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活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着

这些人、这些故事有一个耀眼的共通之处，赴死的这些人都不是为了应和外在的什么压力，不是被别人、被社会逼着去自杀的。用这种方式赴死，是他们自主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礼教杀人”之下的牺牲者，不是死于礼教的压迫之下。

那是他们的个人选择，而即使是如此极端的选择，在那个时代都是被尊重的。孔子从柴高逃离卫国的选择意识到“子路死定了”时，他的心情是担忧的、难过的，然而其中既没有对子路的选择，也没有对柴高完全相反的选择，有任何责备之意。他只是知道，子路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是子路自认作为人的原则。

只要好好读过《论语》，你就会知道孔子弟子个个都有不一样的个性。这又显示了春秋时代的另一个后来在中国历史中被掩盖、遗忘了的特色，那就是强烈的个人个性发展的时代。这也符合迪尔克姆在《论自杀》书中的主张——个人精神越强，越是强调个人主见的社会，自杀现象越普遍。虽然孔子看重礼，但他所说的礼真的不是后来的礼教。礼教是集体式的，抹杀个人、压抑个人内在真实情感的，孔子追求的礼比礼教要难得多，也理想化得多。孔子要的，是人从自我内在中发出对于礼的信念，不是勉强地遵从礼，而是真心感受，甚至享受礼的秩序与原则。

个性的昂扬、个人精神的强大，当然和封建宗法的没落、倾颓有关。封建将人摆放在亲族网络的位置上，位置决定了人，位置比人重要。到了春秋时期，这样的安排维持不住了，人纷纷从位置上解脱出来，无法由位置来决定人该过怎样的生活，你必须自己认真地重新思考、重新决定。

区别孔子的礼和后来的礼教，也就是用一种“求异”的眼光看到的中国历史。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而且还能让历史带给现实更大的刺激与参考。我们可以试着去体会有信念的生活，在生活中追寻一些更高等级、更具超越性的原则，也可以换个角度问问自己：我作为一个人的理由与条件又是什么呢？

古希腊历史也留下了许多自杀的故事，而那个社会、那样的文化，也有昂扬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原则信念。古希腊人相信的“悲剧”就是强大个人精神之下的产物。他们的悲剧指的是人无法改变命运，命运的力量极大，连神都必须屈服于命运之下，而人活在世上往往就是不断被命运和神摆弄来、摆弄去。但人明明知道改变不了命运，也斗不赢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却无论如何都要反抗，都要挣扎。这种终究要失败的努力，这种总不肯屈服的情绪，构成了悲剧。

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份悲剧性高于人的生命，失去了这份悲剧性，乖乖地、被动地接受命运与诸神的操弄，那么人就不再是人，就失去了人的根本价值。

活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活着。彰显自己不愿乖乖接受安排活着，比活着本身更重要。戏剧《安提戈涅》一开场，就是主角安提戈涅不理会禁令，去替弟弟收尸，她宁可被杀也要做她认为应该做的事。苏格拉底以他的思考与智慧，得罪了雅典城内的庸众，最终被判死刑，一直到喝下毒酒，他没有流露出一点后悔，更没有一丝对活着的留恋。

形式上不一样，但这种认定原则，为了原则随时准备好咬牙不要命的态度，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出现，也在希腊辉煌的古文明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