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荀子的主张

孟子最重要的敌人，是杨朱和墨家。荀子也有敌人，在《荀子·解蔽篇》中，他清清楚楚列出了敌人名单：“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墨子或墨家也在他的名单上，但杨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惠子与庄子。

从孟子的时代到荀子的时代，曾经风光一时的杨朱很快就没落消失了，不过相应的，名家和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有着庞大的影响势力。不只是各家言论的影响此消彼长，受到重视的焦点问题也有了微妙的不同。孟子攻击墨家，焦点放在“兼爱”；荀子反对墨家，强调的却是“蔽于用而不知文”，换句话说，是墨家“交相利”的功利主义立场。

这很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墨家在论辩上的调整。他们特别突显“有用”“有好处”“对大多数人有好处”来加强主张的说服力。在众多纷乱的主张中，如何判断哪个比较好？墨家提出的答案是：能带来最大利益的主张就是最好的、最值得信服的主张。

荀子集中攻击墨家的这一态度。荀子认为，有用、有利不应该是全面的、绝对的标准。只重视有用、有利，就看不到其他更高的价值。人有除了有用、有利之外的其他需求，用今天的语言说，那就是文化上的、精神层面的需求。

荀子批评惠施所代表的名家是“蔽于辞而不知实”，说了很多话，一直在语言上打转，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链接却断开了，只剩下没有具体现实对应的一大堆语言。人为什么说话？为了表达意念或道理。也就是说，先有意念、道理，才有语言作为传达工具，意念、道理是本，语言是末。但名家将“名”，也就是语言，拿到最前面来，反复讨论语言，讲了一大套如何说话、如何表达的规律，里面却没有实质要说、要表达的意念和道理。名家没有现实主张，没有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时代的看法，只讨论如何表达看法。

对于庄子，荀子的批评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只知道“自然”，要人回归自然、模仿自然，却不知道有人在自然之上所增益的事物。荀子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关于那些不必努力求索就能得到的“自然”，干吗多想、多讨论呢？“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自然的就交给“天”去处理，不干我们的事，我们想再多，做再多，也改变不了“天”。关键是分清楚“自然”和“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人的任务是好好运用天地自然所给予的条件。

人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该抢自然的职能，顺从自然的道理是对的。但人要在自然给予的条件中努力创造出人的环境、人的成就，不能只是顺从自然活着。从这个角度看，庄子最大的错误，在拼命去讨论“天”，想要“知天”，去整理自然的规律，那是在浪费精力。“圣人不求知天”，“天”“自然”是不可改变的前提，知道了也没有用。

明明该做的是“知人”，也就是以“天”“自然”为前提认真思考：人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人当然可以用“天”所提供的种种条件、资源创造出属于人的秩序，做出“天”所没有的人文成就来。不需要也不应该一直去钻研“天”的道理，妄想模仿“天”。“天”和“人”是分开的，“人”有人的道理和责任。

所以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将“天”看得那么大，时时刻刻思考、探究“天”，还不如尽到人的责任，好好利用“天”提供的“物”，创造人为的、适于人类更好生活的环境与秩序。

从孟子到荀子，儒家对于“天”和“自然”的立场有了巨大的改变。孟子将礼的根本追究到“性”上，也就是要给礼一个自然的来源基础，主张礼是自然的、天生的，所以有其不可被取消的地位。孟子看待天性、自然的态度和大约同时代的庄子相近，都认为“天”是理所当然的，依循“天”、依循本性也是理所当然对的事情。

但到了荀子，“天”或“自然”不再那么重要，至少不再那么有说服力了。“自然”只是背景，但若只看“自然”，只依循“自然”，就失去了人的立场。“人”的角色被抬高了，“人”应该要有在“自然”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自然”的主动作为。庄子所主张的融入自然、顺应自然，对荀子来说，是放弃了“人”的作为，丧失了“人”的立场。人之所以为人，对荀子来说，就在于人能“物畜而制之”，控制自然所给予的条件，创造出人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