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军阀出卖主权——李鸿章传: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
在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时,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的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首领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了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评价此事说,李鸿章一生爱用小智小术,由此可见一斑。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督。第二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因剿捻有功,同治六年被授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又赐给他紫禁城骑马,可算得上荣耀异常。同治九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首领。同治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李鸿章由一介德儒生,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青云直上。同治九年曾国藩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又兼任北洋大臣。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已发展到十来万人,驻防在京畿、辽东、山东、两江等地,几至半个中国,支撑着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李鸿章在这个高位上,稳稳当当地蹲了二十五年,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李鸿章成为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中堂、大人。
二、洋务首领功不可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三十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人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由于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十四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三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又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二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当年,在奕沂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八十五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幸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七十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持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以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沂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利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不可收拾,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军事目的宣告破产,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从此结束。然而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三、签订条约丧权辱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相当虚弱,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一日比一日严重,60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统治者中,有这种认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离开,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终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绷》《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李鸿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除少数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浸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也性质不断地加深。李鸿章曾评价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借住在贤良寺,既不能与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为此他很少外出访亲问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他还时时刻刻企图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慈禧任命他为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风光。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他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实际感受,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因而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丞设法"。李鸿章原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而欧美列强也迫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使之东山再起。但是终于还是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只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当年八月,由翰林院传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解囊资助加入了该组织,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他并且捐款二千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人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且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距离。
先绪二十五年,年已76岁高龄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他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最后由于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他最后由于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一这些行为,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在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后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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