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儒墨显学的渊源及其形成



春秋时期，学派蜂起，最终形成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是与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平王东迁以后，王权衰落，诸侯乃至大夫的实力增强，政治上的一元格局渐次打破，周天子对诸侯发号施令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王道既衰，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汉书·艺文志》）。正是这种当政者的“好恶殊方”，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多元文化勃兴的肥沃土壤。

《韩非子》书影

在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涌现出了诸多学派，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就是儒、墨两大家。《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是韩非子的一种新的说法，在此之前没有这种说法，韩非子用它来形容显赫而影响力深远的学派，后来被大家认可了，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孔子像

关于儒家显学，有这样一个掌故：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小国郯国的国君郯子到鲁国来访问，鲁国的国君昭公宴请了他。鲁昭公知道郯子是个有学问的人，就聊起了许多文化方面的事。宴席间鲁卿叔孙昭子突然问起一个怪问题：“据说，古代的少皞（hào）氏以各种鸟命名官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郯子不慌不忙，从黄帝以云来命名官的名称，一直谈到少皞氏以鸟来命名官的名称的缘由，还历数了少皞氏所设各官的名称和职责。郯子讲起上古的历史掌故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使鲁国君臣惊叹不已。那次酒会，二十七岁的孔子没有参与，但他很快听说了郯子博学多识的事。他决定要会一会这位小国之君。一天，孔子特地专门去拜访了郯子，又从郯子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上古时期的历史故事。他慨叹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段话记述在《孔子家语》中，意思是说，现今周天子的官吏都丧失职守了，本应由他们掌管的学术和文化，都流落到了天下各处去了。于是，他拜郯子为师，决心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至于后来的周游列国，也是受郯子的启发，目的是在于搜寻散失在祖国各地的古典学术文化。

孟子像

荀子像

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渊源问题，历来有多种说法，有“源于王官说”，有“源于六经说”，还有“源于史官说”，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上述那个掌故可知，源于“六经”的理由更充分，也更符合孟子说的“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评述。可以这样说，孔子是集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之精华的第一人，也是弘扬和提升这种文化的第一人。

与后世的文人骚客不同，孔子是喜动不喜静的。他认为“动”是士的本色。他有一句名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老是在居室里盘桓，留恋安逸是办不了大事的。他的足迹走遍了鲁国的山山水水，也走遍了当时的列国大地。最长的一次“周游列国”，是发生在他的五十五岁到六十九岁之间，一去就是十四年。他带着学生从鲁国的曲阜出发，到了卫国，到了陈国，到了宋国，到了郑国，到了齐国，到了楚国。他那样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是为了当官吗？是为了讨一份俸禄吗？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吗？不是，都不是。他是为“追迹三代之礼”而进行文化寻根之旅。

老子像

墨子像

这是在孔子生命历程中最具价值的文化行为。而这一周游行为又充斥着种种艰难险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次空前的“文化苦旅”。回到鲁国以后，他最重头的活儿就是整理“六经”。“吾自卫反（返），然后乐正。”先是编定《乐》，再编定《诗》，再编定《礼》，再编定《易》，最后是编定鲁史《春秋》，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这样一看，儒家学派的渊源不是很清楚了吗？

那么，先秦时期的另一显学墨学的渊源是什么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早年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他后来发现“儒者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于是就断然地“弃周道而用夏政”。这里十分重要的一句话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孔子的文化背景是“周道”，也就是周代形成起来的文化规程和文化典籍，“六经”就是周代文化规程的结晶。而墨子这一显学崇尚的是“夏政”，夏政是尚朴、尚实的，夏王朝是客观存在的，已被相关文献资料和地下发掘资料所证明。李学勤认为：“夏、商、周已经有了统一的局面，秦不过是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并峙分立之后，完成了再统一而已。”他还说：“先秦史大致地划分为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的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 这就告诉我们，夏代已经走出了所谓的“传说时代”，说墨子在思想上“用夏政”也就有了着落。

韩非子像

墨翟出身十分卑微，是个标准的体力劳动者。他本人精于技艺，他所组建的学派，成员大都是小手工业者、农夫，也就是史籍中说的“农与工肆之人”。这个学派既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又有着强烈的“行会”性质。他的学生遍天下，学生入学的条件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外，还一定要有相当的劳动技能，他的学生“禽滑厘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墨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主张节欲，主张节俭。

在诸子中，有姓孔的，有姓孟的，也有姓荀、姓孙、姓庄的，可怎么还有姓“墨”的呢？什么姓不好姓，为何偏偏要姓“墨”字呢？要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墨”可不是个好字眼啊！墨为黑色，它与大自然中的黑夜、黑暗相关联。在社会生活中，“墨”又一定意义上常常有着贬斥之义。人的气色晦暗，称墨面。刺字于脸面，称墨刑；玄色的丧服，称墨衣；水不洁的井，被称为墨井；不登大雅之堂的车乘，称墨车；连贪污腐化、不齿于世人的官吏，也以墨吏名之。既如此，就有理由产生这样一种怀疑，作为春秋时期显学领袖的墨子，真的是姓“墨”吗？如果不姓“墨”，那人们为何又众口一词地要呼之为“墨子”呢？

庄子像

原来墨翟根本就不姓墨，考之于史书，在春秋之前也根本没一个人姓“墨”的。“墨”对墨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只是一个生命的文化符号而已。从原本意义上说，“墨”可能代表人的一种肤色。墨子出生在一个手工艺高超而又贫困的家庭之中。从懂事起，就随父母一起学艺，在数年间，学得了一手好技艺，连当时的大学问家惠施也说“墨子大巧”。由于生活在“贱人”之家，常年出入于骄阳之下，肤色被晒得黑亮黑亮的，因此就有“墨子”之谑称和戏称。开初时，“墨”大约是“这黑皮孩子”的意思。这样晒得黑黑的孩子也不只是墨子一个，劳动者之家的孩子都是脸色苍黑的，他们都是“墨子”。因为墨子皮肤黑得厉害，又身后常带着一大群同样脸色黧黑的弟子出入于大众之中，因此后来“墨子”倒是成了对墨家师徒的专称了，连他们自己也认可了。笔者认为，墨家是代表着普天下的劳动者的。

孙子像

在姓氏问题上，还有一种被人视为“离奇”的说法，认为“‘墨’疑为‘貊’之转音，或‘蛮’之转音。而‘翟’即‘狄’也，古多通用”（胡怀琛：《墨翟为印度人辨》）。这样，“墨翟”转眼间成了“貊狄”或“蛮狄”了。其实，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离奇”，但却“离奇”得不无道理。一种可能是墨子确实是蛮狄人，只是现在足以证明的资料还不充分，有待考订；另一种可能是从墨子代表的利益层面上说的，他口口声声说要为受苦受压迫的人们谋利益，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蛮狄”包括在里面呢？

兼爱天下，是墨家的伟大理想，也是其追求的崇高境界。作为公认的“平民圣人”，墨子兼爱的重心当然是“工与农肆之人”，也就是天底下的劳苦大众，但也不排斥对其他人有所关爱。他在《小取》中说了一段众所周知的话：“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获”是女奴。“臧”是男奴。在墨子看来，不管是男奴还是女奴，只要是人，都该兼而爱之。墨子的兼爱比起孔子的仁爱来，心胸更坦荡，视野更开阔，它不分亲疏，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古今，兼而爱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所指的是列国，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大爱精神，是面向华夏整个民族的挚爱之情。更为可贵的是，墨子的兼爱也包括爱己在内，这是他比同时期的诸子百家更高明的地方。一个连自己都不懂得爱的人，他可能真正懂得爱他人、爱社会、爱群体吗？正是在兼爱这一点上，毛泽东称道墨子为“比孔子高明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