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齐的建国及其“杂交”文化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克商的功臣姜尚（又名吕尚，号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始建齐国。关于吕尚其人的家世，现在讲不太清楚了。有的学者据“炎帝以姜水成”为由，称生于姜水的吕尚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有的学者则以为，“姜”和“羌”在古文字中原是一个字，姜太公该是西羌人，其祖先应居住在更西边的地区，后来才移居于渭水一带。姜尚直到七十来岁的时候，仍然过着穷困的生活，以渔钓为生，亦以渔钓为乐。后来被周文王相中，成为一代国师，称“尚父”。

姜尚像

关于齐地的文化性格，确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一再提到“齐带山海”，处于“海岱之间”，“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国之风”。齐人豪爽、阔达、勇武，这可能与面泰山、背大海这种壮丽的自然环境有更多的关系。而“足智”、“难动摇”的品性，则与姜太公有更为直接的关联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齐太公世家》，就是要彰显姜太公的“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的个人品质对齐的深刻影响。“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及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地本土的“阔达”之气，与太公从西部带来的“阴权”智慧，杂交成了司马迁所言的“大国之风”文化。

其实，齐地文化的“杂交”历程，并非从齐建国始。齐国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晏子在与齐景公论《诗》和《乐》时，明确指出：“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说，齐国在“先王”之世就懂得各种文化的相“济”与相“和”，然后使民众“平其心”，国家“成其政”。这里说的“先王”，那可就远了。“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最早到齐地落地生根的是少皞氏的支族爽鸠氏，属东夷人。“季蒯因之”，继之在这里定居的是虞夏诸侯季蒯氏。“有逢伯陵因之”，后来是殷商诸侯逢陵氏在这里定居。“蒲姑氏因之”，再后来又来了同样的殷商支族的蒲姑氏。“而后大公因之”，最后才是姜太公带着周人来到这里。看，这里有东夷文化、虞夏文化、殷商文化、周文化，都水乳交融在一起了，言之为“杂交文化”，看来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啊！这里连续用了四个“因”字。“因”者，因袭也，陈陈相因也。旧的继承下来，再加上后来者的新的文化，形成一种更新、更有活力的文化。这个过程，在齐地是漫长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姜尚从周都东行就国，一路上行行走走，进程并不快。他是在思考着些什么。自己受命于华夏的周统治者，来到夷族人世居的东方，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场景呢？他不能不去思考这些。一次，途中宿于客舍，客舍中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居于半途中又显得很安然，你实在不像是赴国上任的人。”在异地能听到这样的提示，太公一下兴奋起来了，半夜里就整衣冠上路了，天将亮时已赶到了封国。正好遇上莱人（处于营丘旁边的土著人）也来争这块地盘，幸好太公是早一步进了营丘，这样就少了很多麻烦。太公想，如果莱人已占有了营丘再要夺回来，不只会伤了和气，对日后的治国也会增加许多麻烦。他还真得感谢客舍中提醒他的那个人呢。

史书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说的“修政”，就是推行西周王朝的政治制度。作为朝廷命官，姜太公这样做是必须的。同时，对当地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风民俗采取尊重和继承的态度，这叫“因其俗”，对周礼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削，使其适宜于齐地民众，这叫“简其礼”。这样，在姜太公的妥善处理下，齐地很快就形成了一种东西方共通的“杂交”文化。

齐地和鲁地虽说相去不远，但文化血脉相去甚远。鲁地文化是全盘接受了周的礼仪文化的，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正宗的周文化，孔子是鲁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那是有道理的。而齐地文化则大不相同，它是在保留东夷文化的前提下嫁接进周文化的。春秋初，鲁庄公要到齐国去观社（按东夷风俗祭土地神的典礼）和“矢鱼”，遭到鲁国一些大臣的反对，因为齐地的所谓社戏和矢鱼，有着东夷青年男女相互嬉戏的成分，而这些在以周礼为正宗的鲁人看来是“不礼”的。

齐地男女恋爱和婚姻关系也颇为自由。由于盛行“男从妇居”的婚姻，所以女儿往往不出嫁，倒是男子来女家生活，男女之间也相对比较平等。后世所谓的“赘婿”（倒插门），也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这里又有一个故事：太公就国以后只五个月，就派他的儿子吕伋（jí）往宗周“报政”了。周公见他回来得那么快，惊异地问：“何其疾也？”吕伋笑着说：“简其礼，因其俗，齐地的百姓都高兴，所以就快了啊！”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统治术，既将周的文化渗入其中，又尊重当地的东夷文化和殷商文化，可说是最佳的统治方法了。

一个地区的安定，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当年太公望来到营丘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很难长庄稼的盐碱地，简直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居民也很少。姜太公并没有失望，他鼓励那里的男子经营渔业和盐业，鼓励妇女勤勉劳动，精心纺织，要织出天下最精巧的产品来。齐地的妇女做到了，一段时间后，天下的人差不多都穿戴上了齐国人制造的顶冠、束带、衣服、鞋子，历史上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各地的人们像车轮上的辐条一样从周围凑合到齐国来，有不少人就在齐国定居下来了，这里的人口也多起来了。从东海到泰山的许多国家都恭敬地来到齐国经商和参观。

在《吕氏春秋·长见》篇中，有一段十分有价值的资料。说的是姜太公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以后，两位老臣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话题是“何以治国”，周公旦的答案是“亲亲上恩”，就是要增强亲人间的亲善关系（亲亲），崇尚人与人之间的恩惠（上恩）。而姜太公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尊贤上功。”姜太公的治国思想是：尊重贤者和能者（尊贤），并对为国立功者加以奖掖（上功），使更多的人勇于为国立功。

齐国的这种具有“杂交”色彩的文化，大大有利于国家政治上的治理和经济上的繁荣发展。齐桓公的称霸正是建筑在如此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