“诸夏亲昵”，诸夏就是华夏，华夏的这些国家，彼此都是亲人。这实际上就说到了封建所造成的这种“一家人”的感觉。这对后来中国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同时，管仲也是第一个利用这种民族亲近感办大事的人。民族大义这面旗帜一被竖起，齐桓公的行为就有了一个纲领——以“攘夷”为目标让大家联合起来。而“攘夷”必须有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就是周天子，这就是“尊王攘夷”。于是齐桓公就派人给邢国解围。同时，齐桓公出于安全的考虑，把邢国迁到了夷仪。关于夷仪这个地方在哪儿，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山东聊城这一带，靠近齐国。《左传》中记载，齐国和诸侯的军队在帮助邢国迁移的时候，邢国宫廷里边的青铜器、珠宝一件都没有丢。大家是一家人嘛。什么叫一家人？我帮你搬家，我拿你东西，那不叫一家人。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人们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诚心诚意，才是最感人的。

这样邢国的形势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但是刚刚稳定不久，到了第二年，卫国又出事了。鲁闵公二年(前660)冬，戎狄开始进攻卫国。卫国在黄河北岸安阳这一带。西周初期，周公的弟弟、文王的儿子——康叔被封建在这里，有殷商背景，而且也是个老牌国家，在春秋之前是一等大国，很亲贵的国家。但卫国多年来不思进取，再加上那个卫懿公好仙鹤，让仙鹤坐战车，招摇过市，这就得罪了国民(有资格穿上铠甲去打仗的这些人)。结果，战争来了，穿着盔甲的国人就说，既然允许仙鹤坐战车，那就让仙鹤去打仗，你找它吧。这种情形下，卫懿公只好临时组织了一支军队，去迎战敌人。在出发前，他把政权交给两个大夫，大概就连自己都感觉凶多吉少了，就跟他夫人说：“你听他们的，我去打仗。”于是在荧泽，即卫国的北部，和敌人遭遇，结果大败。大败了以后，北狄一窝蜂把他围了，然后把他杀死了。这是《左传》的记载。有些史书像《吕氏春秋》讲得更惨，说狄人把他吃掉了，吃得还剩一片肝。一个叫弘演的人，一看君主死得这么惨，觉得不能让他死无全尸。于是他走上战场，找到君主的一片肝，然后把自己的肚子剖开，将肝放进去，这就等于给了君主一具尸首。

在卫国军队打了败仗以后，有两个史官被抓了起来，一个叫华龙滑，一个叫礼孔。他们两个商量了一番，觉得应该回去报信，就跟那个狄族的首领说：“我们两个是史官，掌握着卫的祭祀大权，也就是说国民听我们的，我们先去报信，让国民开城。”结果狄人就放了他们，他们两个回去后，就向本国传达了一个消息，说这城不能守了。这一消息传开后，国民一窝蜂逃离了城市，向东南跑。北狄过来以后，民众连个依托都没有，毫无组织地撤退，结果被北狄砍瓜切菜般屠杀。民众向东南渡过黄河后，数一数幸存的人数，一个几百年的老牌国家，最后还剩下730人，这是非常惨痛的。

这个时候卫国的臣民就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诸侯能伸出援手。在这个时候，齐桓公遵循着“诸夏亲昵”这样一个大原则，率领诸侯沿着黄河一岸布防，是很名正言顺的。当然，实际上他只能守住黄河的东南，黄河西北岸基本上已经沦陷了。由此可见，那次北狄入侵是一次很大的异族进入中原事件。有学者探讨说，北狄为什么跑到平原上来肆虐呢？这应该和晋国有关系，因为晋国在山西境内剿灭这些戎狄，扩张领土，于是戎狄就过了太行山，向华北平原的华夏人群复仇。而齐桓公他们这些人就沿黄河东南岸防御，正因为如此，北狄才没有进一步泛滥。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由来。

《左传》中记载，齐国还给了卫国的民众很多门材、木材、鸡鸭。另外君主出门得坐车，尤其是君夫人，但逃离的时候也许是太慌张，连车驾都不知道丢哪儿了，于是齐国又送给君夫人涂有色彩、图画的车，还有一些礼服。这样，卫国人算是得救了。

齐桓公把局势稳定了以后，先在曹这个地方给卫国建了个临时都城。卫国君主代代更迭，卫懿公死了，戴公即位，接着戴公也死了，然后卫文公即位。但卫国人不能总是在临时都城里待着，于是齐桓公又组织诸侯，在今天的河南滑县，花了几年时间替卫国人把都城给建成了。卫国人住进新的都城，很高兴，连丧亡之痛都忘掉了。所以《左传》记载：“卫国忘亡。”后来卫文公又发奋努力，若干年后恢复了国家。以上就是齐桓公的霸业。

这一霸业使中原诸侯看到，齐桓公是肯帮忙的，他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去保护大家，所以大家都听他的。但是对管仲而言，他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改革打造一个强大的齐国，实际上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匡正天下。他在葵丘之会公布了这么几条：不要像周幽王那样，因为小老婆生了儿子，就动辄把立好的太子废掉；另外就是“毋曲防，毋讫籴”。什么叫曲防？曲防就是以邻为壑。大家都是周文王之后，闹洪水了，你不能修个沟，专门把水往邻国引，让洪水流到邻国去。引申之意就是不要用灾害伤害其他邻国。“毋讫籴”是什么意思？“毋讫籴”就是邻国发生灾荒了，你不能囤积着粮食，不往外放。另外不要专杀大夫，要尊重贤人，等等。这个本来应该是周天子来公布的，可是周天子家里边正上演庶子夺权的戏码，没工夫搭理这些。但这样一来，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齐桓公攘夷可以，可要真正匡正这个天下，他是办不到的。齐桓公、管仲在这个意义上是悲剧性人物。

总而言之，我觉得孔子还是看得比较真切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那戎狄泛滥，华北地区的诸侯国可能就沦陷了。沦陷了以后，华北地区的人群就只能“被发左衽”了，中原华夏这种建立在城邑、农耕基础上的文明生活，可能也就丧失了。

这就是齐桓公的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