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大一统前夕的思想家

荀子所处的时代，大不同于孟子的时代。那是大一统的前夕，那是大一统的思想与文化气氛开始笼罩的时代。

荀子的中心思想和孔、孟大不相同，他主张礼是人为的，不是出于自然、共通的天性。孟子笔下的圣人智慧在于整理、统合了人人皆有的内在礼的精神秩序，使其外在制度化。荀子笔下的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有不可跨越的差距，礼是靠圣人的圣性、超越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圣人见到了一般人见不到的，想到了一般人想不到的，尤其是见到、想到了如何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一起过团体、社会生活。

依照荀子的说法，圣人创造的礼，非但不是从一般人的天性而来的，反而就是为矫正一般人的天性设计的。礼是违背一般人的天性的，因为一般人的天性在没有受到礼的约束、训练的情况下是“恶”的，只有违背、限制这份“性恶”，才有可能创建好的、有秩序的、礼的环境。礼是圣人造出来的，一般人则是通过“学”才变得有礼，接近圣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荀子和孟子很不一样，而且是学说理论的根本差异，无法调和、无法并容。孟子的思想中，礼和法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礼是源自人性的根本道理，法却是不得已才设计、采用的补助手段。相对地，在荀子的思想中，礼和法就没有这样的决然差别。礼和法同样都是人为设计的外在秩序，与人的内在本性无关。礼是通过传授和学习得来的，法则是逼迫性质的，人们为免受惩罚而遵从。换句话说，礼和法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而是程度的不同。礼管辖的范围广些，强制性相对没那么强；法管辖的范围较窄，强制性相对较强。

人若是受教，那就学会了礼，遵守礼就成为合格公民。但要是不受教，那就由法强迫就范，仍然要此人回到行为框架中，不得逾越。礼和法密不可分，最严格的礼，就进入了法的领域；最宽松的法，也就和礼的范围重叠了。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人在学的过程中内化了规矩，以至于不再意识到规矩条文，那就是礼；没有彻底内化，而让我们感觉到应该遵守，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有形或无形惩罚压力的，那就是法。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是礼的行为，对另外一些人却可能是法，这分别因人而异，因“学”的成果而异，两者之间，仍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礼与法都是外力，只是礼的作用较深入，到达内心；法的作用较浅，靠恐惧和威胁维持。

时代的变化和个性与信仰让孟子的思想带有高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相信礼来自“性”，相信每个人身体中都具备构成礼的基本善性，孟子的思想也就对个人抱有较高的信任，主张每个人可以靠发掘自我内在善性达到礼的标准，提升自己的人格地位。孟子看重个人自我觉醒、自我意志，相对不那么喜欢外来的强迫力量。外力只是让人更有效找回内在善性的助力而已。简单地说，孟子是要我们了解：“只要成为原来的、真实的自我，你就能同时成为好人，成为道德人格上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