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法家都是现实主义者

处理战国时代史料时，遇到与“家”相关的，有时要稍微提防小心。在诸子百家的大架构下，后世研究者很容易习惯性地将许多材料分类放进“家”底下，好像这些“家”原来就整齐地存在着，如此一方面忽略了各家复杂的来源发展，另一方面也混淆了被放入同一“家”里的差异化内容。

例如农家，它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那个时代从来不曾有一个统合的、明确的农家存在。被归入农家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实际的农业知识，源自前面描述过的战国农业技术精进改良，包括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探索与试验。这部分农家思想的特点在于对天时、气候的观察与利用，讲究四时变化与万物消长，和“阴阳家”是彼此交错发展的。更复杂的是，到了战国后期，这套四时阴阳理论又和儒家产生了密切关系，儒家的《礼记》《易系辞》等后期的文献都带有强烈的阴阳理论色彩。

农家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农业本位的人生或社会主张。如同《孟子》书中所记载的许行，强调如果人人都是农夫，如果这个世界上农夫以外的行业都消失了，那么战争就会结束，大家都能过太平日子。这是极端的平等主义，除了重视农业之外，农家还有取消国君、贵族、商业交易等激烈的社会革命主张。这套思想流行的时期，和秦国借由强调“农战”兴起重叠。在战争态度上，这派农家和秦国的态度相反，然而在抬高农民地位，将农业与农民视为“本”，相对贬抑商业活动的观点上，两者又是相同的。

处理法家材料时，我们也要有同样的警觉，法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家”，后来被并入法家的内容，其实有不一样的来源。

法家的特征，是抬高法的作用，提倡法高于一切。不像儒家有孔子、墨家有墨子、道家有庄子，法家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始祖源头。传统上，法家的系谱可以追溯到管仲、吴起、商鞅和魏文侯时的李悝，但一来这个系谱的建立相对较晚，二来这些人都不是著书立说的人，而是实际承担政局统治责任，辅佐君王的人。

显然，到这个法家系谱成立时，法家的基本性格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法家主要面向现实、实践，重点不在思考、理论。法家的出发点和儒家、道家很不一样，不是要讲道理，不是要提供解释，而是要解决问题。法家的出发点和墨家一样现实、功利，但法家却又绝对不同于墨家，法家要解决的，不是一般人的痛苦、一般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少数国君面临的问题。

前面说过，从春秋到战国，国君越来越难做。每个国君在有限的一生中目睹了其他封国消失，这些封国有的被篡夺，有的被并吞。国内世卿坐大的情况威胁他，国与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迫他。稍有松懈疏忽，他自己的地位、生命，以及整个国的处境，就可能落入危险中。

他需要的，是立竿见影能够让国家强大、让自己安全，不会在竞争中掉队，不会遭到并吞沦亡的实际办法。有意思的是，被拉来作为前期法家代表性人物的，管仲在东、吴起在南、商鞅在西、李悝在北，环绕着中原核心，东西南北各一位。让他们发挥法家治术，得到突出成就的，都是相对边陲的国家。这些非核心地区，受到的封建传统拘束没有那么深，因而能更现实地接受超越原有封建制度的想法与做法。

这几个人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论辩之士，理论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这点让法家和其他各家明确地区别开来。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已经分崩离析、彼此竞争的新列国形态，不考虑也不讨论列国形成前的旧制度。和儒家、墨家、道家都不一样，法家从现实出发，想的是特定国境之内的问题，吴起设计、推行的办法是基于吴国的立场，以解决吴国的问题为目的。同样，商鞅设计、推行的办法是回应当时秦国的情况，不是要建立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

法家的眼光要比其他各家有限得多。其他各家基本上都由“周文疲蔽”的时代大问题出发，试图振衰起蔽，他们提出的方案基本上也都是超越国境国界的，因而需要诉诸自然、天性来证明这些主张的普遍有效性。法家却摆明了，法本来就是人为人造的，是人想出来的一套秩序，用来收拾混乱、消除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