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荀子未成为儒家的典型代表

由孟荀差异还原孟子思想的大纲，我们就能看见，孟子这种强调个人内在自主觉醒力量的看法，在中国传统中从来都不曾是真正的主流。宋明理学中有程朱派和陆王派之争，程朱派强调的“格物致知”是“学”，陆王派主张的则是“明心见性”。取径上，程朱派接近荀子，陆王派接近孟子，两派相持，势力较大的，明显是程朱派，而且程朱派还攻击陆王派“流于狂禅”，不是中国孔孟的正统，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的产物。

事实上，理学运动就是在佛教的刺激下产生的，程朱派说“性”、说“理”、说“气”，何尝不是从禅宗那里得了许多启发？程朱派攻击陆王派的理由，与其说显示了“儒”和“佛”的差异，还不如说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不了解孟子、不能接受孟子理论的态度。

从政治上看，孟子更是边缘。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个皇帝是真正相信孟子学说，遵从、实践孟子政治理论的。虽然语言文字上都说“孔孟”，然而若细究其内容，我们找到最明确的，往往是荀子的主张、教导。性善的启发，明显没有外在教诲、训诫来得重要，当然，对必须统治庞大帝国的皇帝来说，借由学习让人民行为统一乖顺，也要比保护人民、让人民回归自我本心来得既容易又有利得多。

许多被视为中国文化精华的思想，传统上归于“孔孟”，实际上功劳应该追溯到荀子才对。同样，中国文化中许多被强烈批判攻击的缺点，传统上也习惯怪罪于“孔孟”，其实“孔孟”往往是替荀子背黑锅的。

明明是来自荀子的思想、学说，为什么后来都不提荀子的名字呢？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荀子去除了礼和法之间的决然界限，也就去除了原本儒家和法家之间最清楚的区别。孔子、孟子的思想绝对不可能与法家混同。荀子的性恶论实质上将礼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也就使自己的立场朝当时日益壮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

荀子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发挥了极大作用的李斯。荀子的思想还强烈地影响了一位同时代的论著者韩非。李斯、韩非都不属儒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从秦王政到秦始皇，从秦国到秦朝，荀子的声望、地位一直很高。但也因为如此，秦灭亡之后，荀子的声望和地位也随着秦和法家的崩塌而快速崩落。

汉朝建立之后，统治者花了六十年的时间不断摸索统治的方式。这六十年，可以用太史公司马迁的一句话总结，就是“汉承秦弊”。这六十年里唯一不变的政治价值观是：秦朝是个鲜明的错误示范，如果秦朝不是那么糟、不是错得那么厉害，那也轮不到沛下无赖刘邦取得天下。汉朝新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讨秦的错误，无论如何不能重蹈秦的覆辙。

汉文帝时形成的与民休息原则，就是在反思中产生的初步答案。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使民过度，人民受不了，纷纷揭竿而起。反其道而行，那就尽量不要扰动，尽量少使役人民。

汉武帝时终于建立起了汉朝自身的帝国统治法则，那是一套名为儒术实质上掺杂了许多阴阳概念的“天人感应论”，但既然名义上独尊儒术，那当然还是把孔子抬了出来。孔子一时间几乎被神化了，然而相对地，曾经和秦朝、法家有过密切关系的荀子，在这种气氛下就不可能沾光得到什么好名声、好地位。

汉朝以降，虽然荀子思想的影响极大极深，却因为和法家的历史纠缠，使得他无法在儒家传统中得到太多的肯定。荀子的影响作用和名声地位之间，一直有着很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