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李中堂的改革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扣住时代的命脉
对大清国而言，改革确实很难。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已属不易，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创新犹难。
郭嵩焘早已大声疾呼：
"计其（西洋列强—笔者注）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内。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 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于中国构兵（第一次鸦片战争—笔 者注），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构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 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正是有了铁路，西洋各国始能"国大兵强，遂以称雄天下；国小者亦皆有所凭持以自立。……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故而"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汽轮车。盖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骤有水旱之灾、盗贼窃发之事，利病缓 急在须臾之间，而所以应之，常在数月之后。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
总之，"汽轮车之起当乾隆之季，电报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横行天下，战必胜，攻必取，诚有以致之，尽泰西十余国比合以尽其利者也。"
如果大清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战略观，那么郭嵩焘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虽说电报与火车只是技术层面的器物，但却是两件关系时代风潮的器物，因势利导，它们的引进会引发全盘的改革。
君不见，就在李鸿章入主北洋的同一年，在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是一场新军事革命的胜利。其背后是对电报、铁路带来的新时空概念的再整 合，而战后德国的经济大发展则同样借助了这些新事物，从而得以跳过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重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反之，就算大清国没有全盘的国家战略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电报与铁路的建设也可以减缓大清王朝的衰亡。
对此，李鸿章有很好的理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之道，尤为紧不可缓之图。"总之："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
但是长期愚民政策下的大众不能理解，科举考试培养出的智识分子也难以接受。前者担心电报与火车"震动山川神灵"，"破坏庐墓风水"。后者则骂他是"二鬼 子"，指责他拾洋人遗唾，直欲以夷乱夏，可谓罪大恶极。以至在很多是地方出现了民众甚至地方官阻挠架线，割断电线，砍断电线杆的事件。
甚至林则徐的乘龙快婿沈葆桢，也不敢苟同郭嵩焘的意见。
说起来沈葆桢无疑可以算是个豪杰。沈放着封疆大吏不做，甘心为洋务运动作螺丝钉，慨然允命，去经营福州船政局。这份魄力何其可敬。但到头来，他不敢在今 天所谓的"大陆地区"修铁路，连提倡都不敢。原因很简单：畏"民情惊骇"。这就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必先知其不可为后始有可为。沈大人亦不能例外。
左宗棠有魄力，有识见。正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警世之言："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 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所以才造成了事实上的巨大落差。
可是他又做了什么呢？洋人到他的辖区架电报线，一时群情惊骇。民众士绅纷纷斥为"坏我祖宗风水"。于是，左帅出资，将洋人的器具电线全部买下，收于府库。立时皆大欢喜：左帅英明！但左帅最后也没敢去架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
李鸿章起初的见识和沈、左等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别，但是，李鸿章对新思想和新事物接受得快，态度转变得也快。
正是这个李鸿章，虽然早在同治元年就在一封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施政构想。但这个时候他对于自强内容理解的还是比较有限的。 第二年的三月十七日，他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依然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同年四月初四他写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又说：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到同治三年的四月，李鸿章依然是这个认识，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甚至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 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别说西洋制度，就算是同样作为技术的电报、铁路，这个时候也不在李大人眼中。李鸿章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代 表了当时洋务精英的主流看法。如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就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恭亲王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 奏折中则认为，西洋列强能"横行海外"，靠的就是"船坚炮利"。丁日昌在同年九月初六写给李鸿章的公文中也说："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 国亦在此。"
可是，人是会变的，在晚清沉闷的政局中，李鸿章要算是一个比较开明，且能不断进行自我知识更新的官员。当他说中国只需要 引进开花大炮与火轮船的时候，是同治二年的四月。此时是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对洋务接触尚浅，只是震慑于戈登那支半正规军的火炮技术与轮船迂回战术的 所向无敌，自然觉得只要有这两样器物就足以解决问题。等到他逐步加深对洋务得理解，他就逐渐意识到，西洋世界的强大远非长毛叛贼可比，而且人家厉害的东西 多着呢。当年之所以靠这两样就可以把太平军打的没脾气，那是因为太平军太弱，真要是和西洋正规军较量，那就断然不是开花大炮与火轮船能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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