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自古驱民在诚信 一言为重百金轻
由魏入秦的法学奇才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新兴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的变革时代。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互相攻伐，斗争非常激烈，谁想立于不败之地，谁就得寻求自强的途径。
商鞅早年学习法家、兵家、杂家思想，后侍奉魏国宰相公叔痤。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钻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这个嘱托不以为意，也就没有照做了。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国中求贤，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
商鞅变法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四见秦孝公，到秦国后，商鞅向秦孝公进说“强国之术”，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四种君主之策。孝公大为赞赏，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改革秦国的落后局面而下求贤令，这就给踌躇满志的商鞅绝好的机会。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实行军功爵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个体小农经济。这些改革，消弱了旧贵族势力，迅速地发展了经济，使落后的秦国日益富强起来。
10年之后，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国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是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国家中的相兼将军的官职。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积极地进行东进的战略准备，被升任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内容是：普遍推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烧诗书，禁游学，加强思想统治。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变法再次得以顺利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秦国更加国富民强。
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后，恰逢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按照当时的法律，要惩罚的不仅是太子，而且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都得接受法办。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商鞅的新法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秦国的人民十分高兴，这时秦国的治安状况大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喜人局面。
商鞅在变法中，制定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法令和措施，使秦国的农业得到大发展，秦国也由此更加强盛起来。
生擒公子昂封邑15地
商鞅不仅有突出的政治才干，而且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公元前340年商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商鞅假意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念及他们之前在魏国的友情对商鞅毫不怀疑，结果在会谈后商鞅生擒了他，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河西之地。魏惠王顿时领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公叔痤的话没错，如果不能重用鞅也绝不能把他拱手给了秦国，最后成为自己的对手。惨败的魏国只能割河西之地与秦，将魏国人民迁居至大梁，解除了魏国对秦的威胁。
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15个邑，号为商君。自此才正式有了“商鞅”这个名字。
车裂身亡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变法成功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任何深刻彻底的变法无不是从积贫积弱之国开始；商鞅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的户籍、法律、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军收复了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部分失地。但商鞅在变法改革过程中制定了严酷的刑法打击旧贵族、迫害百姓，招致了普遍的怨恨，商鞅本人也遭到旧贵族势力的报复，最终身亡。
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新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秦惠文王不废新法的原因。同时，商鞅变法也确立了封建社会地主以占有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的生产方式。在这次变法之后，秦国的国君也就成为了秦国的最大的地主，秦惠文王本人也从奴隶主转型为地主，这也是秦惠文王没有废除商鞅法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同时也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商鞅变法对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影响。
历史地位
李斯曾评价商鞅的变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王安石《商鞅》一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
毛泽东对商鞅评价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