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前期法家思想的特色

前期法家思想是从统治实践中琢磨出来的，后期法家思想才从这些现实经验中总结出逻辑、论理，使得原本松散、实际的种种做法，成为“家”。一般说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若严格从“家”的角度看，韩非应该是法家的创建者。

前期法家直接在统治上开发、试验法，他们是实践者，而非理论的思考者。后期法家才整理了法的理论。慎到讲了一套理论，申不害也讲了一套理论，到了韩非才将累积的众多现实方法和不同理论做了系统整理，让法家思想可以和儒家、道家一样，成为一套带有鲜明特色的学问。

后世对于法家的理解、讨论，一般集中在后期法家，因为后期法家有现成的著作，读《韩非子》就能清楚他们的主张。管仲、吴起、李悝、商鞅做了什么，则分散在不同的历史记录里。《管子》《商君书》并不是管仲、商鞅自己的著作，其内容的广度、深度又当然比不上《韩非子》。

商鞅变法是秦崛起的关键因素，尽管商鞅车裂身亡了，但他创造的制度却还是在秦保留了下来。秦比其他国家更早建立了法家式的政治。但需要分辨的是，那是前期法家。而前期法家所探索出的方法，和后期法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后期法家受到申不害“重术”思想的影响，主张抬高王权，将王权摆放在高于法的位置。秦始皇是后期法家真正的信仰者，运用后期法家的主张不只建立了一个大帝国，还建立了一种“绝对王权”的权力模式。有些历史学家从秦始皇的情况、秦国和法家的关系，想当然地回推，认定秦之所以强大、兴起，是因为早早建立了“绝对王权”，进而推论“绝对王权”或“专制独裁”有利于富国强兵。

这样的推论明显混淆了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的差异。仔细研究与秦国相关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秦王和法的关系，和“绝对王权”“专制独裁”有很大的差距。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有一段故事，说秦昭王生病了，消息传出去，民间有人主动买牛宰杀，祈求昭王能康复。一个臣子公孙述目睹这件事，高兴地进宫来告知昭王，恭喜昭王如此得人民爱戴。昭王找人去调查探问，发现确有其事，他的反应却是罚那私自杀牛祝祷的人，因为未经下令而祝祷是违法的。明知道人民私自祝祷是出于对王的爱与善意，然而如果因为这样就改了法，就不依照法裁罚，“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秦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指出，在战国征战竞争时，秦国和其他国最大不同之处，就在历来秦王守法。王也该守法，法高于王的主观意志，这是前期法家的主张，也是到了后期法家受到重术派影响后被忽略或改变了的。

秦国的兴起，真正凭借的是法的严肃性。大部分秦王都是守法的，所以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能有效推动富国强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