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从荀子到法家的过渡
圣人的特性是创立礼义规范，抑制人的本性。士和君子比圣人低一层，他们无缘参与制定礼义规范，但他们看得出来礼义是好的，是对的，所以自觉地遵守礼义、护卫礼义。再低一等，是民或小人，他们不懂礼义，他们的行为有时符合礼义，有时违背礼义，他们无法靠自觉合于礼义，必须经由外在的力量来约束。
荀子还划出了比小人还低、还糟糕的一类人，那是役夫或鄙夫，这种人不遵从礼义，而且会扰乱礼义、颠倒是非。这个分类，明显是为荀子的论敌而设的，那些他所反对的人就被归入比小人还差的役夫、鄙夫中去了。
虽然借由学，荀子设想了各种不同分类之间的流动可能性，然而他的圣人带有两种不完全一致的性质。“法先王”的圣人，可以借由学而臻至圣人的地位，但更重要的“先王”是那些首先人为地创立礼来矫正人性之恶的原始圣人。“先王”的聪明洞见不可能来自学，只能来自某种神秘的特质。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解释圣人的来历——只要向内挖掘本性，就能找到善性；相对地，荀子的性恶论不可避免地使得圣人带着与一般人不一样的特质。
在论理上，荀子的主张经常游移于分类究竟是固定的还是可流动的。例如谈到役夫时，荀子形容他们是“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译成白话，荀子对他们的评价是很会说话，说得天花乱坠，却没有系统地认识真正的道理；让他做事，狡猾而无效率；对上不服从，对下没有领导能力，这种人是奸人之雄。那要如何对付奸人之雄呢？荀子的主张不是教化改造他们，而是“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也就是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再说，而且要优先抓、优先杀，比抓盗贼、杀盗贼还要迫切才行。
荀子不认为奸人之雄有可能改变，因而他主张的治理方式是分类、辨识、归类，被归入为像役夫这种有害类别的人，就将他们消灭掉吧！在这个态度上，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荀子和法家的相近之处。
荀子的根本精神仍然是儒家，因为他重视礼。对荀子来说，礼的起点是“分”，给每个人确定的位置、身份，同时给予和这个位置、身份相应的规矩。礼是圣人以超越的智慧制定下来的，因为什么人该在什么分类有什么位置也是由圣人超越的智慧决定的。
孔子、孟子的礼带给人内在自我修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教导、引导人做对的事，成为更好的人。但荀子思想中礼的作用，明显偏向于外在的、集体的一面，而非内在的、个人的。荀子的礼的主要作用是“和齐百姓”，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身份整齐划一地行动，压抑、去除本性中的乱与争，创造一种人为的和平秩序。集体的和平秩序，才是至高的目的，其位阶高于任何个人。
荀子教出两个学生，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统治最重要的实践者，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偶然，也并非意外。在荀子的时代，战乱拖得更久了，带来的破坏与伤害更深了，人们对于新秩序的渴望也就更高了。高到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换取和平，换取一套可实现的秩序。同时，封建旧观念对人们的牵制、约束到这时也已荡然无存了。
墨子、杨朱所提出的激烈、极端主张虽然流传一时，却因为和遗留的旧秩序、旧观念严重抵触，最终无法真正落实，只能以空想的理论形式存在。但社会状况持续恶化，终于恶化到封建残余信念都维系不住了，原先的人际关系彻底消失，于是有了重新从根本上设想新关系的空间，可以在其中提出建立和平的具体主张。和平的需要超越了一切，集体秩序的需要超越了任何个人考虑，在这点上，荀子和法家的态度是一致。
孟子像
荀子像
屈原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