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大夫专政局面的形成



周王朝建立以后，创建了一套上下有序的、相对完整可行的政治制度。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子民都属于周王。但是，天下那么大，民众那么多，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呢？当时，周公想出了一个办法，实行分封制，让那些被分封的诸侯来拱卫周天子，名之曰“以藩屏周”。那些诸侯像一道道屏风那样为周天子遮风挡雨，岂不妙哉？

晏婴像

天子高高在上，把那些宗族、功臣、先代贵族分封到四面八方去，权利是可以分得一方之俸禄，成为一国之主；义务是服从天子的调遣，向天子纳贡，提供田赋力役。这些诸侯国还是太大，好多事鞭长莫及，就可以再分封，再切一块“蛋糕”给那些忠心耿耿的、有功的卿，大夫，给予封地，让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

基本的就是这样一个“三级”局面。

正常的局面是各得其所：与周天子的身份匹配的是“天下”，与大小诸侯匹配的身份是“国”，与卿大夫匹配的身份是“家”（卿大夫的封邑称“家”，即家园）。如果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话，这的确应该是一幅天下太平的美好图景。

可是，现实往往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周王朝按照周公设计的格局运行了最多只有三百年的时间，其实还不到。就是在这三百年间，磕磕碰碰的事也多着呢，建国初就有诸侯国不安分而起来造反的事，不过那时周王朝朝气蓬勃，又有民众的支持，为政者也清廉，造反作乱者成不了气候。

《晏子春秋》书影

可是，到了平王东迁的时候，原先的格局就全打破了，天下有了第一次大变。不只诸侯国开始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就是周边不在分封范围里的少数民族也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周平王在种种压力下不得不东迁，这一“迁”，他自己根本已无能耐，还得靠诸侯的所谓“护送”。在春秋时期的三百年间，都是大小诸侯在你打我、我打你，做得了主的已不是周天子，而是大国的霸主。当年晋文公称霸，竟下令会盟的诸侯要三年聘问一次、五年朝见一次。这话原是天子说的，现在是作为诸侯的晋文公说了。三百年间大小战争千余次，主宰的都是那些争霸的大国。

诸侯的威势盖过了周天子，什么都是大国诸侯说了算，这个局面至少维持了一百多年到二百年。到了春秋中叶，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情况又发生了大变：诸侯属下的那些卿大夫开始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了。

开国的那些诸侯国国君不少是有为的。他们懂得创业之艰辛。比如姜太公封到齐地，原来这里的土地多盐碱地，在一些人看来是不毛之地。可是，他带领齐民硬是在这里建设起一个强大的齐国来。可是，一二百年以后的诸侯国国君的面貌全变了样，他们大多是侯国的八到十代传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腐败了、没落了。而他们手下的那些封为卿和大夫的人，往往是干实事的人，这样，久而久之，大夫们不听话了，大夫专政的现象在众多的诸侯国中普遍地出现了。

大夫专政局面的出现在当时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公元前539年，此时已离平王东迁近一百五十年了，原先是诸侯势力的兴起让天子的日子不好过，现在开始是卿大夫势力的兴起让诸侯日子不好过了。这一年，齐景公派使臣、大政治家晏子到晋国去出访，遇到了晋国的大政治家叔向。两位洞察时政的政治大家，有过一席极著名的“宴间谈话”，中心就是时局的大变。这段谈话被记录在《左传·昭公三年》的文稿中，极为经典。

这篇历史性的“宴间谈话”的大致内容是——

席间，是晋国的叔向先开了口，问对方：“齐其如何？”晏子直截了当地做出回答：“此季世也！”什么叫“季世”呀？用大家都能懂的话说，就是到了末世了，齐国诸侯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叔向似乎对晏子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要他详细地说说，晏子接着就说：“齐侯的确是到了末世了，其他的也许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明白地感觉到齐国马上也将要属于陈氏了。道理十分的简单，现在的国君抛弃了他的民众，民众归附于陈氏。民众有三分的劳力，现在是其中的二分给了国家，自己只有一分养活自己。国君的仓库里堆的粮食在烂掉，在生虫子，老百姓却在那里受冻挨饿。而陈氏却做了那么多好事，民众归之如流水一样，他想要不得到人民的拥护，又怎么避得开？”

晏婴冢

叔向连连点头，说：“是呀，是这样的呀！民众要的是实惠，你不给人民实惠，你说破嘴都不会跟你跑。”

晏子回过头来问叔向：“请你说说，晋国的情况怎样的呢？”叔向明确地回答说：“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上面说到了，“季世”即末世。在他看来，晋国的国君也面临着末世之灾。他解释道：“我不是故作惊人之言，事实的确是这样的。现在晋国的公室是战马不驾兵车，卿士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将士，军队中没了官长。大家都在那里醉生梦死度日子。百姓穷困疲惫，而宫室更加奢侈。国君宠臣家中的财富多得放不下，道路上却到处都是饿死的人群，民众听到国君的命令，如同逃避仇敌一样。政事出于私门，民众无所归依。都这样了，可是国君还是没有一天想到悔改，用过度的欢乐来代替忧愁。公室卑弱到如此田地，还能有多长久？！”

春秋王子午鼎（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晏子问：“那您作为晋公族的一员，打算怎么办呢？”叔向说：“那是没有办法的，说白了是无可奈何的事。公室将要卑弱，它的宗族像是树的枝叶一样先陨落，然后整棵大树都枯死。我的一宗共十一族，现在只有羊舌氏一族还存在。我又没有儿子。我如果有幸能得到善终就不错了，难道还想将来受到祭祀吗？”

这是两位那个时代顶级的大政治家之间历史性的对话。他们的对话是超脱的，超脱了小我和家族，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评判历史的。他们共同的结论是：一、诸侯的败亡是必然之势，积重难返，不可抗御。二、诸侯的败亡是自我造成的，腐败成那个样子了，谁还挽救得了他？三、卿大夫的兴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了赢得政权，他们不得不顺应广大人民的诉求。“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说的是大势所趋。

“宴间谈话”后两年，鲁国的三桓“四分公室”，鲁国的公室已是名存实亡了。

“宴间谈话”后七年，齐国陈氏的田桓子消灭了栾、高二氏，为田氏代齐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宴间谈话”后二十五年，晋国的韩、赵、魏、范、中行、知氏六卿开始掌权，为“三家分晋”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历史正按照它自己的轨道一步步地前行着。童书业指出：“春秋时期是大国争霸的时期，也是列国大世族专政的时期。” 这里说的列国大世族，就是一般说的“卿大夫”。如鲁之展氏、臧孙氏、郈氏出自孝公时期，三桓出自桓公时期，东门氏出自庄公时期；齐之管氏、鲍氏、崔氏、庆氏，强大于春秋早、中期；郑之七穆，出自穆公；宋之戴、庄、桓等大族形成于春秋中期；卫之孙、宁也形成于春秋中叶；晋的所谓韩、赵、魏、范、中行、知氏六卿，则形成于春秋中期，壮大于春秋后期。所谓时势造英雄，卿大夫在列国的蓬勃兴起，都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左传·隐公八年》）卿大夫之兴，一般起于有功之臣。因“功”而“官”，因“官”而“贵”，因“贵”而“权”，因“权”而“势”，从而必然走向对君权进行挑战的大夫专政。

这次晏婴与叔向之间的谈话，白寿彝称之为“季世之忧”。他说：“晏婴和叔向在齐晋两国的卿大夫间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相互间也有接触，并且都有‘季世’之感，对国家的前途满怀忧虑。这种忧虑，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动荡的特点。”

从西周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早、中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春秋中晚期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数百年间凡三变矣！而这种种变化，都有着它的必然性。历史研究就是要分析和揭示这种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