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年简史——战国大变法：人类群星闪耀时



战国是一个社会、文化各方面变化剧烈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走向新的王朝政治的一个转型时期。各国普遍都实行了变法，要把过去那种不适于征战的社会结构，改变成适合打仗、适合在兼并中占领先机的一种结构。

这个变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战国的变化有很多，比如说国民和他的君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像韩、赵、魏，还有齐国，都换了君主。另外在思想上也变了。可是主要的变化，还是政治上的变化。春秋战国第一次变法，就是管仲的变法，就是“三其乡伍其鄙”“寄军令于内政”这种改革。之后就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关于这个尽地力之教，我们这里稍微详细地讲一讲。

李悝变法的全貌，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有一部分重要内容保存在了《汉书·艺文志》里面。李悝为国家和农民算了两笔经济账。从国家方面讲，土地一共有多少，除去那些不能耕种的山泽，还有人们的住宅之外，有600多万亩。这些耕地如果勤种，每亩就能够多收三升，不勤就歉收三升，这样的话，政府必须保障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后李悝又给农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个农民之家种100亩地(那时的100亩，合现在的30亩左右)，这百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缴多少税，口粮要除去多少，剩余还有多少。然后，农民将这些剩余的粮食卖出去以后，卖得的钱要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吃饭穿衣、婚丧嫁娶。这样一来，卖粮食所得的钱不够。怎么办？只有靠政府来刺激大家生产。

政府刺激生产的手段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号召农民“杂种五谷”，以备灾害。比如说今年适合小麦生长，不适合大豆生长，你光种大豆可能就砸了锅；另外就是力耕数耘，要使劲耕，使劲耘；最后，“收获如寇盗之至”，收获的时候就像防贼一样，一粒粮食都不留，迅速归仓。除此之外，政府还提倡在空地上，比如说庐舍旁边种桑、种菜等。农民丰收，粮食多了以后就容易导致粮价下跌。所以这个时候，李悝又在“尽地力之教”之外强调，政府应该用权力来干预。他提出了一条“平粜法”。“粜”，指的是粮食的出卖。现代作家叶圣陶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面就讲了中国古代朝廷，它收税不收粮食，收银子、铜钱，这样农民就必须把粮食变卖。而政府收这个租税，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秋收后几天内必须交齐。这样一来，越丰收粮食价格越跌，这个事情不单是先秦有，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有。李悝的办法是政府采取干预政策，以调控物价，不要让农民粮食丰收了，反而吃亏。我们说这是李悝变法中文明价值比较高的地方。

魏文侯这个变法，对于魏国的崛起有很大作用，在经济上他发展了生产，而且提倡多种经营，生产的深度和广度都扩大了。一个政府这样号召组织人民是很少见的，中国古代的政府经常是只会收税，但要刺激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往往办法少。

另外魏文侯、魏武侯统治时期，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大致就是选那些优秀的子弟去当兵，让当兵成为一件荣耀的事。除此之外，当兵还可以免除税收，但这个也带来了问题。后来荀子检讨这个兵制，说战国200多年，当兵的人一旦变多，政府的收入会锐减。但是起初的时候，效果的确非常好，在这样的制度下，魏国的军队也很能打仗。

东方还有其他国家变法，比如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魏武侯时期，吴起遭到迫害，就到了楚国帮着楚王变法。吴起的变法，实际上时间很短。因为他辅佐的楚悼王死了，楚悼王死了以后，这些贵族就开始反扑。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抑制贵族的势力，充裕民生；另外就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加强国防，疏散贵族。疏散贵族这一条，要了吴起的命。楚悼王一死，这些贵族回来办丧事时，见了吴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拿箭射吴起。楚国有条规矩，谁把箭射到王身上，就灭谁的族。所以吴起就爬到楚悼王尸首旁边，结果射他的人误将箭射到了楚王的尸体上。这样的话就等于嫁祸这些贵族，结果这些贵族有几十家被抄家。阻碍中央集权的，往往是贵族，当然了，这个变法的深度远远不如商鞅变法。

在齐国，有邹忌主持变法。《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就是邹忌让齐王照照镜子，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内政治。主要的变法措施就是举荐贤人，比方说举荐了孙膑。还有就是疏通民意，政府办错了事，让民众提提意见，这个变法实际上是相当浅层的。

在赵国有公仲连举荐贤人。这件事情又表现出了战国时期另外一个变化——贤人、游士的风起云涌。这些策士，自己读过书有些办法，就周游列国寻找晋身之阶。这种现象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春秋后期，孔子周游72个列国。到了战国时期，游走列国蔚然成风。“士”这个阶层崛起，风云激荡。在这样的风气下，当时有纵横家、阴阳家等各种各样学派的人找机会投身政治。他们有思想，也有行动。这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宏阔的地方。

之后，赵国又开始了胡服骑射的变革。赵国一开始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在赵武灵王引进草原的力量后增强了实力。要骑马，就涉及穿衣服的问题。华夏的服装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样式：一个是上衣下裳(cháng)，上面是一件短衣，下面要穿个裙子似的东西，这个不适合骑马；另外还有一种叫深衣，有点像长袍，外面要扎腰带，更不适合骑马。所以，赵武灵王毅然决然地把这些服装换掉，换成短衣襟小打扮，有点像裤子，适合骑马。这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对，赵武灵王的叔叔就说：“我们华夏跟蛮夷不同之处，就在于穿的衣服不同。你现在改了，我们不成野蛮人了吗？”赵武灵王就问这个叔叔：“穿衣服是为了什么？衣服是为人服务的。方便人活动的衣服才是好衣服。”他叔叔就被说服了。之后，胡服这一适合马上作战的服装，就在赵国推行开了。这就是赵国的大致变革情况。

最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秦国，那就是商鞅变法。站在秦国的角度看，商鞅变法为秦国打造了一个特别适合战争的制度。

商鞅变法的时候实行户籍制。商鞅规定，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成年了，但还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按照秦国商鞅变法的理想状态，百姓必须是五口之家。我们要注意，五口之家属于一个政治概念。《孟子》里面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周礼》里面也说“七口之家”“八口之家”。在过去，一个正常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多养几个孩子，七八口人、六七口人是很常见的。而五口之家则是政府对小民的期望，以此构成一个纳税单位。政府要扩展税源，战争要花钱，所以一方面用土地刺激人们的战争热情，另一方面要让民众积极纳税。不是说把土地给了你以后，你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称王、不纳税了。为了保证这一点，政府就要对家庭进行干涉。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果兄弟两个成年后不分家，那就收双倍的税，这样的话，百姓只好分家。五口之家后来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变法干预人民生活的一个例子。

另外就是打击那些游走列国的策士。实际上在《商君书》里面就提到了要烧书。因为他要“力出一孔”。他把工商业和这些游说之士，都视为国家的“虱子”，认为他们会导致国家的积贫积弱。总而言之，这个大变法，就是要把人民彻底地军事化，刺激大家的战争热情。在战国这样兼并的时代，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是一种枷锁，这种副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

商鞅变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都挨收拾。按照汉代人的记载，说秦国有一天在渭水河畔杀那些不听话的人，杀了几百人，水都变成胭红色。后来有些人看国家强了，又赞美变法，即使是这样，还是得吃一刀，说这是乱民。伸头吃一刀，缩头又吃一刀，就是不让你说话，这样一来，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法的时代。变法的成功与否，就是看能不能有效地把民众组织成一个战争机器。只有秦国做到了这一点，而恰恰也就是这个战争机器，把六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