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荀子的时代不同于孟子的时代

孟子的时代和庄子极为接近。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这是个处士横议的时代，没有了标准答案，没有了固定的上下框架，谁都能发表意见，谁都迷惘地奔走寻找答案。

言论膨胀，相对地，接受这些言论的对象却没有增加得那么快、那么多，因为这些言论针对的对象主要还是拥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才有办法改变社会，这是当时的普遍信念。于是不同的言论之间，就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兼并、亡国的事件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做一个国君也就越来越不容易，压力越来越大。做错一个决定，就可能丧失好几个城池，甚至可能从此失去了国君的位子。另外，国君必须要做的决定不断增加，但用来考虑计划和决策的时间却不断压缩。

小国有小国的痛苦：夹在大国之间，武力不足以自保，不小心得罪了大国，兵临城下立即就有亡国的危险。大国也有大国的困扰：不只是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虎视眈眈的牵制，而且国中的其他大夫也可能不断坐大，大到足以威胁国君，甚至僭越高位，取而代之。那样的时代，当国君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必须接受内外交迫的重重考验。封建宗法规定让你不能不做世子，然而败破倾颓的封建宗法却无法保证你不会被其他觊觎世子位子的人陷害、暗杀。同样，你不能不当国君，当上了却无从知道自家的大夫在背后如何算计你，也无从知道邻国接下来会采取怎样对你不利的举措。

国君迫切需要协助，他们不能忽视任何好意见、好主张。治理国家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错过、不放过任何新兴有效办法，随时积极掌握这些可能提供好意见、好主张的人才。处士横议，“议”给谁听？给这些身处内外压力之下的国君听。就算听到觉得刺耳或荒谬的意见，那个时代的国君也必须学会容忍，因为若是得到了“不听”“不能兼听”的名声，可能提供好意见、好主张的人就不愿到他的国家来，这会给他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

大家都有机会到各国国君前面表达意见，那就看你如何“议”，如何将自己的主张说得最有利、最有道理，也看你如何把别人的不同意见比下去，让国君从这么多“横议”中选中你，按照你的意见行事，同时给你高位、权力。

如此产生了雄辩的风潮。雄辩成了那个时代共同的标示、印记。

不过，也就在孟子、庄子活跃的时代，雄辩风潮有了下一波的重大变化。荀子出生于公元前313年，比孟子、庄子晚了六十年。到荀子去世的公元前238年，已经是战国末年了，再过十多年，秦始皇就完成了统一，建立起新的帝国。

这六十年的差距极富意义。等到荀子崛起时，雄辩风潮已经到了尾声，处士横议的现象也大幅收敛，不再热闹了。这种变化的背景，是这几十年间，国与国之间的争战局面，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弱分野。

处士横议成立的条件，是列国竞争，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从春秋到战国，几十个国消失了，只留下“战国七雄”加上零星几个小国。在孟子的时代，这“七雄”之间又逐渐分出等级来，韩、赵、魏、燕这几国在实力上和齐、楚有一定差距，而这六国又都在实力上，越来越追赶不上西方快速强大起来的秦国。

到荀子的时代，已经不是“七雄”的平行竞争了。秦国已经确立了在列国中最强大、最可怕的地位。相应的，关于秦国崛起的原因也就有了越来越确定的说法——秦国强大的关键，是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关键意义，不在于制定了怎样的法，而在于让法凌驾于封建宗法规范之上，也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所代表的精神。

依靠变法，秦国得以由中原大国不放在眼里的西方边陲小国崛起壮大，威胁每一个传统中原大国，不也就验证出如何在战国情境下治国最好的答案了吗？处士横议现象消退了，因为能够“议”、需要“议”的空间快速萎缩了。有秦国成功壮大的现实在眼前，其他意见和主张能够和法家平起平坐来“议”吗？

这时候的言论状况从原本雄辩的开放扩张转向以法家为中心收束合拢。梁惠王见孟子时也必须再听取其他几十种不同意见，试图从中找出最适合当时梁国的方针；然而等到秦昭襄王即位，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主张，大家早有共识，国家也有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国富民强，以便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追求富国强兵，一定得管得住人民，这已是共识。把人民管住，首先要让他们尽量依附在土地上，不随便搬迁。和平时期，他们是可靠的生产来源；遇到战争，他们是可靠的兵力来源。要可靠，当然就不能迁徙变动，不能今天在你这国，明天就搬到隔壁你的敌国去。

要打胜仗，那就必须有严格的军事组织与纪律，纪律的基础，是整齐划一，减少差异，每个人都一样，听从命令做一样的动作。

处士横议时代，面对身上可能带有治国、救国秘方的游士，国君相对谦虚，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哪个主张真正有用，哪个最有用，所以不愿也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到了荀子形成其学说的时代，这种状态已不存在了。对于富国强兵的国政，国君心底有了基本方案，不再是惶然的无头苍蝇。他们没打算听那么多意见，他们需要的，只是在大方向上的仔细规划、调整。

王权不断升高，不只对于游士，而是在每个方面，国君和其他人之间的权力差距都快速扩大。事实上，这也成了富国强兵方案中的一部分。国君的权力越大、越集中，就越能够有效动员进行生产和战斗，越能够提升国力打败邻国，进而将其吞并。现实的教训看起来是：权力分散带来组织松散，组织松散的国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上，都抵不过组织严密的国。

王权升高，像苏秦、张仪或孟子那样直接在国君面前侃侃而谈，运用雄辩技巧惊吓，甚至激怒国君，给国君留下深刻印象的做法也就不可能了。于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口语雄辩风格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文章表达，游士对文理、逻辑和修辞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问答对话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小心谨慎的严密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