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文纵——先秦疆域
汉族之发展，及汉族以外诸民族之情形，既已知其大略，则先秦之世之疆域，有可得而进言者。疆域有山川道里可稽，本最易晓，然古书多辞不审谛，传述又有讹误，加以虚拟之辞，附会之说，非理而董之，固无以见其真际也。
言古代地理，有数字可稽者，莫如服之里数及封建国数。然其不可信亦最甚。五服之说，见于《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官·职方》，则有九服之说，曰：“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说《禹贡》者：今《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贾逵、马融谓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许慎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郑玄则云：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诗·商颂正义》引郑《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封建国数：《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云：“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驳云：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引。其注《王制》云：“《春秋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郑氏之意，专欲以古今相牵合。其注《易·系辞传》阳一君而二民，阴二君而一民云：“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亦此意也。按服制及封建之制，皆古人虚拟之辞。古本无方五千里若方万里之封，春秋、战国之世乃有之，学者欲设立制度，以治此广大之地，而郡县之制，非其意想所及，乃各就封建之制，以意更张，有所假设。其发抒其说也，不曰己意如是，而以傅诸古人，则当时之人，立言大率如是。一时代自有一时代语言之法。如其法以求之，原亦不足为怪，以为实有其事则傎矣。《禹贡》时代较早，其时封域，盖尚较狭，故设为五千里之封。《周官》时代较晚，封域愈广，故其经略遂至万里也。许慎以《易》与《尚书》之文，而信古有万国；以汉代经略所及，而谓五服相距万里；已为非是。郑玄更设为黄帝、尧、舜暨三代之末盛衰广狭之说，一似古书所述，皆为实事者，则疑误后人矣。
九州之说，有山川以为疆界，似乎较易征实，然其为虚拟亦同。《禹贡》九州，除冀州不言疆界外。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约苞黄河、长江两流域。《尔雅·释地》云：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营州即青州无疑。校《禹贡》，少梁州而多幽州。《吕览·有始览》曰：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间曰冀州，晋也。河、济间曰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说与《尔雅》同。《周官·职方》云：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较《禹贡》更多并州而少徐州。窃疑幽州之增，在北燕盛强以后；并州之增，以赵拓境之广；《周官》无徐州者，鲁已并于楚也；《禹贡》而外，三说皆无梁州，则知《禹贡》之梁州，必不苞今四川境。何则？《禹贡》无幽、并，知其时燕尚未强，大原以北尚未启其时代实早于《尔雅》《吕览》《周官》。《尔雅》《吕览》《周官》尚未及巴、蜀，况《禹贡》乎？观此，弥知为雍、梁二州之界之黑水之不可以凿求，而予谓作《禹贡》者，初亦不审黑水之所在之确也。《淮南·地形》云：“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道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篇述八殥、八纮、八极，皆自东北而东，而东南，而南，而西南，而西，而西北，而北，《禹贡》除特首冀州外，余八州之次亦然，足征其同本旧说。《淮南》弱水，必出西南，今本乃后人据《禹贡》所改，上文云：“水有六品。”又云：“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水有六品者？下文云：“山为积德，川为积刑。”“丘陵为牡，溪谷为牝。”阳数九，阴数六，故山有九而水有六也。六水盖于四水之外，益以江、淮，则辽水即弱水，黑水即洋水也。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乃方士荒怪之说，安得凿求所在乎？参看第七章第五节。则知九州之说，亦春秋、战国学者，以意区分耳。《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马融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大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尔雅·释文》。郭璞、《尔雅注》。李巡、《释文》引。孙炎《诗·周南·召南谱疏》。以《尔雅》所说为殷制。皆类乎梦呓也。
九州为古小部中度地居民之法。已见第七章第三节。古人笃于宗教，故知识稍进，又以天文与地理相牵合。《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此即《吕览》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之说。《有始览》。郑《注》云：“其书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此即《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之说，分州之必以九或十二者以此。疆域之广狭，今古不侔，而九与十二之数不容变，则其所分必不能一致矣。《史记·孟荀列传》云：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淮南·地形》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所谓农土，盖即邹衍所谓赤县神州，其名亦本旧闻，非新创也。《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孟子》亦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梁惠王上》。而《淮南》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则其所谓九州者，仅当《王制》《禹贡》之一州。邹衍所谓禹所叔九州者，乃于《王制》《禹贡》等书之一州中，复分为九。今《禹贡》《尔雅》《吕览》《周官》所言之一州，已当赤县神州者九矣。衍说之异于人者，时人谓天下之大，止于《禹贡》等书所言之九州，衍则谓有如是者九，非谓当有如是者八十一也。《淮南》又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八极即八纮之极边，非别有其地。八殥在中国之外，为泽，八纮在八殥之外，又为陆。盖泽居之时，本族所居之洲以外为水，其外又为他族之地。《淮南》之八殥，即邹衍之裨海。以地理虽难征实，其缘起实可推求也。邃古中岳，系指泰山，已见第三章。所谓四渎，观第七章第二节所引《汤诰》，实就所居之地言之。正如宋代东、西、南、北四河之名，乃以汴梁为中所锡。《淮南》九州，名义虽难强求，然济水下流，似在正北，则其所谓神州，正泰山四面之地。《淮南》又曰“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故称其地为农土也。华夏邃初之疆域，可以微窥矣。《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则为春秋、战国时疆域，如《禹贡》《尔雅》《吕览》《周官》之所云者。析方三千里之地为九，固适得方千里者九也。《尔雅·释地》云：“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明堂位》云：九夷、八蛮、六戎、五狄。郑《笺诗·蓼萧序》，与今《尔雅》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则同《明堂位》。《蓼萧序疏》云：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引《郑志》答赵商问云：无国别之名，故不定。四海盖当时夷狄之地，合之则成五千里之封，《周官》所云，窃疑亦不过如此。谓四面相距，为方万里者，实误也。《尔雅》之四海，盖同《淮南》之八殥；四荒即其八纮；四极即其八极。郭《注》云“四极，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四海次四荒”，说固不误。予昔信朱绪曾之说，《开有益斋经》说。谓邻即公刘之邑濮为熊通所启，见第九章第二节。祝栗即涿鹿声转，谓四极在四荒之内。由今思之，实未必然。《说文·水部》：汃，西极之水也，引《尔雅》西至于汃国，则今本邠乃误字。濮族占地甚广，《尔雅》之濮铅，断不能说为熊通所启。涿鹿即彭城，更非使译所极矣。《汉书·西域传》言：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后汉书·西域传》，则又谓在大秦之西矣。盖于其地本不审知，徒以为西方极远之国，遂以己所知极西之地当之也。《尔雅》言四荒、四极之名，亦正如此。必求其地之所在，转致误矣。《楚辞·招魂》曰：“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止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人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藂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辞皆荒昧。而又非全无所因，殊足见古人所谓四海之外者为如何也。
古人之言地理，又有系据天象推测而得者。如《尔雅》言：“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人为大蒙。”《周髀》言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是也。古盖天家言，以地为平面。北极居中央，四面皆为南，故其南方无穷。《庄子·天下》，举惠施之言曰：“南方无穷而有穷”，乃反乎恒情而言之也。《吕览·有始览》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管子·地数》《轻重乙》《淮南·地形》《五藏山经》篇末说皆同。出水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五藏山经》篇末同。出水者作出水之山。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又九万七千里。”《淮南·地形》：“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郭《注》：“选，万也。”亦系如此。非真目验所得，并非传闻之辞也。与《禹贡》等书所言地理，根源各别，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