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从“铁耕”走向牛耕
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上》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铁耕”。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当时著名的农学家许行在与儒家学派的学子陈相交谈中，提出每个人都应该亲自“耕而食”的主张，孟子从陈相那里听到这一主张后，表示不能同意，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不必人人耕食，通过“与百工交易”获取食粮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看来，孟子的话是有道理的，许行的人人“耕而食”的主张有些偏颇。在与陈相交谈中，孟子突然发问：“许子以铁耕乎？”陈相笑笑回答：“他是铁耕的。”
在不经意间，孟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名词：铁耕。何谓“铁耕”？虽然史书上用得不多，但孟子能懂，儒者陈相能懂，许行本人也能懂，历代的学者也能懂。“铁耕”是相对于刀耕火种的“刀耕”而言的。所谓“铁耕”就是用装上铁铧犁的农具进行耕作，当然也可泛指铁农具。而所谓的“刀耕”原先的意思是用石刀来耕作，可以泛指落后的耕作农具。可以说，真正的铁器时代不在于铁的冶炼有多发达，而在于它是否用之于生产、生活领域。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铁器时代的到来必须与“铁耕”连结在一起。
汉朝时的锄地及分行栽培技术图
到公元前六世纪，铁包木或实心的铁犁已在中国使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犁。
孟子是战国早、中期人，他所说的“铁耕”究竟起始于何时呢？在我看来，那是起始于春秋时期的。
有一段文献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次，齐桓公与管仲在一起。齐桓公问：“我现在所有的政令中都谈到了军需问题，可是，我齐国的军队要军粮没军粮，要军备没军备，那可怎么办呀？”管仲想了一下说：“办法还是有的。比如减轻对犯罪者的惩罚而改用赎罪的方法，就是一个好办法。那些犯重罪的人，可以用一张犀牛皮和一支戟来赎罪。那些犯轻一点罪的人，可以用一面盾和一支戟来赎罪。那些犯一点小罪过的，可以交纳一点罚金。这样一来，对军队也不无小补吧！”齐桓公说：“这样做的确对军队不无小补，事实上也说得过去，但我总觉得那样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仲加重声音问了一句：“您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齐桓公点点头，回答：“是的。”管仲胸有成竹地、一字一顿地说：“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听我两句话。”齐桓公有点儿迫不及待了，催他：“哪两句话？你说，你说。”管仲说：
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锄、夷、斤、斸（zhú），试诸壤土。（《国语·齐语》）
齐桓公听了这两句话，顿时省悟了，说：“对了，对了！你是要我发展冶铜业，用之于军工生产，以斩杀活物（隐含用来打仗）。更重要的是，你要我发展冶铁业，制造更多的铁制农具，以向土地索取更多的食粮。”后来齐桓公真的这样做了，国富民强，称霸天下。所谓的“一匡天下”，就是用齐国的“美金恶金论”来振兴齐国。事实上，在齐国的带动下，春秋列国大多是走了齐国这条发展之路的。
牛耕图画像石（东汉）。此图可作为春秋时期牛耕景象的借鉴。
众多的地下发掘，证明春秋时期不只是冶铁业大发展的时期，还是用冶铁来大量生产铁农具的时期，实现了后来孟子说的“铁耕”。
徐州东汉《牛耕图》（汉像石）。画面为二牛拉一犁，一农夫扶犁耕地，后面一儿童紧跟其后播种，另一人为家人送饭送水。
上面说到了，在铜绿山古矿区，发现的铁器差不多都是铁农具，如铁耙、铁钻、铁锤、铁斧、铁锄，等等。这些铁农具的品质是极为优秀的，二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些铁农具基本没有锈蚀。
在河北兴隆燕地出土的春秋期冶铁遗址中，发现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铁斧、铁锄以及其他铁农具。
在江苏武进，发现了属于春秋时期的铁镰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铁农具。
更为有意思的是，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这样广阔的地域内，都发现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铁犁铧，而且这些铁犁铧不少有着几经使用的痕迹，这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春秋时期，或者说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孟子说的那个“铁耕”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这对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与“铁耕”相伴而行的，当是“牛耕时代”的到来。有铁耕不等于说就有牛耕。文献显示，在出现铁耕后一段时间内，实施过“耦耕”这样一种耕作形式，也就是由两个人拉着装有铜质或铁质犁铧的犁进行耕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聪明地”利用力大无比的牛来拉犁，进入了牛耕时代。
牛进入中国人民的视野并成为家养动物，应该说是很早的事。饲养的家牛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肉食阶段。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除大量存有黄牛的遗骸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水牛遗骸。南方地区以水牛遗骸为多，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十六副水牛遗骸。此时养牛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肉食。人口一点点增加，粮食的增幅相对比较慢，可以提供大量肉食的牛正好可以补食品之不足。第二阶段是祭祀阶段。由于牛对人们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受到王室和贵族的器重，牛渐次被神圣化，从而牛成为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品（即供品）。“牺牲”二字，都以“牛”为偏旁，说明在祭祖或祭神时，牛是主要的祭品。在殷墟发现的约十五万片有文字的甲骨中，大约有一半刻在龟甲上，又有一半刻在牛的肩胛骨上，可见在时人的眼中，牛是与龟一样的神物。再到后来，才有了牛耕。甲骨文中的“犁”字，字形为牛牵动犁头启土，这说明在商代后期已开始有了牛耕这种现象，当然那时还不普遍。学者们认定是春秋的中、晚期，牛才广泛地进入了田耕领域。
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牛尊，牛鼻穿孔，戴环，这是牛作为畜力被役使的实物见证。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作为春秋时实行牛耕的佐证呢？有的。
山西浑源地区出土的一只牛尊，专家考订那是春秋后期晋国的作品。牛的鼻子上已穿有鼻环。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当时的牛已经走出单纯肉食和祭祀的范围，成为供人役使的耕牛了。
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的斗争中败北之后，逃到了齐国。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不再感兴趣，他们就让子孙变为农民，他们的“令其子孙将耕于齐”，有人打了一个比方，正如“宗庙之牲为畎（quǎn）亩之勤”一样。（《国语·晋语九》）这一比实在好得很，说明在春秋中、晚期在列国中确有将原先的“宗庙之牺”变为犁耕的“畎亩之勤”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当然，是否是普遍现象，一时还说不清楚。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仲弓，他的父亲出身低微，人家因此连带看不起仲弓了。孔子站出来为学生说话，他说：“犁牛之子骍（xī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耕牛生的小牛，如果毛色纯赤、头角端正，那么即使人们不愿用它来当牺牲，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这里明确不过地告诉人们，在春秋之时牛有两种用处，一种（最优秀的）充当牺牲用，一般的当“犁牛”。从孔子这段文字的语气看，“犁牛”这个概念已经很大众化了。
孔子还有一些学生是直接以“牛”命名的，而且还把“牛”与“耕”连结在了一起。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另一个学生，“姓冉名耕，字伯牛”。这两个名字，直截了当地告诉后人，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牛主要的功能已经是耕地了。说来有趣，就是这位冉耕，后来被尊奉为“牛王”。《古今图书集成·卷五十四》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有自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庙，画牛百于壁，而牛王居其中间。牛王为何人？乃冉伯牛也。呜呼，冉伯牛乃牛王！”这一故事虽来自民间，但也可以从中窥见人们对牛耕这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是十分认同和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