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考证《老子》年代的五种方法
有清一代发展兴盛的考据学，到了民国加入了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其实就是理性归纳——还有更激烈的疑古风潮，打造出一套细腻的机制，多面向地重新检验文本的时代背景。
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是考据文本中出现的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成立若有确切的时间点，那么用到这个专有名词的文献，成书时间当然晚于这个时间点。
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字词使用的变化。例如傅斯年先生写了《性命古训辨证》，将古文献中出现“性”“命”的段落拿出来仔细排列比对，看出这两个字、这两个观念在历史时间中变化的基本轨迹。反过来，我们也就能用这套整理好的资料当坐标，考察包含“性”“命”的文献，从文中这两个字的意思去推断文献的时代。
“道”这个字和“性”“命”一样，都是春秋战国文献中经常出现，但随着时间其实有微妙而明确意义变化的字。“道”字出现在孔子的时代，带有高度的具体性，通常指的是“人之道”，是人际事务道理的总称。到了《庄子》，“道”的意义扩大了，不仅用来指称“人之道”，还用来指人和自然所有现象的共通原则，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之“道”同时也就包纳了人的现象。
《老子》的“道”接近《庄子》，却又更抽象化。“道”不再只是一个方便的总称，而是有了神秘、无法描述、人无法充分掌握的本体。这样的用法贯穿了战国后期的各家文献，包括《荀子》《韩非子》，一直到《吕氏春秋》。整理了“道”字意义的流变，我们也就很难相信《老子》会是和孔子同时代的文献了。
还有第三种方法，是考察文本中出现的事物与观念，比对它们出现的时代。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改变最大的一个领域，是战争。战争的形式、战争中动用的器具，乃至于战争的观念，快速而激烈地发展。拿东周的战争史作为背景，对照看《孙子》和《老子》，我们就会知道《老子》的战争指涉与观念，明显是战国式的，不太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
还有第四种考据的方法，是察看、比对行文风格。文法的运用，表现论证的手法，一般都有时代的特殊性。《庄子》和《孟子》在主张上天差地别，但两本书共同展现了那个时代清楚的“雄辩”个性。战国时代是个雄辩时代，苏秦、张仪那些纵横家当然是靠一张嘴善言雄辩，穿梭于各国之间兴风作浪，但雄辩绝对不是纵横家的专利，甚至不是纵横家发明的。应该倒过来看：一个传统信念快速瓦解的社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处世行为原则，一时之间涌现了众多不同的主张，嘈杂纷乱地争着要说服迷惘困惑的世人。在那样的多元言论环境中，主张要被听到，需要特殊的技巧；主张要被接受，更需要特殊的技巧。
雄辩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说话技巧。早从春秋时期开始，墨家就最早意识到说话、论辩技巧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派别知识中有了“墨辩”，那是一套很讲究的说话、论辩方法论。进入战国时期，言论更加热闹混乱，进而出现了专门探索语言规则，玩弄论辩盲点的名家，说话，不再是一件自然的事，而是正式成为一门技术、一个本事。
纵横家是将这门技术、这个本事特别用在国与国外交策略上的人。与纵横家约莫同时代的孟子、庄子，则将同样的技术、本事，用来沟通、传递价值判断。庄子向一般人传递超越人世的广大精神宇宙，孟子沟通的主要对象则是国君，传递的价值信念是儒家的人道主义。
《孟子》和《荀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只是传统上认知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对比而已。更重要的，是文风，说话方式的对比。孟、荀同属儒家，两人有许多同样的基本信念，两人的书中也说了许多类似的道理，然而不管再怎么类似、接近的道理，由孟子说来，就是和由荀子说来，给我们很不一样的感受。
不是来自内容的差异，而是风格乃至于人格的差异。孟子的雄辩风格，一部分来自时代影响。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荀子出生于公元前313年，虽然只相去六十年左右，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气氛，有了根本的变化。孟子的时代，仍然是百家争鸣、言论互激、一切处于未定的情况，从国君到小民，大家都焦虑地寻访对于现实战乱不安的解决之道。到了荀子的时代，前面的长期多元激荡，开始收束整合了。荀子本身整合了儒家和法家，荀子的学生韩非更进一步整合了法家和道家。
换句话说，孟子身在言论的战场上，强敌环伺，必须随时打紧精神不断战斗；到荀子时，战场已经初步清理了，只剩下几个还站着的强者，不再必然战斗，转而想着如何重整彼此的关系，找出停战的办法来。
而很明显的，《老子》那种平铺直叙的“真理式”发言风格，不推理不辩论，只把结论拿出来，更接近《荀子》而不像雄辩时代的《孟子》或《庄子》。
还有第五种，更难更专业的，是语音学上的考订。《老子》大部分的文句是押韵的，“韵”来自语言的习惯，什么字念什么音，语言会随时代而改变，“韵”当然也就跟着改变。有一门“古音韵学”，从《诗经》以下，借由搜罗所有押韵文句，整理、分析“古韵”的变化。将《老子》放入“古韵”的规律中去考察，也可以发现其用字押韵的方式，在时代上比较晚。
从这么多不同角度进行的考证，显示《老子》晚于《庄子》的证据，远远多过《老子》早于《庄子》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