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推行主张还需要辩论术

表面上看，兼爱和为我极端相反，但深入些看，孟子所指的这两大显学，内在关联紧密。理论上的关联在杨朱突显了墨家主张的吊诡——兼爱只能使人谁都不爱，不可能“视路人如兄弟”，只会“视兄弟如路人”，甚至“视自己如路人”。人人不珍惜自己，轻视自己的生命与利益，战争非但不会终止，还将打得更厉害、更不可收拾。

另外一项关联在用心上。墨家和杨朱不同主张的目的是同样的——终止战争。他们都是针对战争形态改变、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发生频率升高带来的慌乱、痛苦而提出的。他们都试图找出彻底的、一劳永逸的办法，来解决战争、终止战争。

换句话说，他们针对的是同样的社会集体现象，同样在寻找一个可以用简单标语彰显的彻底解决方案。墨家说：只要我们都爱别人就可以不再打仗了！杨朱说：错了，反过来，只要我们都坚决只爱自己就可以不再打仗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这两家的主张会在当时带来席卷式的号召效果，以及为什么这两家会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切中了当时一般人最大的困扰与痛苦，也因为他们提出了简单的、标语口号式的答案。简单，所以不需什么知识、不需复杂思考，很多人都听得懂；类似标语口号，所以可以快速传播，蔚为流行。

到了战国中期，百家争鸣不只刺激出了更多的想法与主张，还刺激出了对于如何更有效推广想法与主张的试验。试验的结果，就是“辩”的风格的出现。之前我们说过墨家如何从朴实起步，到战国转而重视、开发“辩”的方法。墨家和杨朱擅长的“辩”法，至少从孟子整理、总结的文字来看，就是找到一个统合的概念、标语，将尽可能多的议题摆放进去，形成解决时代问题的万灵丹。

如此呈现意见的风格，前所未见。《论语》中没有太多“辩”，因为《论语》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格言，直接说出答案，告诉你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做的。格言的特性就是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再没有太多说明，当然也就没打算要辩论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这就是典型的格言，简单、直接、整齐，不多解释，没得商量。

《论语》里孔子的发言仍然带着强烈的封建秩序下的真理姿态，但这样的姿态到了战国就维持不了了，人们不再单纯接受这些简单的语言，驯服地视之为真理。格言式语言的真理权威随着封建秩序的崩坏而瓦解了。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这种变化如何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有限的生命经验中，我们曾体验过格言失效的感觉。小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早上稍微晚起就有罪恶感，一年开头一定要写下一份密密麻麻的计划。上学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教导，对于“堂堂正正”四个字有着强烈的感受，还有每天进出教室就看到墙上用大字写的各种学生守则。

现在的成年人还有谁会认真对待它们呢？谁还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是写在黑板上、墙上的，就认定那应该是有道理的呢？现在的孩子看了则会提出各种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早起？为什么春天比夏天或秋天重要？勤劳做事就能保证成功吗？

多出来的质疑和困惑，来自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想要我听什么，接受什么，你不能光是告诉我，还得说服我，不能只说“就是这样”，必须说出理由与原因来。从春秋到战国，不只是言论主张改变了，连更基础的表达主张的形式也改变了。内容与形式，两者密不可分，互相影响。

诸子百家进入了一个“论辩”的时代，比以往更讲究论辩的有效性。墨家和杨朱之所以能一时横扫天下，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和更多人沟通、说服更多人的言论风格。孟子反对他们的主张，因此觉察到他们的言论有那么大影响力时，更是愤愤不平。那该怎么应对？孟子也得树立自己的论辩风格，才能和杨墨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