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铁器和水利推动农业生产，也改变了战争观念

铁器普遍运用在农业上，产生了一个循环。硬度高、锐利的铁器方便砍伐树木，树木砍掉了，原来长树的土地也就清空出来，可以拿来耕作。越多土地开发为农地，就需要越多铁制工具，也就刺激了更大的冶铁燃料需求，于是再去砍掉更多树，清出更多土地来。

在铁器发明之前，农田的开拓不是那么容易的。最常见的方式是用烧的，将一块地上的植物一并烧掉，在烧出来的空地上开垦。这样开拓出来的土地，表土很容易流失，因而往往种了几年，作物产量就开始大幅下降，没多久就必须放弃这块土地，再去找，再去烧新的地方。农用铁器改变了开拓的方式，树砍下来可以当作燃料，铁器还可以用来挖掘和清除树根，这样处理过的土地，很明显在生产上比烧出来的地能产生高得多的经济利益。

于是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山林快速消失，农田也相应快速增加。和春秋时期相比，不只农田面积大增，以铁器耕耘的农地，其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是水利的发展。成都城外保留的都江堰就是战国时期李冰父子的杰作，即使经历了汶川地震，都没有被破坏。

都江堰的主体，是位于岷江江心的“鱼嘴”分流工程，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外江在西，又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行洪；内江在东，是人工引水总干渠，主要用于灌溉，又称“灌江”。“鱼嘴”决定了内外江的分流比例，内江取水口宽150米，外江取水口宽130米，利用地形、地势使江水在“鱼嘴”处按比例分流。春季水量小时，四成流入外江，六成流入内江以保证春耕用水；春夏洪水季节时，水位抬高漫过鱼嘴，六成水流直奔外江，四成流入内江，从而使灌区免受水淹。这就是所谓“分四六，平潦旱”。

都江堰很了不起，然而放在战国历史的脉络下，都江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孤例。都江堰是战国水利知识与技能的最高成就，明显是在普遍、全面水利灌溉工程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留有对于水利制度的讨论，当时水利控制也有很详密的划分。有“渚”，这是农田边挖出的池塘，下雨时可以储水，不下雨时又能够引水灌溉。有“防”，这是在河道边筑堤防，避免河水泛滥淹没田地。有“沟”，指的是从比较大的水道挖出分支来，引水进入特定的农田中来利用。另外有“浍”，是让水从田里排去的水道名称。引水入田的水道，和让多余的水从田里流出去的水道，分别设计，各有称呼，可见水利工程思考之细密。

有铁器，有越来越多的农田，又有发达的水利工程，总的效果当然是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也就支持了相应的人口增长。人的居住与活动不断增加，另外带来了心理影响——人那么多，人命的价值也就越来越低了。

战国时期有了和春秋时期很不一样的对待生命的态度，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铁器可以用在农业生产上，有效养活人；铁器也可以用在打仗上，更有效地消灭人。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有限，仍然带着贵族仪式性质，没那么多人去打仗，也没那么多人有资格去打仗。战国时期最明显的变化，是发展出了“全民动员”的战争。到了战国末年，几场主要的战役，双方动员动辄几十万人，战场上的死伤，加上事后的“坑杀”，往往一下子就折损几十万条人命。

战争越来越频繁，动员规模越来越大，相应地，后勤补给也就越来越复杂。战士填饱了肚子才有办法上阵厮杀，及时、充足地满足战士的饮食需要，有赖于这个时代的新发明、新突破。古代农业的主要产物是谷物，但谷物得煮熟了才能吃，很不方便。战国时期有了许多新的保存与携带食粮的方法。

当时最普遍的战场食粮，是“糗”，米煮熟了之后风干，带在身上，要吃的时候加水重新泡软。《孟子》里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形容的就是带着水和容器来，方便这些战士将糗泡开成米浆来吃。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种方式就在认识细节。传统历史知识中长平之战本来就是一个重要事件，然而我们进一步思考细节就会了解，要出现这种规模的战争，需要有许多相应的变化。三个人打架和三百人打架是两回事；动员两千人列阵打仗，和动员二十万人，当然也是两回事。没有农业生产上的突破、人口的增长，甚至没有方便携带的食粮形式改良，都不可能有这种大型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