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孟子重振儒家

在那个大辩论时代，孟子的性善主张，当然招来了许多质疑、挑战。《孟子》书中有一篇，叫“告子”，里面就记录了一个主要的挑战者“告子”的主张。告子认为“性无善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认为，人的天性像水一样，可能流向东，也可能流向西，没有一定的流向，只受地势高低影响，人也同样受到环境影响，由环境决定变成好人或坏人。

告子显然是“环境决定论者”，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由环境影响并塑造的，没有或善或恶的本性。善辩的孟子却抓住告子用的比喻发动反击：“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水之所以会东流西流，没有一定的方向，不就是因为水总是往低处流吗？水偶尔可以冲激向上，但那不是水的本性，终究水还是要往下流。水有往下流的本性，就如同人有善的本性；水偶尔会违背本性往上冲激，就像人也会违背善的本性为恶。人性的确像水，但绝对不是如告子认定的那样无善无恶。

人当然会做坏事，然而孟子看重、强调的是：人做坏事时，内心明白自己做的是坏事。对于善恶是非标准的敏感是天生的、不变的。孟子说：“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和我们，没有绝对的差异，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成为圣人的先天条件，就看我们如何运用、发挥自己内在天生的善性了。

孟子将自己的论理建立在本性上，也就是一个不能改变、不容置疑的前提下。这是论辩的策略，也是那个时代的潮流。社会太乱了，现实太乱了，接着连解释现实的说法也各行其是乱成一团，使人莫衷一是。这种状况很自然地刺激出一种想要找到可掌握的源头的冲动，希望能有固定的、不变的基础让人得以站立，不要什么都在变，什么都不确定。

庄子探索“自然”，同时代的孟子、告子则讨论本性，他们都是要找出不变的、确定的基础。建立了本性的主张，孟子也就有了“拒杨墨”的简单立场：杨朱和墨家的主张都是违背人性的。进而，孟子用本性的论理，给予礼新的定义。为什么封建秩序明明已经崩坏瓦解，还要维持礼？孟子给的答案是：因为礼源自人性，是普遍的，而不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礼固然是圣人制定的，但不是圣人独断发明的。圣人的角色是发现你我内在都有的基本天性、善恶是非标准，以此制定出一套相应的行为法则。不管现实怎么变，人性不会变，那么礼也就不会过时，始终有其权威与价值。

用这种逻辑，孟子重振了儒家，将儒家由一个枯燥地要求保留既有旧规范的流派，升级为可以和其他诸子百家并立辩论的流派。他的性善论是在这样一个战斗条件下出现的，也是在这样一个纷乱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孟子和所有的战国诸子都不是悠闲、宁静、致力于思考的哲学家，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有攻有守的论辩者，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和说服听者、读者。将战国诸子放回热闹、嘈杂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比较公允、贴切地理解、衡量他们的思想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