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回头再问庄子是谁

庄子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人，《庄子》这本书又是如何写成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能有的庄子资料，几乎都来自《庄子》这本书。那是一个内在封闭的文献，少有外来的对证。

而且，《庄子》这本书明显不是让人拿来当作历史事实记录用的。它里面充满虚构的故事与寓言，“庄子”经常也化身成为故事或寓言的角色，简直无法区别出其中事实的部分。

不过还好，庄子不是孔子。孔子所说的话，和他这个人的遭遇、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解孔子是怎样的人，大有助于我们掌握他话中的意思。拿掉了背后的人格与精神，孔子的话就变成了空话，其价值与力量就大打折扣。庄子不然，庄子的信息是要每个人体悟自己的标准，寻找一种允许差异发展的自由。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事，就算不知道，相对无碍于我们接收他要传递的信息。

庄子可能来自宋，但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楚，当过“漆园吏”或其他一些小职位。《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三大部分。《汉书·艺文志》中收录的《庄子》中的文章，一共有52篇。从汉到晋，一般认定52篇的分布，是“内篇”7篇，“外篇”28篇，“杂篇”14篇，再加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3篇“解说”和3篇字音解释。晋代郭象重新校订，只留下33篇——“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个版本就一路流传至今。

《庄子》书很早就分“内”“外”“杂”篇，显示编辑者清楚意识到这些内容不是出于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也显示去庄子时代不远，庄子思想就有了重大的分歧流衍。

郭象版将传统版本中的“内篇”7篇全数保留，表示他认为这7篇最接近庄子的原始思想，很有可能是真正由庄周这位单一作者所撰写的。“外篇”的风格和“内篇”没有太大的差距，而且部分篇章或段落直接联系“内篇”的想法或论辩，不过“外篇”15篇的内容比“内篇”芜杂，中间有更多的故事与寓言，看来有可能仍然是庄周所撰，或是和他时代相近的弟子写的。

“杂篇”中有几篇，看来和“外篇”很像，另外有几篇——如“说剑”——则明显离开了庄子原来的思想脉络，纯粹只是淋漓发挥的寓言。另外还有《天下篇》，那一定是战国后期甚至汉初才完成的文本，以“道”的基本立场，对于诸子做了精彩的分析整理。

从“内篇”看，庄子应该和儒家有一定的关系，文中经常出现孔子，将所要表达的道理用孔子的话去说。但是到了“外篇”“杂篇”，孔子继续出现，然而基本上就变成被嘲弄的对象了。由此可以看出道家原先与王官学和儒家有相近的渊源，后来才在态度、立场上分判得越来越清楚。

庄子和南方的文化，尤其是“隐士”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内篇”中提到孔子时，并没有明显的敌意。显然在庄子的时代，孔子仍然是个巨大的存在，是个知识与智能的偶像，因而庄子会刻意将自己想说的话用孔子的话说出。例如《德充符》中有很多“仲尼”的话：“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这段话基本上没有违背我们从《论语》中所认识的孔子，只是用语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不是个人能控制的，是属于“天”、属于“命”的，干吗去担忧、去在意呢？这和《论语》里说的“富贵在天”“仁者不忧”是相通的。只是《论语》里不会有“滑和”“灵府”这种词语，还有，《论语》中在不担忧“命”的同时，孔子一定会强调要将精神与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能自我修养完成的部分。孔子否定“命”的重要，是为了建立“德”的自主修养，到了《庄子》中，负面的内容保留了下来，正面的却消失了。

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只取了“知其不可”，扬弃了“而为之”。庄子强调的重点是人活着要有“知其不可”的基本认知，自然有其变化道理，不是人可以否定、逃避、改变的。“知其不可”，也就能够找到对的生活态度，那就是顺应自然变化道理，去除人为的、主观的偏见，放弃愚蠢的控制动机，随着自然而动静，随着自然而生活。

另外，在“外篇”“杂篇”里出现了许多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看起来不像是庄子写的，应该是出自庄子的弟子或追随者。庄子门下的师生关系，一定和孔门状况大不相同，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明确记载。从文本上看，庄子一门传承中的最大特色，是保有了清晰的文字风格与说故事的方式，使《庄子》全书不只有哲学思辨上的价值，还有文学史上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