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文纵——先秦诸子
中国学术，凡三大变：邃古之世，一切学术思想之根原，业已旁薄郁积。至东周之世，九流并起，而臻于极盛，此其第一期也。秦、汉儒、道、法三家之学，及魏晋时之玄学，合儒、道两家。并不过衍其绪余。渡江而后，佛学稍起，至隋、唐而极盛，此为一大变。宋、明之理学，则融合佛学与我之所固有者也。明中叶后，西学东来，至近四十年而风靡全国，此为其又一变。将来归宿如何，今尚未可豫知。学问之事，每随所处之境而异。各民族所处之境不同，故其所肆力、所成就者亦不同。采人之所长，以补我之所阙，此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日臻美备；而亦全世界之文化，所以渐趋统一也。语曰："甘受和，白受采。"惟文化本高者，为能传受他人之文化，先秦学术，我之所固有也，固不容不究心矣。
先秦学术之原，古有二说：一为《汉书·艺文志》，谓其皆王官之一守，一为《淮南子·要略》，谓其起于救时之弊，二说孰是？曰：皆是也。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然贵族亦非积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专理一业，守之以世，岁月既久经验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然非遭直世变，乡学者不得如此其多，即其所成就，亦不得如此其大也。故《汉志》与《淮南》，可谓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
凡人之思想，大抵不能无后于时者也。何则？世事只有日新，决无复演，而人之所知，囿于既往，所以逆億将来，策画将来者，大抵本往事以立说。无论其所据若何，必不能与方来之事全合也。惟亦不至全不合，因演进乃徐徐蜕变，非一日而大异于其故。有时固似突变，然其暗中之变迁，亦必已甚久也。先秦诸子，虽因救时之弊而起，然其说亦必有所本。一为探求其本，而其说之由来，与其得失，概可见焉。
其所据最陈旧者，实惟农家。农家之书，真系讲树艺之术者，为《吕览》之《任地》《辨土》《审时》诸篇，然此非其所重。先秦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亩为己忧者也。《汉志》论农家之学云："鄙者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可见《孟子》所载之许行，实为农家巨子。《滕文公上》。许行之言有二：一君臣并耕，一则物价但论多少，不论精粗也。此盖皇古之俗，固不能谓古无其事，亦不能谓其必不可复，然复之必有其方，许行之所以致之者，其道果何如乎？许行未尝有言。如其有之，则陈相当述之，孟子当驳之，不应徒就宗旨辩难。此则不能不令人疑其徒为高论者也。
所托之古，次于农家者为道家。古书率以黄、老并称。今《老子》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系后人加入。书中有雌雄牝牡字，而无男女字；又全书之义，女权率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之古。此书决非东周时之老聃所为，盖自古相传，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今《列子》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文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列子》虽伪物，亦多有古书为据，谓《老子》为黄帝时书，盖不诬矣。《老子》书之宗旨，一在守柔，一在无为。主守柔者，古人率刚勇好斗。其败也，非以其弱而以其强。上古如蚩尤，中古如纣，下古如齐顷公、楚灵王、晋厉公、吴夫差、宋王偃、齐湣王皆然。故以是为戒。其立论之根据，则为祸福倚伏。盖观四时、昼夜，而以天道为循环。此固浅演之民可有之知识也。无为犹言无化。化者？弃其故俗，慕效他人。盖物质文明，传播最易，野蛮人与文明人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然役物之方既变，则人与人之关系，亦随之而变。而是时之效法文明，不过任其迁流所至，非有策画，改变社会之组织，以与之相应也，则物质文明日增，而社会组织随之而坏矣。民间之慕效文明，隐而难见，君上之倡率，则显而易明，故古人恒以是为戒，如由余对秦穆公之言是也。见第九章第四节。此等见解，诚不能谓为无理，然不能改变社会之组织，以与新文明相应，而徒欲阻遏文明，云胡可得？况习俗之变，由于在上者之倡率，不过就表面观之则然。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慕效文明，其利显而易见，社会组织变坏，其患隐而难知，亦且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乱？"化而欲作"，虽"镇之以无名之朴"，又何益邪？
道家中别一派为庄、列。庄、列之说，盖鉴于世事之变化无方，其祸福殊不可知，故有齐物论之说。论同伦，类也。物论可齐，复何所欣羡？何所畏避？故主张委心任运。其书虽亟称老聃，然其宗旨，实与老聃大异也。
所根据之道，稍后于老子者为墨。墨之道原于禹。读孙星衍《墨子后序》，即可见之。《汉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养三老五更者？所谓老人之老。选士大射，是以尚贤。选士所以助祭，见第十四章第三节。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此命盖阴阳五行家所言之命，谓万物变化，悉由二气乘除，五行生胜者也。与墨子《天志》《明鬼》之论。谓有天与鬼以主其赏罚者不同，顺四时而行，即明堂月令之法，其法谓行令有误，则天降之罚，与《天志》之言正合。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数语若知古明堂清庙合一，自极易明。《吕览·当染》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也。墨家之根本义曰兼爱，此即所谓夏尚忠。兼爱则不容剥民以自奉，是以贵俭，而节用、节葬、非乐之说出焉。兼爱则不容夺人所有，且使其民肝脑涂地，于是有非攻之论。何以戢攻者之心，则守御之术尚矣。非攻之说，《吕览》力驳之，而主义兵，见《荡兵篇》。其说诚辨。然究极言之，攻与守固不能判兵之义不义而自大体言之，攻兵究以不义者为多，墨子固取救时之弊，非作究极之论也。贵俭之论，荀子力驳之。见《富国篇》。其实墨子所行者，乃古凶荒札丧之变礼，本不谓平世亦当如是。荀子之难，弥不中理矣。然墨子之论，皆责难于王公大人，此非习于骄侈者所能从；欲以《天志》《明鬼》之说歆动之，则此说又久为时人所不信矣；见上节。此其道之所以卒不能行也。
《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观《墨子》书，《修身》《亲士》《当染》，纯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诗》《书》之文，则《淮南》之说是也。儒与墨，盖当时失职之贵族。性好文者则为儒，性好武者则为侠，自成气类，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结合之徒党也。儒之义为柔，若曾子之兢兢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盖其本来面目。孔子之道，则不尽于是。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书》《礼》《乐》本大学之旧科，《易》《春秋》则孔门之大道也。"《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盖一以明道，一就行事示人之措施，何如斯谓之合于道，二书实相表里也。邃古社会，荡平无党类，孔子谓之大同。封建之世，虽已有君民等级之不同，然大同之世，社会之成规，尚多沿袭未废，是为孔子所谓小康。春秋以后，则入于乱世矣。《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盖欲逆挽世运，复于大同。今儒家所传多小康之义，称颂封建初期之治法，后人拘泥之，或且致弊，然此乃传其道者不克负荷，不能归咎于孔子也。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为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其处己之道，最高者为中庸。待人之道，最高者为絜矩。中庸者，随时随地，审处而求其至当。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愿于彼者，即彼之所愿于我，而当以是先施之。其说简而赔，为人人所能明，所易守，无怪其能范围人心数千年之久也。孔门龙象，厥惟孟荀。孟子言性善，辨义利，阐知言养气之功，申民贵君轻之义，又重制民之产，有功于儒学极大。荀子晚出，持论少近刻覈，然其隆礼、明分之论，亦极精辟也。
儒家有通三统之论，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而阴阳家有五德终始之说，其意亦犹是也。阴阳家以邹衍为大师，《史记·孟旬列传》载其说甚怪迂，然其意，亦欲本所已知，推所未知而已。《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则五德终始之说，犹儒家之通三统，谓有五种治法，当以时更易耳。《史记》曰："奭也文具难施。"而《汉志》有《邹奭子》十二篇，则已拟有实行之法。果难施与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汉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为尽其能事也。《大史公自序》述其父谈之论，谓阴阳家言，"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阴阳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尽于是也。
以上诸家，辜较言之，可云农家之所愿望者，为神农以前之世。道家之所称诵者，为黄帝时之说。墨家所欲行者为夏道。儒家与阴阳家，则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损益之。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秦人之兼并六国，原因虽不一端，法家之功，要不可没也。东周时之要务有二：一为富国强兵，一为裁抑贵族。前者为法家言，后者为术家言，说见《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家宗旨，在"法目然"，故戒释法而任情。揆其意，固不主于宽纵，亦不容失之严酷。然专欲富国强兵，终不免以人为殉。《韩非子·备内篇》云："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情见乎辞矣。在列国相争，急求一统之时，可以暂用，治平一统之时而犹用之，则恋蘧庐而不舍矣。秦之速亡，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后此之法学，则名为法，实乃术家言耳。
名家之学出于墨。已见上节。《汉志》推论，谓其出于礼官，盖礼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必求名实之相符，故名法二家，关系殊密也。顾名家之学，如臧三耳等，转若与恒情相违者？则恒情但见其浅，深求之，其说固不得不如是；抑同异本亦相待，深求其异，或将反见为同，此惠施所以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之论。见《庄子·天下篇》。又疑此亦由其学原出墨家，故仍不离忠爱之旨也。名家之学，深奥难明，欲知其详者，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下篇第六章似可参看。世界书局本。
纵横家者流，《汉志》云出于行人之官，其学亦自古有之，而大盛于战国之世。古之使者，"受命不受辞"，故行人之辞令特重，至战国时，列国之间纵横捭阖益甚，而其术亦愈工也。纵横家之书，存者惟一《战国策》。参看第二章。其书述策士行事，多类平话，殊不足信。其精义，存于《韩非子》之《说难篇》。扼要言之，则曰：视所说者为何如人，然后以吾说当之而已。
杂家者流，《汉志》曰："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盖专门之学，往往蔽于其所不知。西汉以前，学多专门，实宜有以祛其弊，故杂家但综合诸家，即可自成一学也。杂家盖后世通学之原，所谓议官，则啧室之类也。见第十四章第二节。
以上所述，时为九流，见《刘子·九流篇》，《后汉书·张衡传注》同。益以小说，则成十家。《汉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宫，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疑《周官》诵训、训方氏之所采者正此类。九流之学，皆出士大夫，惟此为人民所造。《汉志》所载，书已尽亡。《御览》卷八百六十六引《风俗通》，谓宋城门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鱼悉露见，但就取之。说出百家，犹可略见其面目也。
诸子十家，为先秦学术之中坚。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其为专门之学，亦与诸子同。数术、方技见上节，兵书略见第二章。《汉志》所以别为略者，盖以校书者之异其人，非意有所轩轾也。独列六艺于儒家，则为汉世古文家之私言。今文家之所传者，为儒家之学，虽涉历代制度，乃以其为儒家之说而传之，非讲历史也。古文家本无师说，自以其意求之古书，则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与孔子等耳。此以治学论，固无所不可，然古代学术之源流，则不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