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



授田制的推行，所导致的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催生出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

《荀子·王霸》强调：“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孟子》则强调“使民有恒产”，有“恒产”乃有“恒心”。战国授田制的推行，通过“分田而耕”的形式，把土地分给个体农户家庭耕种，加强了农户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使之安心务农，有助于达到“驱民务农”的效果，同时还明确了农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使他们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权的基本生产单位。

授田制的安排，将个体农户（五口之家）紧紧限定于“百亩”耕地之上，以“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由此进而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战国小农家庭的主流形态——“五口百亩之家”。

战国“五口百亩之家”，以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为主，还可能包括其未成家的子女和年老的父母。以这样的家庭规模为农业生产单位，实质上构成了传统中国“个体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基本单元。

关于“五口百亩之家”规模，并不能机械地理解。实际上，战国个体农民家庭，除“五口百亩之家”的主流形态外，依照家庭人口规模的大小，还有“上家”、“中家”、“下家”之别。

《银雀山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孟子》中屡次谈到的“数口之家”或“八口之家”，也应该纳入此范围中。

秦国商鞅变法，着力强调“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进一步分拆几代同居的农民大家庭为个体核心家庭，对秦国小农家庭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汉初年贾谊曾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汉书·贾谊传》）这充分说明经过商鞅变法，个体小农家庭已成为秦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

这种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个体小农家庭，以“百亩之田”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精细化农业为基本生产形态，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兼营家庭畜牧业、瓜果种植业及布帛麻丝等家庭手工副业，由此确立了农户生产经营的“男耕女织”模式，便于家庭生产单位稳定性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而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延续能力。

小农家庭的日常生产情况，《孟子》中有生动的描写：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

关于个体小农经济的劳动效率优势，在古代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吕氏春秋·审分》强调：“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而《管子·乘马》则指出：“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其在有限耕地上投入更多劳力，进而有效提高农业精细化耕种的程度，提高单位面积的劳动生产率。战国时期，精细化农耕技术（如深耕、施肥、复种等）的普遍进步，正是建立在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的。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自有其重要优势，但也存在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其经营规模小，不利于再生产能力的扩大，抗风险能力也弱，很容易遭受外界影响，容易招致生产的危机。《孟子》所言，农夫的生活理想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足见这种生产方式的脆弱性。而《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言“农夫所以常困”，其根本原因，大概也源于此。这时，就需要国家承担起农业生产管理者和保障者的具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