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孟子》的辩论场景（上）
从某个角度看，《孟子》比较接近《论语》，而远离《荀子》，因为这本书不只记录了孟子说什么，还将孟子在什么状况下、对谁说这些话等背景信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千载之后，我们都还能通过这些记录，想象并还原孟子当年的论辩场景。
庄子也是个了不起的雄辩家，然而，《庄子》书中呈现的，是一种纸上的、想象的雄辩。书中没有交代现实的辩论场景，少数例如庄子和惠施的对话，读起来总比较像寓言，而非现场记录。《庄子》比较像一个有剧本、有场控的舞台，那些质疑、挑战庄子的人是剧本里安排好的角色，大家按照各自脚本说话，制造出应有的舞台效果。
我们当然不能天真地将《孟子》里所记录的一切都当作事实看待。《孟子》的写法就是期望我们感觉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场论辩，真正的君王、真正的问题、真正的往来论难，用这种方式传达出再强烈不过的现实感。书中浮现的是一位不怕面对现实问题，不谈抽象理想理念的人，他活在与别人的热闹互动中，而不是在自己内在的思考与想象中。
孟子采取如此具现实感的书写策略是有道理的。正因为王官学在孟子的时代是古旧的，儒家信念很容易被视为只适用于逝去的年代，缺乏现实意义，所以要让人愿意倾听儒家信念，就先得有办法把现实摆进来。
《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上》，开篇第一件事就是搬出了一位真实的国君——梁惠王，让读者看来像是现场记录的对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是个游士，没有固定的官职与身份，不断从这国跑到那国，为国君提供国政上的分析与建议。因此梁惠王的寒暄理所当然就是：“哎呀，老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想必会给我们带来很有用的协助吧？”
孟子这类人是国君的流动幕僚，到任何一个地方，最主要的目标一定是说服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进一步任用他们协助处理国政，所以梁惠王的问候很普通、很正常，“利吾国”是国君判断要不要接受游士意见天经地义的标准。
孟子到梁国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因此能直接见到梁惠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28年，那年孟子44岁，梁惠王开口称“叟”，显然不完全针对孟子的实际年龄，也有对孟子的尊敬之意。
梁惠王绝对没料到，初次见面如此平常的客套话竟然就引来孟子的否定，外加一大段训诫。“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回应是：“王干吗要提利呢？难道你不知道比利益更重要的是仁和义吗？”
梁惠王显然来不及弄清楚状况，孟子已经滔滔不绝地铺陈其道理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译成白话就是：“国君问：‘如何对我的国有利？’大夫就问：‘如何对我的家有利？’没有封地的士和庶民就问：‘如何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都求利，互相争夺利益，这个国可就危险了。”
国君考虑国的利益，拥有封地的大夫就会相应考虑自己封地的利益，同样，士和庶民就会考虑自身的利益。从上到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然而上下的利益彼此交错，这方的利益增加了，很可能就损伤了那方的利益，因而考虑利益必然产生利益冲突与争夺，这是“危”的来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话说：“《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经文记录的两百多年间，就发生了三十六次弒君事件，正式被灭亡并吞的国多达五十二个，平均六年多就有一个国君被杀，平均四年多就有一个国灭亡。这种状况进入战国之后，只会更加严重、激烈，所以孟子直接在梁惠王面前说：“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译成白话就是：“具备万乘实力的大国中，弒君的一定是具备千乘实力的大夫；具备千乘实力的中等国家中，弒君的一定是具备百乘实力的大夫。这些大夫，他们的实力都已经达到国君的十分之一——万中有千，千中有百——了，难道还算少吗？”意思是自己已经拥有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弒君呢？
因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的解释是：“如果大家都只想怎样是有利的，不考虑不在乎怎样是对的、正当的（义），那就会产生这种不论自己已经拥有多少，都一定要争夺更多，不去争不去抢就无法满足的现象。”
孟子前面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到这里他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迫切了，实际上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君危矣”！如果国君不希望遭遇这种弒君争利的危险，那就应该听下面的建议：“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译成白话就是：“应该赶紧停止强调利、追求利，转而提倡仁义，仁义才对国君最有好处。相信仁、施行仁的人，绝对不会忽略、遗弃他的亲人；相信义、遵守义的人，也绝对不会蔑视、伤害他的君王。”这里孟子给了“仁”与“义”最简单的行为定义。“仁”就是遵从伦理，看重亲人；“义”就是有一种坚持正当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的信念，规矩上国君在前，那么实践上就不会将国君放到个人考虑之后。然后孟子将前面说过的话当作总结又说了一次：“王，你应该说仁义才对，不要再说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