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儒家思想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占有特殊且暧昧的地位。从一个角度看，儒家是西周王官学的继承者，其基础信念、尊崇的典籍，乃至于奉行的规约，都来自王官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孔子却将这套王官学教育内容从原来的贵族身份系统中抽离出来，改造成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去除了其中的贵族性质。再换第三个角度看，东周剧变环境下，旧有的王官学随着封建崩坏快速丧失了原本的权威地位，因而主张保存旧价值、旧秩序的儒家，也就必须和其他许多新兴的学说激烈角力，争取国君和人民信从。

凭借着个人能力与魅力，凭借着庞大的弟子团体，自公元前5世纪以降，孔子掌握了封建贵族王官学的解释权。原本属于封建贵族的王官学，脱胎换骨变成了儒家的内容。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有些部分被忽略了，有些部分被强调了。礼就是被特别拿出来强调的部分，尤其是对礼之所以为礼（内在精神）的探讨，是孔子格外在意的。

正因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所以在孔子死后，弟子们对于礼的解释特别容易产生分歧，进而由思想上的分歧发展为不同的门派。《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

后世将孔孟并称，然而孔子和孟子不是同时代的人，两人之间差了将近两百年。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距离孔子去世已经超过百年。孟子活跃的时代，儒家早已分为好几派，孟子师承前面列举的“子思氏”一派。子思是孔子之孙，受业于曾子，所以是沿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系谱传承的。

曾子、子思这派，格外强调人的内在，尤其是修养上的诚心真意。顺着这条思想脉络，到了孟子，就更在意区分礼和法。礼和法不是两套行为规范，礼和法不能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讨论，礼是根本，法是衍生的、第二序的，只能看作实现礼的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不得已，能少用就尽量少用的手段。

孟子主张每个人都有相近的天赋，那就是“性”。这一天赋让每个人都不教而能，天生就有共通的喜好，喜欢吃的美味一样、喜欢的舒服享受一样、喜欢的人际秩序也一样。看到好的东西，每个人都觉得好；看到危险的现象，每个人都觉得危险；看到对的行为，每个人都觉得对。这种直觉判断能力，既是我们“性”（自然天赋）内的“善”，也是人能够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善”的社会的基础。

礼不是特别聪明、特别有道德的人发明的，礼不过就是人人共有的“善”的反映，或者说是人人共有的是非好坏判断累积起来的结果。丧礼、葬礼是怎么来的？依照孟子的解释，丧礼、葬礼不是圣人发明了交给大家来遵守、执行的，而是许多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比如前文曾经举过的关于葬礼起源的例子。

礼源自天性和本能，守礼让人强化、深化天性、本能上的这份善，因此，人要用对的方式活着。从孟子的观点看，做到这些一点都不难，不假外求，相信、听从自己的道德直觉，去除遮蔽、阻碍这份直觉的种种干扰，回归本性就是了。

因为性善，所以只要回归本性，就能做个对的人，过对的生活。有时我们迷失了，有时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源回归本性，那么，孟子主张：我们可以借由观察、体会和我们具备同样本性的其他人的善行，也可以通过遵行依照为这份本性而制定的礼得到协助。礼的作用便是如此，重点不在礼本身，而在礼对我们内在真诚原意本心的启发。

法的作用就更有限了。法是针对少数无法回归本性，找不到内在可供依循善良判断的人，才制定的外在强迫、惩罚方式，为的是逼他们就范，让这些人不至于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法当然是次级的，按道理说，绝大部分人只需要礼，可以不与法扯上关系。古代封建贵族的“刑不上大夫”，在孟子那里就被理解为：有地位、懂得自尊自重的人，依靠礼就能自发地表现善行，不需要法的强迫和约束。

以性善为前提，孟子整理了礼和法的关系，还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引诱、教导、督促国君保护人民，提供条件让人民发挥本心形成自主管理的社会秩序，那就是最好、最高明的统治作为。“不夺民时”“保民而王”，是孟子写给国君的基本政治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