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魏国始强
随着变法运动的陆续展开，战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日渐演化，七国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战国历史由此进入了群雄逐鹿、列国争霸的时代。
七国之中，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是魏国。战国列国兼并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是以魏国为主导而次第展开的。
三家分晋后，魏与韩、赵两国，于公元前403年正式获得了周王的册封，地位得到了认可。但与韩、赵相比，魏国基本上是四面强邻环伺，它西临秦，南临楚，北临赵，东有齐，是典型的中央之国、四战之地。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使魏国面临的压力最大，忧患意识也最为强烈。李悝变法，为魏国的强盛夯实了制度基础，魏国迅速崛起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成为战国早中期列强关系的核心。
魏国的强盛，与魏君魏文侯的励精图治有密切关系。
魏文侯，名斯，是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史载，魏文侯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网罗了各国的优秀人才，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说，魏文侯曾“师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子夏，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重要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子夏为学，强调经世致用，魏文侯以子夏为师，把子夏延请到魏国讲学，吸引了各国人才的聚集，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河西学派”，其中，主持魏国变法的李悝、著名军事家吴起等，都曾是子夏的学生。
魏文侯选拔人才，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注重才干。他先后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为将。其中，李悝、吴起为卫国平民出身，乐羊和西门豹是魏国平民出身，而翟璜则出身于戎狄。这些不同出身的有才之士，均被魏文侯网罗到手，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委以重任，为魏国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文侯在位期间，在国内政治方面，强调内修德政，变法除弊，群臣文武相济，各司其职。在李悝的主导下，经济上行“尽地力之教”，制度上编订了《法经》，强化法治；军事上则由吴起主导，兴“武卒”制，选练精兵；地方治理方面，则有西门豹治邺，废除当地所谓“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并凿漳河十二渠以灌邺田，使邺地民心归附。一时间，魏国大治，“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魏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在国际战略方面，魏文侯根据当时列国间的总形势，审时度势，确立了“联合韩赵，西击秦，东摒齐、南抑楚”的策略。史载，当时韩、赵两家相与为难，都向魏借兵，准备攻击对方。魏文侯不仅拒绝出兵，而且说服韩、赵两家，强调三晋要互为兄弟，抱团取暖，互相支持配合，共同开拓中原，得到了韩、赵的尊重，也为魏国拓展疆土赢得了不小的合作空间。在这一时期，魏国成为三晋地区国家关系的主导者。
左为“王”空首布（战国，河南伊川出土）。中为“宅阳”空首布（战国，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宅阳”，古邑名，战国魏地。右为“武”空首布（春秋战国，河南伊川出土）。“武”为地名，即周王畿及邻近地区的铸币。
在笼络韩、赵的同时，魏文侯将首要用兵方向，对准西方的秦国。魏文侯二十七年（前419），魏国西渡黄河，筑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作为西进据点。魏相翟璜向魏文侯推荐卫人吴起，吴起的用兵才能得到了魏文侯赏识，他任命吴起为攻秦主将。在吴起指挥下，魏军节节胜利，打破了与秦在河西地区的僵持局面。
魏文侯三十三年（前413），吴起率军攻占郑（陕西华县），直接威胁秦的关中地区，秦国举国震怖。魏太子击趁机率军渡河，攻破了秦国的军事重镇繁庞（今山西韩城东南），秦国的河西防线彻底崩溃。
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吴起受命为河西守，有效巩固了魏国在河西地区的控制。此后，魏又占领了陕（今河南三门峡西），控制了西方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将秦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不得与中原交通。魏则独擅关东之利，使秦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这时的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魏国的领土大大扩张。
对于东方的齐国，魏文侯也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公元前405年，田悼子去世，齐国发生内乱，魏、赵、韩联合出兵干预，三晋联军在廪丘大败齐军，又乘胜围攻齐的要塞平阴，并攻入齐长城，最终迫使齐国屈服，以此挟持齐侯，逼迫周天子封三晋为正式诸侯。《吕氏春秋·下贤》记载，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上阙”。
为阻止楚国北上侵夺郑地，公元前400年，在魏文侯主持下，三晋联军又南下伐楚，至桑丘而还，直逼楚之方城。公元前391年，三晋又大败楚于大梁、榆关，进取襄陵等地。
除此之外，魏国还越过赵国，灭掉了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后来魏国势削弱，中山又得以复国），魏将吴起在河西向北夺取了戎狄的大片土地（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子长以南），魏文侯因此设上郡。这些措施，极大地拓展了魏国疆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
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他的文治武功，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武侯时期，受魏文侯余荫的庇护，魏国的综合国力仍比较强盛。但与此同时，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间，魏国国势衰落的种子，也渐渐埋下。
魏武侯治国，既没有魏文侯的积极进取，也不像魏文侯那样重视与尊重人才。以魏武侯和吴起的关系为例，据《史记》记载，魏武侯即位时，吴起已任河西将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乘船，自河西沿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不禁感叹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正色回答道：“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被吴起一顿抢白，魏武侯只好悻悻地回答曰：“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魏武侯即位后，魏文侯的股肱之臣，如李悝、乐羊等也已先后去世，吴起的作用因此日渐突出。也许是吴起秉性过于耿直的缘故，魏武侯对吴起态度十分冷淡，长期只让吴起担任河西守。《史记》上说，魏武侯任命田文为丞相，吴起认为自己的才能，无论治军、治民还是征战都强于田文，内心非常郁闷，他问田文，为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回答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吴起默然良久，只好说：“属之子矣。”但内心的不满，溢于言表。
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公叔痤为相。公叔痤气量狭小，利用吴起性格耿直的特点，设计把吴起从魏国赶走了。吴起离开魏国时，望着自己长年战斗过的地方，感慨万千。吴起离魏奔楚，对其个人而言，是一个悲剧，而对魏国而言，无疑也是一个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魏武侯即位后，放弃了魏文侯制定的三晋团结的基本外交方针。公元前375年，魏与韩争夺郑地；公元前372年，魏又与赵争夺卫地，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打败赵军。从此，魏与韩、赵两家结怨，联盟关系破裂，后续冲突不断。
魏武侯去世时，其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公子罂得到了大夫王错的拥戴，最终取得了优势。但在此过程中，韩、赵却出兵干涉魏国，魏国险些被韩、赵所灭，多亏两国最终意见不一，才使魏得以幸免被瓜分的命运。
公元前369年，公子罂即位，是为魏惠王（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到大梁，故《孟子》称之为梁惠王）。魏惠王在位期间，在内政上做了一些改革，在外交方面，则说动韩、赵两国，调整和交换了部分土地，使魏国国土得以在中原地区连接成片，魏国形势一度有所缓和。
马陵之战示意图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魏国国力有所恢复，以白圭、公叔痤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一度达到“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战国策·齐策五》）的程度。他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在臼里召集十二国诸侯会盟，是为“臼里之盟”（《韩非子·说林上》）。稍后，又接受秦国的游说，决定“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于是“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战国策·齐策五》），同时“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战国策·秦策四》），成为第一个称王的诸侯。魏惠王召集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等，在逢泽（在今河南开封南）会盟，是为“逢泽之会”，使魏国大出风头。当然，魏的率先称王对魏国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魏国如此行事，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天下乃舍之”，给了秦国一个发展的机会，最后倒让秦国统一了天下。
实际上，魏惠王在用人方面，虽然标榜自己招贤纳士，却缺乏有效识别人才的眼光，效果并不理想。譬如，魏相公叔痤临终，向其推荐商鞅，但他弃而不用，最终商鞅赴秦变法，成就了秦的霸业。著名军事家孙膑赴魏，在魏国遭到庞涓的陷害，被处以膑刑，逃至齐国，成为魏的强大对手。范雎本是魏国人，却受诬通敌，被打成残废，弃之于厕，后来逃到秦国为相，帮秦国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石。
桂陵之战示意图
在对外战略方面，魏惠王也缺乏长期经营的清醒目标。魏国与韩、赵之间，时战时合；西线与秦争胜，东线则试图控制宋、卫而与齐争强。此时，列国间的争斗，已进入频繁期。在西线，秦国经秦献公改革，国力已有起色，开始在河西展开反击。在东线，魏国与赵国的矛盾日渐突出，同时也触动了齐国的利益。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魏国国力消耗虽大，但始终未能取得太大的实质性战略进展，反而结仇于诸侯。此后，经过公元前354年围魏救赵的齐、魏桂陵之战、公元前342年围魏救韩的齐、魏马陵之战和此后秦国收复河西之战，魏国元气大伤，国势逐渐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