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从先秦典籍看先秦的死亡观念

在《礼记·檀弓篇》中有关于曾子死前的记录。曾子病得很重很重了，病榻前有他的弟子乐正子春，还有儿孙曾元和曾申。这时候一个童子举着蜡烛进房里，蜡烛一照，看到了曾子睡的铺席，不自觉地惊讶说：“这不是大夫的垫褥吗？”乐正子春立即制止了童子，但来不及了，曾子听见了。

曾子把童子叫过去，要他再说一次。听清楚了童子说的，曾子一看，果然自己睡的地方，铺上了季孙氏送给他的垫褥，那是他平常不会用的，因为不符合身份。曾子就说：“赶快把我抬起来，我不能睡这个，我不是大夫，不能用大夫的垫褥。”

他病得很重了，甚至都无法自己起身，曾元就劝他，别急着换，到天亮了再换。曾子很生气，骂曾元：“你对我的爱，还比不上这个小童仆。他看到我睡在不对的垫褥上感到惊讶，你却不在乎。现在，我就是要换垫褥，别无所求！”曾元他们只好听从，结果垫褥还没换好，曾子就断气了。

这段故事出现在《礼记》中，传统上我们看到的、强调的，当然就是曾子对礼的看重与尊崇。曾子坚持，没有大夫身份，不管这垫褥怎么来的，就是不能躺在给大夫用的垫褥上。

不过，将这个故事和前面举的例子摆在一起，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层意义。曾子应该也知道，如果换垫褥，自己恐怕就连这一夜都过不去了，然而对他来说，在这件事上守礼，比自己到底还能多活几天更重要。就算会死，他都坚持要换，以求心安。

这些人很明显和我们现代人不一样。他们和我们现代价值观的差距，正突显了春秋这个时代的特色，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没那么重要，活着没那么重要。或者应该说，活着、继续活下去这件事，在我们现代人的考量中，排名很靠前，几乎在最前面，是最重要的事，少有什么可以比活下去还重要。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他们考虑、选择的生命情调、生命架构不一样。在自我理解与决定上，对他们来说，有许多比活着更重要的事。

用我们的标准看，春秋时代的人，死得好轻率。“伍子胥过昭关”是传统戏曲中的重要戏码，有许多改编版本。民国时期一度流行对传统戏曲进行批判，“伍子胥过昭关”的一个版本就被特别拿出来痛批，展现了传统戏曲的不合理。戏中有一段，伍子胥逃亡路上，遇到了好几个人的协助，每次得到了协助，伍子胥千谢万谢，最后都会出于担心，特别跟协助他的人拜托：万一有追兵来，请不要泄露他的行踪方向。而每一次，被他这样拜托的人，都刚烈地自杀了，人死都死了，就百分之百不会出卖、泄密了吧？

不合理之处在于：伍子胥都学不到教训吗？拜托一声就害死一个人，遇到下一个人，却还是同样拜托？还有，更不合理的是，这些人怎么可能光是为了要让逃亡的伍子胥安心，就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

戏曲为了创造特殊的戏剧性效果，而有此安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将这样的情节放入属于春秋时代的伍子胥故事，却也是夸大地掌握并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面貌。那个时代的人，以我们的标准看，死得如此轻率。

申生怎么死了？他的衡量是自己活着而使得父亲无法得到有骊姬在身边的安慰，不值得，不应该，所以他就死了。鉏麑怎么死了？他的衡量是活着要么必须违背原则杀一个尽职的好大夫，要么必须违背国君的命令，做不到承诺国君要做到的，所以他就死了。

这不叫轻生，而是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人，拥有我们现代失去的一股力量——信念的力量。那个时代的人视死亡为贯彻某种信念、某种更高原则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很自然的代价，所以邾文公的事，《左传》中特别引用“君子”的评论，评其“知命”。

《左传》中的“君子曰”不那么常见，都是针对当时人认为格外重要、格外有代表性的事件才会用这种方式发议论。显然，在我们今天看不过去的邾文公的故事，《左传》作者特别加以肯定。肯定他没有将自己的生死看得那么重，因为在他心中有更高的价值信念在，和这份信念相权衡，就不会那么顾念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死亡具备的第二层意义是作为面对不同原则冲突时，不得已却真实存在的解决之道。这又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习惯的方法，是在不同原则间找到妥协，或选择保留这个、背叛那个，很多时候甚至干脆将冲突的原则都一并丢掉了，让自己在一种虚无的状态中活下去。因为要活下去，活下去最重要，所以就绝对不可能像鉏麑那样，面对冲突的原则，不愿背叛其中任何一个，于是决绝地选择死亡，死亡让他可以不必背叛。

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活下去是第一要义，活着才有其他的。认识春秋时代，可以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人们看重自己如何死，高于关心自己如何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