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天下一统”局面的打破



继夏、商以后，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于西周。周人在用武力推翻了殷商的统治之后，在政治上实行了大分封。原先殷商的一些盟国、属国都接受了周人的统治，都承认周王是天下之共主，并向周王俯首称臣。周王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改革。“封”是分封土地，“建”是建立诸侯国，使那些战略要地都归属周王的血亲管理。其他一些受封者不是周王的功臣，就是前朝的王属，都是承认周王是其最高主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这话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西周早、中期列国奉周王为天下共主的局面。

说是早、中期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那是从总体上说的，其实，这种靠“亲亲”之力维系起来的统一局面，到西周穆王时就有了裂痕，那时已是“王室遂退，戎狄交侵”，社会很不安定了。到懿（yì）王时更是矛盾重重。周懿王之孙周厉王暴虐又好利，“诸侯不享”，原先认为最靠得住的诸侯也不理睬王室了，最后厉王被国人驱走，死在了边远地区。周幽王更是一个昏庸之君主，烽火戏诸侯后，被攻打进镐京的戎人杀死了，也没有人同情他。

周平王东迁后，王室管辖的土地已经很小，王室简直没有什么财政收入。春秋三百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百年：第一个百年是春秋开始到齐桓公元年，那百年间除有郑庄公“小霸”外，各路诸侯对王室还有一个表面尊重，因为诸侯间当时保持着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对周王朝的触动还不算大。有些史著称此时的周室是“苟安局面”，这种说法是恰当的。第二个百年起自齐桓公元年，即公元前685年，终于吴寿梦元年，即公元前585年，刚巧一百年。其间经历了齐桓公的霸业，晋文公的称霸，楚庄王的改革和问鼎中原，还有南方吴国国君带领东南蛮人兴盛吴国。可以说春秋争霸的大戏大部分在这百年间上演，而周王室只在这些大戏中扮演并不重要的小角色。至于时有人打出“尊王”的旗号，那也仅仅是旗号而已，与周王室本身的权威是不相干的。第三个百年是卿大夫专政的百年。公元前562年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诸侯都不管用了，王室在人们心中更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和地位了。公元前514年，晋国“六卿掌权”，为日后的“三家分晋”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前480年，齐国的田氏杀死不听话的齐简公，立简公之弟为国君，是为齐平公，此时“齐国之政归田常”（《史记·田世家》），可以说“田氏代姜齐”已成必然之势。此百年间王室已是可有可无，也少有人去利用“尊王”这面旗帜了。

与周王室权威全面失落相关的是，周王室原先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也全面崩溃了。

一是土地公有制的全面崩溃。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根本上说，所谓公有，就是王有。周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封给大夫。然后实行所谓的“井田”——按孟子所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把土地像“井”字一样划成一块块的，其中一部分是公田，另一部分是私田。私田是国家分给每个家庭耕种的土地，收获的东西归私家所有。但是，每个家庭首先有义务把公田耕种好，那是大夫、诸侯、王室的财政来源。周平王东迁以后，一是由于铁工具的出现，农民除耕种私田和共同耕种公田外，还有不少的剩余劳力，他们就会去垦荒，这些地就成了他们真正的私田。更主要的是战乱造成的人口大流失和大迁徙，这使所谓的“井田制”根本实行不下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春秋中、后期，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自己的口袋里根本没钱，相反还要向下属的诸侯借钱、借粮、借物。

二是分封制的全面崩溃。

分封制的前提是周王的权威。周王分封给诸侯土地和人民，诸侯每年要朝觐周王和上缴一定的贡物。现在，通过春秋三百年的兼并战争，许多诸侯国都消失了，周王再到哪里去要贡赋？齐、晋这样的国家分封时都是“百里之国”，现在都兼并了三四十个小国，成了地连千里的超级大国，这些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都是这个国家通过战争“争”来的，他凭什么要向周王进贡？所谓“以蕃屏周”，到春秋时根本不存在了。分封制名存实亡，但是当下的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总要寻求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啊，最后人们还是找到了，那就是建立县制。最初是一些国君在新征服或新开发的地方建县，后来就推而广之了。最先建县的还是原先比较落后的秦国。“武公十年，伐邽（guī）、冀戎，初建县。”（《史记·秦本纪》）这是公元前688年的事，进入春秋时代已有近百年。

三是“工商食官”制度的全面崩溃。

原先周王朝的设计者想得很美，认为要把农业抓在王室和官府的手中，也要把商业和手工业抓在自己的手中，以所谓的“工商食官”加以控制。商人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商府”管着，户籍隶属于这个部门。手工业者也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工府”管着，户籍属于这个部门。“商、工不知迁业。”（《国语·晋语四》）不管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工作岗位不能变，商人的子女一直当商人，手工业者的子女一直当手工业者。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有限制的，不能随便迁居。“处商就市井”，一般是在城市的某一区域专门辟出一两个区域让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和工作。

这一套制度显然只是在社会十分安定的条件下适用，像春秋这样的乱世根本行不通。一场大的战争下来，某座或某几座城市就会从地图上消失，这样原先聚居在城市一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就会流离失所，自然地从“官府”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改行从事农牧业；另一条就是走私营工商业之路。另外，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向往走个体私营发展之路。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人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人总是向往着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就业，以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求，手工业者和商业工作者当然更是如此，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更多的财富。

一些有着经商经历的贤人和官员进入了统治层，加速了“工商食官”制度的崩溃。齐相管仲，他原先就是“鄙之贾人”（《战国策·秦策》）。他一度做过出身卑微的商人，在齐地、吴地经商，业绩虽然说不上满意，但他从中体验到了自由经商对国家的意义。他当上齐桓公的相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发展渔盐业，并减轻商税。管仲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贵。”在管仲看来，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国力相对应的。郑桓公幼时有过一段经商的经历，即位后就鼓励自由经商，并与商人订立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说得多好，只要商人不背叛郑国，国家就不会强制商人做这做那。后来晋国的大臣韩起想强买郑商的玉环，郑商不愿，郑执政子产便护了他。子产还说，这是郑祖先定下的规矩，是不可改变的。这件事记在《左传》一书中。事实上，我们看到春秋时期手工业的重大发展，包括冶铁业，铜矿开采业，青铜冶炼业，纺织手工业，漆器手工艺，玉、石、骨器手工业，大部分是在“工商食官制”外进行的。那些丝织品上的纹饰、图案是那样的别致，那样的千变万化，那样的有个性。据《史记》记载，就是冶铁、冶铜、开矿、盐业这样的大型工程，在春秋战国时期私人经营的也是比比皆是。《史记·货殖列传》载：鲁国有个穷读书人叫猗顿，早年很不得志，“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后来他来到陶朱公那里，请教致富之道。陶朱公告诉他：“要想富，可以从饲养家畜开始，再搞商业经营。”这个叫猗顿的年轻人照着做了，经商十年后，“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来此人又经营盐业，成为齐、鲁间最大的盐商。而邯郸的郭纵是投资冶铁业的，经过数年的奋斗，成了大富大贵者，“与王者埓（liè）富”，比那时的国君还有钱呢。

春秋时期是大变革的时代，一是王权没落了，二是土地公有制全面崩溃了，分封制全面崩溃了，三是“工商食官”制度也全面崩溃，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化，文化教育方面的变化也是势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