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晚年生活
晓大义支持变法
甲午战争后，在清政 府结强邻以为外援的同时，国内朝野人士由于受到战败的刺激，一时要求变法的呼声高涨。此种呼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要求加快加大洋 务的进程。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中国战败，主要是由于洋务事业受到极端守旧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放手地进行所造成的。他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能使"中国 侥幸得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促成中国发奋图强"。所以在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他便极力劝说光绪皇帝，变法自强以战胜敌人。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 代表的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在李鸿章呼吁"变法自强"之际，在神州大地上愤然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维新派，多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变法的迫切性。无论康有为提出的"再立堂构"，还是梁启超主张的"变官制"，都是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上两种变 法呼声，虽有重大差别，前者是代表封建营垒中洋务派官僚的主张，后者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两者主要的冲击对象都是封建营垒中的极端守旧势力，这使 李鸿章非但未感到来自后者的严重威胁，反而认为由于维新变法思潮的高涨，对其愿望的付诸实践是有利的，因此他对康、梁首先产生的不是对立情绪，相反，在某 些能够容纳的方面，则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考察，由于亲自接触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富强，思想为之一变。他认为：外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国强，他对中国进行变法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也促使他在变法运动中倾向于维新派。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奔走呼号以求变法维新。从1894年起，他们就指陈旧弊，抨击科举、呼吁变法、提倡民主、出版书刊、结社讲演，极力 主张仿效西方开议院，立制度，兴民权，重民权。这些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1895年8月，经康有为多方联系， 帝党大臣文廷式出面在北京发起了强学会，推行维新变法。该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跟李鸿章的思想是不谋而合，于是他"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康有为在11月又 创立了上海的强学会，举办《强学报》，李鸿章又慷慨捐助金一千。然而强学会中却有许多人抱有这样的看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 辱国，已落下千古骂名，因而都拒绝李鸿章入会，以保学会的声誉。当时维新思想家陈炽在强学会中任提调，他最终拒绝让李鸿章入会。这很令李鸿章难堪，大为恼 火。
虽然强学会拒绝李鸿章的加入，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维新派。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和其他几位总署大臣翁同 龢、荣禄、张荫恒、廖寿恒在总署西花厅与康有为见了面，"以客礼相待"，就变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针对荣禄提出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以"因时制 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在询问变法的具体举措时，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又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明确指出："今为列国并立之时也，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由此可见，荣禄是保守派，不赞成变法，但是李鸿章并没有表现出要反对变法，而翁同龢、廖寿恒皆为变法派。这次约见一结束，变法就进入了积极筹备的阶段。
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定国是诏》，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6月16日，光绪召见并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荣禄曾经与刚毅一起压制康有为，现在又企图联合李鸿章将其铲除。然而李鸿章不仅把这两次阴谋密告康有为，指出"荣禄老辣"的真面目，而且不与荣禄同流合污，他以叩头"称皇太后圣明"来应付荣禄的威逼，是明显支持康有为的。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始终没有公开、单独地支持维新派，没有向朝廷提出主张和见解，他对变法维新的态度和意见是通过与朋友密谈、信件以及随同总署、内 阁集体议复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他很高兴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要达到中国的富国强 兵，"唯在亟图变计而已"。对戊戌维新他十分赞赏，但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实际活动。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 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事实上，李鸿章对变法的措施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自己的真 实想法掩盖了。然而，这些想法常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当时伊藤博文来华，私下里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亘以巨索，邪 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表示同意，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都觉得维新派经验不足，急于求成，而举措过于偏激，肯定失败。后来，维新派失败，李鸿 章又指出这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之故。
对戊戌政变，李鸿章"未预机要"，反倒采取保护"新党"之举。当他得知直隶八股士人企图刺杀康有为时，马上让亲信幕僚于式枚让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还派人保护。
政变发生后，张元济去见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论慈禧幽 禁光绪，或是设法救援光绪，李鸿章都没有参与，其侄婿孙宝瑄说他"朝纲纷变，身居事外"。政变后他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表示自己不会 参与宫廷权力斗争。但是，当慈禧准备大肆捕杀维新派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却"言捕新党之谬"，同时采取暗中保护的措施。如张元济被革职，李鸿章先派于式 枚慰问，又让盛宣怀给予合适的安置。此外，李鸿章对康有为的意见也不同于慈禧。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席间提到了康有为。
李鸿章（以下简称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博文："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育造（以下简称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擗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见成效何哉？以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若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唯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这足以表明，李鸿章表面上是要求引渡惩办，其实仍是寄予愿望。慈禧称康有为"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是觉得他"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实际上并不觉得有什么"罪状"。慈禧要对康有为"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对大岗育造关于培植康有为以振兴中国的建议十分赞赏。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梁启超致以问候，表达对康梁的关心。与此同时，梁启超回信表示感激之情。该信叙说了他自己出国后日本人伊藤博文 侯爵、天津日本领事馆领事郑某以及东亚同文会的井深先生先后三次带来了李鸿章的慰问。李嘱咐梁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 遇，遽灰初心"。梁启超流亡在外，仍得到高官李鸿章的关怀，自然十分感动，他在1900年的《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轻来，曾承 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 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 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启超自顾愚陋，固不足以当我公之期许，虽然，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 启超者，不可谓不空，每一念及，载以为报。窃闻之，君子爱人以德，仁者赠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启进退者在是，启超所欲还以报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尽其愚， 唯垂采焉。
由于李鸿章不便于亲自回信，便让侄婿孙宝瑄代复一信给梁启超以表达自己的万分惜爱。
李鸿章虽然同情支 持康梁，但在慈禧面前却极力贬低维新说：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问起："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李鸿章则回答："外人 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深通官场之道，两面派的手段既保存了自己，又掩护了康梁。1900年李 鸿章受命赴任两广总督，途经上海，与侄婿孙宝瑄的谈话就有所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