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民族良心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良心。他的学说有人曾归结之为“仁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仁者人也，亲亲为人。”（《礼记·中庸》）只有怀有仁心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仁”这个字本身就很有人文内涵，一个“人”字，一个“二”字，合在一起就是“仁”字。这个字告诉人们，单个的一个人无所谓“仁”，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人生活在一起，如果能融洽，能友好相处，能亲亲相待，这就产生了“仁”的问题。“仁”是在群体相处之中一点点产生出来的。

孔子强调这个“仁”字，功德无量。“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二字。人与人能去除隔阂，能消解敌意，能友善相处，这比什么都可贵。这就是他对我们民族的最美好的馈赠，也是他的民族良心的最充分的体现。

比干像

孔子不是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他很希望列国都能富强起来。他看到邻国齐国是那样的富强，他打心眼里高兴。他在齐国居住了好些个年头，他盛赞齐桓公和管仲的富国强兵政策。他到了卫国，看到卫国发展得不错，就与学生议论起这个国家来。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要看三个方面：一是要“庶之”，就是要有众多的人口。春秋之世战争频繁，人口一直增长不起来。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他主张保护人口的增长。二是要“富之”，让国家富起来，让民众富起来，让一切能够富的人都富起来。三是“教之”。单单富还不行，要教育，让民众都知书达礼，懂得如何富和怎样才能富。孔子说的“庶之”、“富之”、“教之”那一整套强国理论，记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母国鲁国能富强起来，因为这究竟是他的生身之地啊！不过，他也愿意生活到“九夷”去，去帮助那里改变落后面貌。孔子说的这一套与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点相似。孔子的思想中有管仲思想的影子。

箕子像

孔子的“爱国”是泛化的，他“爱”的是天下“列国”，爱的是华夏文明覆盖的所有疆域。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在当时“先进”、“先觉”（都是孔子当时的用语）的一些中国人中已经形成。

孔子以极大的热诚赞扬了“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这“三仁”以不同的方式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商代末年，纣王腐败之极，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拖向败亡的深渊。这时，作为忠臣的比干冒死强谏。不听，再谏，并且表白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在朝廷上表白自己的赤诚和忠贞，与纣王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纣王以“剖其腹，观其心”杀死了这位大忠臣。微子也是位大忠臣，他也是“数谏不听”，知道这个纣王已是无药可救的了，但又不愿与这个昏君同流合污，就约了大师、少师一起出走了。箕子看到这样的局面，“乃佯狂为奴”，这也表示了对祖国的一种忠贞。孔子在多种场合说到了“殷有三仁”，告诉人们，不管情况是何等的恶劣，你的祖国不可背叛，要用自己认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忠贞和热爱。

孔子所说的“殷有三仁”，三人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对时政的态度和处置方式也很不相同，把他们同视为“仁”，后人多有不解。而钱穆先生解释道：“孔子有‘杀身以成仁’之说，然仁不在死，三人之仁，非指其去与奴与死。以其能忧乱、求欲安民，而谓之仁。” 钱先生说的是对的，仁者的本真处在于“忧乱”、“安民”，从这样的视角看，比干、微子、箕子三人都可说是“仁人”了。

孔子把人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是最注重人本的。有一次，孔子家的马房着火了，孔子急匆匆赶回家，第一句就问“伤人乎”，压根儿“不问马”（《论语·乡党》）。照当时的规矩，马房是养马的地方，也是搁置马车的地方。他一不问马，二不问马车，只问“伤人乎”，说明他把人看得比车和马重得多。另外，在有人要他对齐桓公的霸业作出评价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人也。”什么意思呢？在他看来，管仲和齐桓公发展了齐国的经济，实现了齐国的强盛，这是对民众有好处的事。再说，齐桓公在争霸中，“不以兵车”，而是通过“盟会”的和平方式协调解决问题，这样大大减少了士兵和百姓的伤亡，孔子认为齐桓公做的的确是“人”该做的。

微子像

孔子很希望社会和谐发展。他的一句十分有名的话是：“礼之用，和为贵。”不只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要和谐，就是民众与民众之间也要和谐，族与族之间、列国与列国之间都要和谐。“和”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力主“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列国与列国之间，总是有不同的，这不可怕，应该求其“大同”，存其“小异”，在“不同”之中求“同”，这就要求有宽广的胸怀。

孔子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赤诚相待。他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里仁》）爱人不是一句空话，他要求人们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去爱，那怎么可能要求他去爱他人呢？除了爱亲人外，还要爱身边的人，爱与自己偶遇的人，也就是爱陌生人，爱一切的人，这才叫“泛爱众”。大爱无疆，孔子提倡的是一种人间大爱。

孔子很希望社会的弱势群体能得到切实的救助。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孔子嗤之以鼻。他要求人人有救助之心。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不在于出了多少力，而在于你尽力了没有。“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齐景公是个昏君，是个“无德”之君，当时在他管辖下的民众吃不饱、穿不暖、出行无车，可是，这个国君却在那里藏有那么多马，供他玩乐，这种人，死了谁还会记得他呢？

可以说，孔子是古代慈善的第一人。他有一次回故乡，故乡有一个平时不怎么熟的朋友病逝了，家中穷得很，没法出殡。正当全家人围着尸体团团转时，孔子亲自到这个朋友的家中。他问候了死者的亲友，向死者行了磕头大礼。然后就为丧家料理起丧事来，从死者穿的衣衫到棺材，到丧仪所需的一切费用都由他出。办完朋友的丧事，他就默不作声地走了。这件事就记在《论语·乡党》中，用的话是“朋友死，无所归，于我殡”。说得很坦然，好像这就是他的分内事。孔子一生都不是个富有者，可是为了救助贫弱，他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可贵的慈善精神。

《三教图》（明代）

儒、佛、道三教有诸多共识，尤其都重于仁，由此渐而趋于融汇调和，融汇调和的一大表现在于三教都讲述《论语》，用自己的观点注解《论语》，其根源在于能为各学派认同的孔子的“仁学”。有学者在对唐代“三教讲论”具体考察（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后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后世也出现了多种“三教图”，正反映了唐宋之后“三教合一”思想的呼唤。

有人总以为孔子是不谈物质上的富足的。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仁民”政策，说白了就是一种“富民”政策。他说：“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国家重点要办的就是这样三件大事：一是让民众有所食；二是让民众安安心心地办好丧事；三是让民众能有财力祭祀祖宗。孔子是那样的体察民情，老百姓追求的不就是这三大件大事吗？当子贡问他如何“为政”时，孔子的回答是“足兵、足食”，足兵是为了强盛，足食是为了富民。当子贡问这两件事哪个更重要时，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足食”。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就是从“足食”观中演绎出来的。

有一个故事：鲁哀公一次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这些年老是闹灾荒，饥民遍地，国库里的收入也不足，你看该怎么办啊？”有若回答说：“为何不减轻一点税赋呢？现在是收‘什二税’，何不恢复到古代的‘什一税’呢？”鲁哀公摇着头说：“我现在收‘什二税’还感到不足，你要我收‘什一税’不是更不足了吗？”这时，有若说了一段极为有名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很明确，一个国家的治理，关键在于“百姓足”，人民吃饱穿暖了，什么事都解决了。在孔门弟子中，大家公认的从容貌到思想最相似于孔子的是有若。有若的这段话是体现了孔子的重民、富民思想的。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认为，当时各国统治者对民众的过度搜刮，是造成民众贫困不堪的根本原因。从“富民”和“足食”的观念出发，他坚决主张“敛从其薄”，从国家的层面上减轻民众的负担。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鲁国执政季康子对正在充当他的幕僚的冉有说，“欲以田赋”，也就是增加对农民的田税剥削，要冉有征求一下“国老”孔子的意见，孔子明确表示反对。也许是冉有出于私利的考量吧，冉有没有去劝阻。为此，孔子大为恼火，《论语·先进》是这样记述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在孔门的十大弟子中，冉有位列“政事”之首，这是孔子认同了的，可是，不管哪个弟子，当他违背了孔子的“富民”、“足食”理念时，他是会毫不客气地动员广大弟子“鸣鼓而攻之”的。

孔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良心。他的仁爱精神，他的富民理念，他的“庶之、富之、教之”的治国方略，永远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近世以来，人们对“仁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徐复观先生认为，仁学的内核是忧患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他说：“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 这种把孔子的“仁者爱人”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情怀串联起来考量的研究，应当说还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