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孔子的开创性 ——对学习的推崇

为什么会有学生“自行束脩以上”，去跟孔子学习？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有名有姓可以查考的，就至少有七十弟子。后来流传的夸张说法，甚至是三千弟子，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这些人看到的，是从孔子那里学到了贵族教育中的知识与技术，可以用来服务国君与公卿大夫。那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旧有的贵族身份使人才来源不足，孔子的弟子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

不过，孔子教的，不只是一套有用的知识与技术。孔子坚持：他所教的固然有用，却不是因为有用才教，才学。这套知识与技术有其内在的根本价值，自身是珍贵的目的，不是用来换取俸禄的手段。

孔门中要分别“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泰伯》说：“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学了三年，不在意不求要拿学到的去换取俸禄，多么难得啊！难得之处，就在将自己所学的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就是“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也可以用后来《荀子》的说法来解释，“小人儒”学的是“为人之学”，一边学一边计较，学这有什么用，学会了可以用在哪里，换来什么；“君子儒”则是“为己之学”，是发自内在看重知识的价值。

《论语》里留下了众多记录，讨论“出处”。“出”是去服务公卿，拿我会的去卖给愿意买的人；“处”则是留着不卖，不服务，不伺候。孔门师生间不断在问：这工作能做吗？这工作值得做吗？

“出处”不仅是弟子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孔子自身的大问题。孔子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原则的统一性。遇到有国君要用他，有公卿大夫要召他，他一样要对自己、对弟子交代清楚，为什么“出”或为什么选择“处”。弟子也会对他的决定有所质疑，像子路那样个性冲动的，经常直接批评老师做了不对的决定。

《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公山弗扰以自己的封地“费”为根据地，反抗鲁国的世卿，找孔子去协助。孔子要去，子路直接就开骂，而且骂得很难听：“你沦落到了这种程度，连公山式那种地方都要去吗？”而孔子耐心地解释：“你只看找我去的人，难道我会都照他的想法做吗？”意思是，我没有自己的企图吗？“有人用我，我就要用这样的机会，做出对恢复周天子地位有利的事啊！”意思是他要利用公山弗扰削弱鲁世卿的力量，抑制他们对于鲁国国君的侵凌，恢复鲁国的上下秩序。孔子有他自己的目的，不是要去满足公山弗扰的野心。

毫无疑问，所有弟子中，最受孔子肯定的，是颜渊。而颜渊最大的特点，是一辈子从来没有“出”过，他没有卖过自己身上的任何知识、任何本事。颜渊没靠自己的本事换过任何现实的利益，却被孔子视为最好的学生，孔子对他的称赞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住得很差，吃得很少，喝的是白水，别人会为之意志消沉，颜渊却仍然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因为颜渊的“乐”不是来自这些外在的生活待遇，而是内在的“好学”，从不断的学习成长中得到不懈的动能。

孔子的弟子中有外在成就的，比比皆是，例如子贡、冉有。孔子之学后来能够发展流传，子贡有很大的贡献。但子贡、冉有都经常被老师指责，不曾给他们像颜渊那么高的评价，因为他们的“学”是有目的的，颜渊的“学”是无目的的，是纯粹的“好学”。

显然，“学”不是为了习得一套技术，不是为了有用。那孔子要弟子“学”的什么？因为孔子重礼，后来理所当然认为是要学礼仪规范，要学道德。但孔子的本意，可能更接近“学人格”，学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人，学如何分辨人格的价值高低，学与人格有关的评断标准及其背后的逻辑道理。

“君子儒”是“为己之学”，借由“学”让自己变得更完整、更丰富。道德只是这中间的一部分，道德，尤其是内在的道德感与道德信念，可以改变人，让人离开粗野本能，变得更文明、更好。但绝对不只是道德，例如音乐也在“学”的范围内。《论语·述而》记录：“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听到那么美好的音乐，音乐进入自己的感官中，一下子盖过了其他享受，使人得以体会原来有如此美好的东西。另外，通过音乐，孔子能够察知奏乐者的心情，那就不只是靠本能的感受，还添加了主观的领略努力，将音乐和人、人格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学”。

孔子重新定义了“学”，标举了“学”的重要性，“学”从此成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固定主题。为自己而学，以学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不是要学了什么去换什么，而是体验、享受、珍惜“学”所带来的丰富与完整，这是孔子提出并坚持的核心观念。颜渊在孔子心中的地位那么高，就因为他是这个观念最纯粹的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