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现代历史概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人民当家做主人新时代的到来。在各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始谱写历史的新篇章，满目疮痍的旧河南逐渐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河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肃清土匪，打倒恶霸”为中心，在人民解放军配合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到1949年底，全省股匪被全歼，散匪基本肃清，共毙伤俘及投降登记悔过的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等达139000多人，缴获各种枪炮159000多支（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剿匪反霸的胜利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着，在1950年10月～1953年10月，结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全省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先后镇压（杀）、关押、管制、教育释放、转交外地处理的人共20余万人，缴获电台88部、长短枪12万余支，子弹100万余发。从此，城乡人民不再受匪患的惊扰和反革命势力的威胁，人民政权更加巩固。 　　从1949年冬开始，河南省分3批逐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1年春全部结束。1951年冬～1952年春又普遍进行了土改复查和民主补课，到1953年7月全面胜利结束。全省参加土地改革的农户706.2万户，包括3800万农民之中有55～60％的农民分得土地4322多万亩、房屋470多万间、耕畜45万头、农具550万件、粮食6亿多公斤，60％多的农民（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实现了向住已久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占全省人口97％左右的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彻底解放，而且广泛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强有力的各级农民协会和民兵、青年、妇女组织，极大地巩固了农村的革命秩序，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夏秋，在全省工矿交通企业和城镇居民中，深入开展了一场民主改革运动，揪出和斗倒了封建把头和各种反革命分子，革除了遗存的封建反动制度。城镇民主改革是一场反对反革命、反对封建势力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经过民主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确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取缔了封建反动势力，建立了基层民主政权和行业民主管理制度。 　　在取得农村和城镇社会改革胜利的同时，全省城乡也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1949年6月省政府作出了废除旧保甲制度、建立新的基层革命政权的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在农民觉悟大大提高并广泛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各地在土改后期普遍成立了区、乡两级基层人民政权。1949年冬～1950年春，各县都先后召开了有史以来真正名副其实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组建了县人民政府。而后，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4月在开封胜利召开。经过民主选举，吴芝圃当选为省人民政府主席，牛佩琮、嵇文甫当选为副主席。通过人民民主途径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因而获得了河南人民的衷心拥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河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历时3年之久的抗美援朝运动。到10月底，全省在世界和平公约上签名达2530510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6％（含豫北地区在内）。到1952年4月，全省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6964428.5元（折合新币），可购买战斗机179架。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通过义演筹款，捐献战斗机一架，命名为“香玉号”。抗美援朝运动使全省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35239016人定立了爱国公约，占全省总人口的80％还多。 　　1951年12月～1952年7月，河南省先后在中共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纯洁了中共党组织和国家干部队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在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为挽救因战乱、灾害以及国民党黑暗统治造成几近崩溃的河南经济，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恢复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围绕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仅用3年时间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1951年春，省政府颁发《农村生产十大政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开展劳动竞赛，进行互助合作，同时掀起了治淮、治碱、兴修水利的生产高潮，以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农业丰收。 　　在全省没收和接收48个官僚资本工矿企业的同时，并依靠国营经济内部的积累，投资1.6亿元，新建和投资合营一批企业。1949～1952年，河南省国营工业企业由70个发展到573个，职工由0.96万人增加到6.28万人，产值由0.26亿元增加到2.75亿元，增长9.6倍，大大快于全部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的速度。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城市消费合作社也迅速增加，到1952年底全省已建立2034个国营商业企业，比1950年增加3.6倍。 　　1949年2月～1950年初，河南先后发生了4次大的物价上涨风潮。为了制止涨价风，省人民政府采取了严格金银管理，打击金融投机和组织国营贸易，以平价抛售粮食等措施。在加紧调运物资的同时，通令各地在财政金融方面停止贷款，收回到期贷款，催征税收，机关企业所有款项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国营贸易公司集中抛售物资，从而打退了涨价风。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彻底稳定物价。河南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一方面紧缩政府经费开支，加强税收征收，平衡财政收支；另一方面由国营贸易机构掌握和调度各种重要物资，由国家银行实行现金管理，正确调节货币流通。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活动。由于实行了上述政策和措施，1950年3月以后，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 　　根据中央的部署，1950年5～6月，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出《关于维持公私企业生产克服目前困难的方案》、《关于贯彻执行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中南局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救济失业工人两个指标的指示》和《调整工商税收的指示》，开始调整工商业。省政府先后两次组织城市工作检查团，帮助各市贯彻上述方案和指示。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等方面对私营工商业作必要的照顾，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方式，使私营工商业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服务，并获得正当的利润。调整的基本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经过调整，私营工商业户开业的逐步增加，歇业的减少，1950年下半年已趋于正常发展。到1950年12月底，据3个城市统计，工业户比1949年底增加15.7％；据5个城市统计，商业户增加31.5％。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减少了失业人员，活跃了金融，增加了国家税收，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0～1952年，中共河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把推销土产、活跃城乡交流作为全省财经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在组织领导方面，省政府把打开土产销路、加速物资交流确定为财经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中心工作，取消了以往阻碍物资交流的限制办法，实行内地自由贸易政策。在生产方面，政府大力提倡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召开全省土产调查会议，研究确定各类土产的生产经营方针。在交流方面，组织国营贸易公司、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守法私商，放手收购和推销土产。同时，召开大型的土产展览交流大会、物资交流会和经济区购销会议，组织农产品、土特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流，向省内外推销土特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后，土产销路打开，农民收入增加，扩大了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因而市场交易额增加，国营贸易壮大，工商运输业发展，失业工人减少，国家税收增加，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河南的国民经济不仅迅速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39.13亿元，比1949年增长98.3％，比1936年增长41.7％。其中，农业总产值30.3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5％，比1936年增长31.9％；工业总产值8.83亿元，比1949年增长286.4％，比1936年增长89.8％。1950～1952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2.9％，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5％。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河南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50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建立泥沙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境内建立最早的科研机构。1953年河南省建工局建立设计处，以后发展演变为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到1952年底，全省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所增至5所，在校学生由804人增至2569人；中等专业学校由32所增至131所，在校学生由8376人增至37734人；普通中学由111所增至175所，小学由18709所增至31074所。医院床位由935张发展到7528张。另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和电影放映队、文化站等各种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活跃了城乡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到1952年底，全省职工已达43.59万人，较1949年增加27万多，工人年均工资由1949年的242元提高到347元（可比价格）。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底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河南省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为了保证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常进行，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53年11月起，河南对粮食、油料实行了统购统销。从1954年9月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为河南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创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河南省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步骤。到1956年底，河南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4％，其中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1％。河南省对农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河南省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相同的阶段。到1956年底，全省共有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组）3638个，从业人员18.9万人，占纳入手工业改造总人数的96.7％，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64.1％，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运输业等个体经济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河南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进行的。据1956年底统计，河南省私营工业已经消失，私营商业零售额只占当年商业零售额的4.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河南已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河南已基本确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河南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1957年，河南省社会总产值达73.36亿元，比1952年增长61.8％，平均每年增长10.1％；工农业总产值48.20亿元，比1952年增长38.6％，平均每年增长6.7％；国民收入46.68亿元，比1952年增长39.5％，平均每年增长6.9％。 　　基本建设方面，河南共安排建设项目2099个，其中大中型项目40个。在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中，有9个安排在河南。国家把郑州、洛阳确定为新建工业基地，两市基本建设投资额达9.42亿元，占全省基建投资总额的44.7％。5年内，全省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1.0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6.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80.1％；地方投资4.19亿元，占19.9％。由于进行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16.26亿元，有33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或交付使用，新增生产能力：煤炭开采424万吨，发电机组容量14.6万千瓦，棉纺锭39.5万锭。 　　工业建设和生产方面，5年内，工业基本建设投资9.94亿元，新增固定资产6.59亿元，在纺织、煤炭、电力、机械行业一批大中型建设项目相继建成投产的同时，其他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1957年，河南省工业总产值16.63亿元，比1952年增长88.1％，平均每年增长13.5％。其中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3.2％，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0.7％。全民所有制工业职工人数17.3万人，比1952年增长1.8倍。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7.2％。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原煤产量达到607万吨，比1952年增长84％；发电量3.04亿度，增长6.6倍；纱4.14万吨，增长3倍；布18014万米，增长8.4倍；火柴44.8万件，增长1.3倍；卷烟42.4万箱，为1952年的94％。 　　在农林水利建设和发展方面，5年内用于农林水利方面的投资为4.27亿元，其中用于水利建设方面的投资为3.91亿元。建成了石漫滩、板桥、白沙、南湾、薄山5座大型水库和一批中小型水库，整治和修建了一批河流和洼地蓄洪区，积极开展了山、沙、荒地的植树造林工作，建成了豫东大型防护林带，从而提高了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1957年，河南省农业总产值36.19亿元，比1952年增长21.8％，平均每年增长4％。粮食产量1180万吨，比1952年增长17.2％；棉花产量17.66万吨，比1952年增长33.6％；油料产量31.68万吨，比1952年下降5.4％；烟叶产量5.9万吨，比1952年下降19.1％；全省有效灌溉面积1.95万亩，比1952年增长64.7％；造林面积122.9万亩，比1952年增长84.5％。 　　交通运输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57年河南铁路通车里程达到1318公里，比1952年增长7.6％；公路通车里程14945公里，比1952年增长1.6倍；货物周转量比1952年增长1.9倍，旅客周转量比1952年增长1.1倍。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5年间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57.3％，全省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10.6％。城乡居民的医疗条件和住房条件也有很大改善。5年内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面积427万平方米，195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4.8倍。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河南省现代工业迅速增长，工业的门类逐步齐全，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都有较快的发展，河南国民经济的部门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6.5％上升到1957年的34.5％，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则相应由73.5％下降到65.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18.3％上升到1957年的28.4％，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相应由81.7％下降到71.6％。现代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32.5％上升到1957年的60.4％。在河南省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67.8％下降到1957年的52.1％，工业所占比重由15.0％上升到15.2％，建筑业所占比重由10.7％上升到24.6％，运输业所占比重由1.8％上升到3.8％，商业所占比重由4.7％下降到4.3％。 　　“一五”时期，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同时，加大对文化事业投资，用于文化、教育、卫生基本建设投资为5539.2万元，占整个基建投资的21.46％。河南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一五”期间，河南省在校学生人数平均年递增率分别是：高等学校30.2％，普通中学31％，小学2.6％；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6.5％。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年均递增33.5％，床位数量年均递增21％。1956年，全省有高等学校7所，中等专业学校30所，中等师范学校48所，普通中学159所，小学28428所，幼儿园1329所，在校学生总数达524.76万人，比1949年增长2.15倍。1957年全省有电影放映单位403个，艺术表演团体230个，文化馆129个。 　　在河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河南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开始了新的起步和发展。从1953年5月开始，河南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各地城乡逐步开展基层普选人民代表，为在河南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迈出了重要一步。1954年5月普选基本结束，共选出45.2万多名优秀基层人民代表。经过普选，无论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教育。全省15500个基层单位（乡、镇、区）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组建起了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基层政权。 　　1954年8月1～7日，有535位人民代表参加的河南省首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开封举行。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56名河南代表肩负着4560万河南人民的希望和重托，参加了这次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各阶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加制度化，也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进入更加完备、更加巩固的阶段。从此之后的5年中，河南省首届人大先后召开6次会议，并在1958年按时进行了换届；市、县、区、乡则在1956年和1958年进行了两次换届。 　　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逐步制度化的同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1955年2月，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别为基础的河南省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郑州召开。次年部分市、县也成立了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形式，也是进行政治协商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实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机关。这样，以政协为主要载体，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河南日渐充实和完善。 　　中共河南各级党组织在执行中央部署、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省人民胜利地进行民主建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同时，还坚持不懈地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各级人民政府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1956年9月，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实现了由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共“八大”规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同年7月在郑州召开中共河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和团结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力量，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从此，河南省坚持“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3月，河南城乡各地接连发生不同范围的“闹社”、“闹粮”和“闹事”事件。为此，按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河南省开展了整风运动。各整风单位首先以征求党外群众意见的座谈会等形式开始，从检查领导干部和思想作风入手，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先后妥善解决了一些工人“闹事”和农民“闹社”事件，纠正了干部压制群众意见、违法乱纪等错误，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了河南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发表反动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斗争中，河南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把一些好干部和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1957年12月中共河南省一届二次全会以后，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以水利建设“大跃进”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高潮，由此拉开了河南“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受“左”的思想影响，河南省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工农业等生产、建设指标。1月29日～2月1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制定了河南全面“大跃进”的规划目标。3月又提出了1958年生产“50万吨铁、20万吨钢”的跃进目标。从此，全省高指标、浮夸风开始自上而下、由局部到全局地迅速泛滥开来。6月中共河南省委一届九次（扩大）全会提出：农业上苦战一年半，总产一千亿斤，工业上“实现年产150万吨铁、30～40万吨钢”。有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就有浮夸风。河南省钢铁和农业产量数字都有很大浮夸。农业上由于虚报产量，就产生了高征购。1958年河南夏粮征购，由1957年的24.4亿公斤增加到37.5亿公斤，增幅竟达53.6％。由于大跃进中的瞎指挥，还生产了物资调拨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共产风。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进而把河南推向了“大跃进”运动的顶峰。 　　伴随着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深入进行，河南农村还进行了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4月，遂平县和平舆县率先办起了9000多户和7000多户的大农业社。7月中下旬，遂平县在原卫星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后改名嵖岈山人民公社）。很快，信阳、新乡两地区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6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肯定“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而后，全省各地一哄而上，迅速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8月底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时，河南已建立了1355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农户占全省农户的99.99％，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村人民公社，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在“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推行“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据统计，当时全省农村共建公共食堂26.9万个，就餐人数达农村总人口的98％；全省有1136个人民公社推行带“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占公社总数的84％。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手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会后，河南开始了以整顿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纠“左”工作。次年2月27日～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据此，河南省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并于5月、7月两次调整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人民公社的进一步整顿和经济指标的大幅度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形势开始好转。但是，1959年秋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使刚刚好转的形势急转直下，“左”倾错误重新泛滥起来。 　　在1959年秋冬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南省自上而下地全面发动，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加苦干，实现亩产增长500公斤的持续“大跃进”。在农村，结合冬季征购，开展反瞒产斗争，一大批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人受到打击，各种高指标、共产风再度风行，仅冬季“大办水利”一项就无偿平调了价值3亿元的社、队资产。1960年，不顾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客观实际，继续进行“持续大跃进”，仍然坚持 “以钢为纲”方针，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按落实数计算，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28.94亿元，粮食产量88.7亿公斤，分别比上年下降11％和9％；而工业总产值则达到58.41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其中重工业产值达31.40亿元，比年增长34.1％；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由上年的39.3％、32.4％、28.3％改变为35.1％、30.9％、35.9％。在农村，由于继续坚持高征购的错误政策，加上连续遭受严重旱灾，农业生产出现严重倒退，粮食大幅度减产，因而造成征购透底、一些农村严重缺粮的恶果。 　　连续3年的“大跃进”和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全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60年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由546元下降为451元，居民消费水平由68元下降为6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16.1％。农民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消费量由192公斤下降为120.5公斤。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河南省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经济进行了为期5年的调整。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坚决纠正共产风，取销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调整社队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鼓励集体和个人扩大耕地，保护和发展耕畜，发展农副业，对严重灾荒地区实行“减免征购任务”和“借地度荒”等特殊政策。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支援农业生产，到1962年底，全省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11％下降到7.5％。大力压缩基建规模，大幅度削减基建投资，1960年全省基建投资额为19.42亿元，1961年减少到4.96亿元，1962年再减到3.05亿元。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同时加强轻纺工业，恢复发展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稳定市场，调剂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消灭财政赤字。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1962年先后作出了关于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定，到1962年底，全省一大批被错误批判、错误处理的人得到甄别平反，摘掉了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改善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 　　经过调整，到1962年，河南整个国民经济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农业生产结束了前3年连续下降的局面，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长31.9％。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改善，196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1961年增长15.4％，工业总产值下降23.3％，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33.1：66.9上升为54：46。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回升，积累率由1960年的44.1％下降到1961年的8.7％，再降到1962年的5.5％；1962年全省农民平均每人消费粮食比1960年增加41.5公斤，消费猪肉增加1.15公斤。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63年起，河南省又用3年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在农业方面，贯彻了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继续实行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政策，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开展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的建设工作和中小农具的恢复工作。工业方面，着重对一些仓促建设的新企业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工作，有重点地、逐步地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产品布局调整，组织专业化协作。通过调整企业的生产方向、产品方案、生产规模，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扭转亏损。 　　到1965年，河南各项调整任务完成，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4.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45.4％。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重由1960年的66.9：33.1调整为50：50，比较接近河南当时工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工业内部结构也有改善，轻重工业的产值比重从1960年的46：54提高到56：44。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比较合理，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1963～1965年，河南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很快，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4％，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1.5％。 　　在全面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期间，1962年冬～1966年春，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郑州等城市主要开展了“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小四清”（即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运动和“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运动停止。为时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该的批判。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河南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在曲折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尽管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挫折，工作中出现偏差，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河南工业在“一五”建设基础上，开始步入了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在河南兴建的一批重点项目和省建的一批大型骨干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沿海地区有些大型工业企业也陆续内迁中原。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平顶山、新乡、焦作等城市，向着建设各具特色的新局面发展，门类比较齐全和相对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初具规模。据统计，10年中，全省建成投产的乡以上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232家。其中机械、冶金、煤炭等行业的近百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如郑州铝厂、郑州电缆厂、郑州第二砂轮厂、洛阳耐火材料厂、安阳钢铁厂、焦作钢铁厂、焦作矿山机械厂、开封高压阀门厂、平顶山矿务局七矿、一矿和鹤壁矿务局大源煤矿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建成投产的。1965年前后，在“内三线”还开始兴建了一批军工企业。与此同时，化工、电子、建材等新兴工业产业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0年中，全省新建工业项目投资总额达55.51亿元，占1949～1966年全省工业建设总投资额78.29亿元的70.9％。1966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49.30亿元，比1949年增长16.54倍，比1956年增长3.1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4.77％提高到49.82％。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初步确立了工业在河南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河南工业的再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河南农业的发展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消极影响曾遭到严重挫折，但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和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农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拼搏精神则尤为可贵。这一时期建设的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著名的三门峡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汝南县宿鸭湖、鲁山县昭平台、嵩县陆浑、罗山县石山口和平顶山白龟山等大型水库，以及令中外人士瞩目的林县红旗渠等等。据统计，仅1958～1960年期间，全省建成并真正发挥效益的大中小型水库1315座，塘堰坝67875座，总畜水能力达到95.1亿立方米；修建中小型渠道12万余条，其中灌溉面积达万亩以上的中型渠道449条；打成并配套的机、电井近2万眼；整修梯田425万余亩，治理洼地3000余万亩，初步控制山区水土流失面积2.4万平方公里。1966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49.6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227.5万吨，分别比1956年增长43.4％和5.4％；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和烟叶分别比1956年增长71.8％和45.6％。 　　河南交通运输业与工业、农业相互促进，同步发展。10年间，全省新建铁路（含国家和地方铁路）交付营运总里程达1142公里，新修、改修公路通车里程2670余公里。到1966年末，全省铁路、公路客运量分别达到2179万人和2745万人，货运量分别达到3056万吨和3943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4倍、2744倍、26倍和23倍。为增强通运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先后自行设计建造了黄河铁路复线大桥和洛阳龙门石拱大桥、南阳唐河大桥、沁河大桥等10余座公路大桥。经过路面硬化和试铺沥青、渣油，到1966年河南晴雨通车里程达到5494公里，比1956年增长近2倍。 　　这一时期，河南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到1965年，全省共有高等学校12所、中等专业学校131所、中等师范学校22所、技工学校21所、普通中学1310所、小学41887所、幼儿园481所，成人高等学校34所、农职中学5115所，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到903.96万人。10年中，共为社会输送3.63万名本、专科大学毕业生和7.27万名中专毕业生，促进了河南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使河南建设人才严重不足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在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河南的科技事业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发展。1958年9月，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省、专、市、县各级建立科学工作委员会，同时还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及其下属的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地理、生物、电子、原子能等11个研究所，并从有关部门或高等院校中抽调183名干部充实这些单位的领导和技术力量。在此前后，中央各部门搬迁和在河南建立了棉花、果树、磨料磨具磨削、矿山机械、拖拉机、轴承、烟草、铁路等属下科研机构；省直各部门相继建立起省农业林科学院、省医学科学院以及水利、气象、机械、建筑、纺织、轻工、石化、地质、交通、邮电、粮食等省属科研机构。到1960年，全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7.54万人，比1956年增长约两倍；自然科学机构发展到56个。从1961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八字”方针，撤并了一些科研机构，全省以大抓农业、粮食为重点，突出搞好水利、盐碱地改良等技术研究。这一时期，科技队伍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不仅涌现出象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吴绍骙等那样的高科技学科带头人，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象刘应祥、史来贺等那样的农民专家。与此同时，河南的社会科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河南历史研究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从此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专职队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河南的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为贯彻中共中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制定了全省消灭控制疾病的规划，抽调大批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医疗队，深入山区、农村，大力开展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到50年代末，全省消灭了天花、黑热病和性病，治愈了73万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有效地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健康。到1965年，全省公社以上卫生机构发展到17404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达到9.89万人，医院病床5.3万余张，分别比1957年增长54％、50％和1.7倍；初步建成了“县县有医院、社社有卫生院、队队有卫生所（员）”的医疗卫生网，群众防病治病有了基本保障，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时期，河南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呈现出了繁荣景象。到1965年，全省电影放映单位达到838个，是1957年的两倍多；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到390个，比1957年增加了70％；文化馆由1957年的129个发展到151个。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和全国一样，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5月28日～6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广州召开省、地、县3级干部会议，决定首先在文化教育战线开展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小组。5日，省委召开省直及郑州市直15万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要求在全省迅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会后，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省委也派驻工作组，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河南基本上是在各级中共党委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但是，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后，河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突变。一度被省委工作组制止的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势头，再度兴起，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中共党委。从8月4日省委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全省各大、中学校陷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乱局面。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省各地迅速出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8月19日，省委以第一书记刘建勋名义在郑州大学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郑州大学群众组织中的少数派，号召“炮打省委”。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在全省展开，动乱局面进一步加剧。 　　8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大会，动员进一步把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大串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波及全省。各地刮起了“揪斗风”、“罢官风”，各级党委普遍受到冲击，大批干部被打倒。 　　11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改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接着召开3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省委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革命群众”对省委揭发批判。造反派得到中共中央和省委支持后，中共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被迫停止。 　　1966年第四季度以前，尽管社会动乱，经济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但这种破坏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部门，真正影响到经济部门特别是基层单位是从第四季度开始的，特别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1967年1月21日，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郑州工学院、河南农学院、郑州粮食学院、河南中医学院6所高等院校“造反派”进驻了省委机关，接管了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河南省军区及驻豫部队奉命于1月底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2月7日，以“郑大联委”、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74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以郑州工学院“郑工造总”，中医学院“831”等几十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农民造反总司令部”等10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十大总部”，至此，形成3派群众组织，准备实行全面夺权。“郑大联委”和“河造总”两派群众组织首先争相夺取《河南日报》，并冲击河南省军区。 　　5月以后，郑州等地开始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全省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对“二七公社”提出的“文攻武守”的口号大加赞赏，并授意改为“文攻武卫”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危害河南，祸及全国，导致武斗升级，常发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事件。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安阳、焦作、许昌等地（市）和一些县，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8月2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成立，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次日，成立“省革筹”领导的新的“河南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简称省生产指挥部）。12日，“省革筹”、省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及“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级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抢枪活动，已抢的枪支要立即交回部队。10月19日，省生产指挥部发出通知，贯彻中央指示，要求逗留在城镇的上山下乡青年和支边人员、农场职工、退伍战士、精简下放人员、社来社去人员，以及动员下乡落户的人员，必须迅速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11月到次年1月，省革筹根据中央通知，宣布大、中学校一律复课，并召开全省林业工作会议，煤炭生产紧急会议，农业生产会议，研究制定了维持生产的措施。 　　1968年1月9日，“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 “河南造总”三大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矛头共同指向中央的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逝世）、邓小平、陶铸和河南的文敏生、赵文甫。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成立，由150名委员组成，刘建勋任主任。同时发出第一号通告： “自即日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委成立后，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建立起来（省革委成立之前，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于1967年10月30日成立，这是全省第一个县革委会；新乡地区革命委员会也于1967年12月8日成立，这是全省第一个地区革委会）。到1968年5月，全省10个地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到9月，全省各县全部建立了革委会。由于相当一部分帮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混入各级革委会，因而长期不能安定，全省各级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的派性斗争导致全省仍处在政治动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把重新走上轨道的河南经济搞得大乱。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势下，经济工作处于半无政府或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工农业生产急转直下。1967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3.3％，其中工业生产下降了5.3％，原煤减产17.4％，纱减产17.2％，布减产20.1％，化肥减产31.9％，货物周转量下降26.7％。1968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比1967年下降6.9％，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7.5％，工业总产值下降6.3％。1968年和1967年相比，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中，粮食减产3.7％，棉花减产12.6％，油料减产36.1％，烤烟减产15.2％，发电量减少13.3％，钢减产37.5％，水泥减产25.4％，化肥减产29.4％，纱减产11.4％，布减产11.7％，财政收入下降17.6％，货物周转量下降12.4％。 　　河南省各级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全省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批、改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和教育革命。 　　在革命大批判中，文敏生、赵文甫被定为河南省“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批判，各地、市、县都开展了批判所谓“走资派”活动。同时，大批在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工矿企业内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当作“修正主义黑货”进行批判。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虽然也清理出为数极少的坏人，但由于政策界限模糊及派性的严重存在，打击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69年9月，省革委确定“斗、批、改”的中心是整党建党。1970年2月，全省展开了“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6月23日～7月17日，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要求在搞好组织“吐故纳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积极慎重地建立县一级中共党委和准备恢复建立省、地（市）两级中共党委。8月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开始 “批陈（伯达）整风”，同时继续进行整党建党。把一批派性严重的人清除出共产党，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调回了一批被下放劳动的干部，并且发展了一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入党。经过整建党，9月29日，中共沁阳县委恢复，成为河南省“文革”中恢复的第一个中共县委。到11月中旬，长葛、西平、项城、新乡等10个县，先后恢复了中共县委。1971年3月，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河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到1972年初，全省地（市）县各级中共党委相继建立，中断了几年的党的生活重新得到恢复。 　　在整党建党的同时，“斗、批、改”运动的重点转向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1月省直机关机构精减方案出台，初步设立11个机构。全省各级革委会普遍进行了机构精简工作。同时开始机关干部下放工作。到1970年2月止，全省共下放干部8万余人，其中省直机关下放1.3万余人，随干部下放的家属1.1万余人。下放干部，被一些部门和单位当作改造老干部、打击排斥对立面的合法手段。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968年～1976年，全省共有23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给农村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遗留问题，也为以后安置就业、回城生活带来诸多麻烦。 　　“斗、批、改”中的“教育革命”，对河南教育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1968年8月，省革委根据中央通知，决定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全省大、中、小学，领导所谓“教育革命”。9月，省革委又派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省会6所大学，各地纷纷效法。此后不久，派遣“工宣队”、“军宣队”的办法，不仅普及到教育文化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党政机关。1969年2月，省革委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确定“工宣队” 应长期留在学校，整顿教师队伍；在农村的中、小学要依靠贫下中农管理。1970年1月，全省12所大专院校搬迁到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打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使得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中共河南省委建立后，领导全省继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对搞宗派、结党营私、破坏民主集中制、脱离群众、违法乱纪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全省掀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热潮，普遍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还进行了所谓 “教育改革”。1971年11月9日，省革委决定，全省中等师范学校于年底开始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制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是自“文化革命”停办中等师范学校以后的第一次招生。12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河南省的高等院校下放到有关地、市、实行双重领导。次年1月29日，省革委决定，全省高等院校分期分批招收新生，招生办法与中等师范相同。这是从 “文革”开始以后高等院校第一次招生。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全党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河南省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联系实际，把王新作为林彪 “死党”进行了批判（中纪委于1983年为王新平反）。在批判王新的过程中，违背中央“只批王新一个人”的指示，搞扩大化，层层揪“小王新”，牵连了大批军队干部。其间，在全省还进行了“平反”、“补台”，仅半年时间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干6.6万人。1973年下半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右倾翻案、右倾复辟”为内容的“杀妖风”运动，错误地批判了以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为代表的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 　　1974年1月，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权势，借机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企图纂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江青等人借助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张玉琴因未答英语考卷受到教师批评而自杀身亡一事，大作文章，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马振扶事件”，使河南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受到批判，并且祸及全国教育系统（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河南省委于1977年11月30日，为受害的干部、教师平反，恢复名誉）。江青还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以个人名义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写信，赠送“批林批孔”材料。中共河南省委错误地决定，把江青的信印发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城乡基层党支部，要求认真学习贯彻。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省有800多名军队干部和一大批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受到了批判。1974年5月7日，耿起昌主持召开了省直和郑州市9万多人参加的所谓批“茶馆”（省直一些老干部因在相互交谈中对大批老干部长期“靠边站”表示不满，对河南领导班子和工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表示忧虑，而被诬为开“茶馆”。张健、李福祥被诬为“茶馆”老板而遭重点批判，省委一些领导也被诬为黑后台）有线广播大会，使批“茶馆”运动迅速扩展到全省，仅省直机关受到牵连的干部就有300多人。 　　1974年由于受到“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河南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同时，铁路运输堵塞，事故不断发生。据统计，郑州铁路局1～10月共发生重大事故68起，比上年同期增加1倍，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只有57.9％，比上年同期下降20％。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河南和全国一样，以整顿铁路运输为起点，开始全面整顿工作。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铁路系统的整顿全面展开。处于全国铁路心脏地位的郑州铁路局由于遭受严重破坏，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央决定，铁道部和河南省委都派出工作组，进驻郑州铁路局，集中力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帮派头头和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坚决调离或撤职，对闹派性、搞武斗、停工停产、破坏铁路运输的坏人作出严肃处理。通过整顿，调动了广大干部、党员、工人、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郑州铁路局的形势很快好转。 　　1975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全省各级中共组织开展了增强党性的学习。在此基础上，省委对一些地、市、县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解放了一批“靠边站”的领导干部。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精神，省委、省革委先后召开会议，对工业、交通、科技、教育、卫生、文艺等各行各业也进行了整顿。在工矿企业和经济部门批判了极“左”思潮和“制度无用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精神，从上到下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和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广大工人劳动热情高涨。洛阳轴承厂、安阳钢铁厂等企业都出现了好的效益。还出现了郑州客运段“三八女子乘务组”为铁路运输的畅通无阻默默做贡献的优秀集体。省委还派出数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宣传落实各项农村政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推行农业机械化，注意克服和纠正一些基层干部劳动少、补贴多、借支公款等问题，农村经济出现了生机。 　　在全面整顿期间，河南人民还战胜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1975年8月4～8日，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地区和舞阳工区连降暴雨，降水量达1600ｍｍ以上，相当于正常年份两年的降水量，在3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总降水约120亿立方米。特大暴雨造成洪、汝、沙、颍、唐、白等河流漫溢决堤；板桥、石漫滩、田岗、竹沟4个大中型水库和63个小水库垮坝，10多亿立方米的库水倾泄而出。造成33个县（市）1230万人口受灾，淹没耕地2000万亩，倒塌房屋524.8万间，损失粮食11.85亿公斤，耕畜30多万头、生猪72万头，秋季作物减产超过25亿公斤，损失农具、家具、衣被等价值34亿元，国营企事业固定资产损失达6亿元。灾情发生后，省党、政、军领导人迅速带领大批干部赶到驻马店，并于8月12日成立省抗洪抢险救灾指挥部，共组织200多万人，部队派出6万多官兵参加抗洪抢险，中央派来1800多名医务人员为灾民防病治病。到8月18日，铁路上共发出3517个车皮，各级共调动1000多辆汽车出动6276辆次，运送救灾抢险物资。中央和省共组织医疗队223个、医务人员3800人，免费提供药品价值达2400万元。中央先后拨款7亿元、粮食12亿公斤、棉布2700多万米、载重汽车950辆、拖拉机2465台，以及大量其他物资。8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灾区要坚持依靠集体经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非灾区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灾区；城市职工要搞好本职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央、各省、市的大力支援，到1976年，灾区600多万人得到抢救，400多万病人得到及时医治，新盖庵棚160多万个，灾区人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尽管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但是通过一年的整顿，河南省的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省完成工农业总产值211.9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89.9亿元，比上年增长5.3％；工业总产值完成1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194.1亿公斤，增加8亿公斤；棉花26265万公斤，减少3804万公斤；原煤4471万吨，增加565万吨；发电量80.74亿度，增加5.8亿度；生铁79.7万吨，增加9.6万吨；钢43.59万吨，增加9万吨。 　　1975年的全面整顿使河南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好转，但是江青反党集团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1975年底～1976年春，全国又掀起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河南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 　　1976年2月底～3月初，中央召开12省“打招呼”会议，河南省刘建勋、耿起昌、唐歧山等参加了会议。此后，中共河南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地市委书记会议及全省电话会议和省直机关动员大会，发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6月，省委发出文件，否定“全面整顿”的成绩。1975年整顿中被撤职受到批判的帮派头头又重新拉山头，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煽动停工停产，制造混乱。特别是郑州铁路局，帮派头子唐歧山大肆攻击万里对铁路局的整顿是“复辟倒退”，把帮派头头重新恢复原职，使郑州铁路局再度成为动乱的“重灾户”，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再遭摧残，1976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0.2％，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7.2％。由于不少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其中原煤产量比1975年下降12.3％，钢产量下降66.1％，化肥产量下降19.3％，纱产量下降39％，布产量下降41.1％，卷烟产量下降15.3％。中央铁路货运量下降18.5％。工业企业亏损猛增，亏损户数占企业总户数的56％，累计亏损金额比1975年上升77％。全省财政收入比上年下降32.7％，仅完成国家分配财政收入任务的58.8％，短收10.9亿元。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代表人民的愿望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程度受到一定限制，河南经济在困境中仍有发展。10年中，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6.1％，工业总产值增长12.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速度，“三五”期间（1966～1970年）比3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降低6.4％，其中工业总产值降低6.2％，农业总产值降低7.8％；“四五”（1971～1975年）又比“三五”时期降低3.1％，其中工业总产值降低5.0％，农业总产值降低2.3％。 　　这一时期，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尤其是“五小”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另一方面狠抓化肥生产，到70年代初，以宜阳、安阳、平顶山等中型氮肥厂为骨干的化肥厂相继建成，全省各县（市）也都积极建立了小氮肥厂，全省161个合成氨厂年产量达到84.8万吨。同时，大办水利，贯彻“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到1976年，全省机、电井总数达到56.93万眼，灌溉面积约198.3万公顷，占全省总灌溉面积的50％以上；建成石山口等7个大型水库，并兴建引沁等11个大中型灌区。因此，除1968年农业稍有减产外，连续9年获得丰收。 　　这期间，还建成了一批大型工程和重点项目。工业方面，1967年河南省第一座中型机械化露天煤矿义马矿务局北露天矿建成投产；1968年国家重点化工项目之一的河南轮胎厂建成投产；1970年中国自行设计的大型洗煤厂平顶山田庄洗煤厂建成投产；另外，完成了郑州至平顶山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技术改造，年产60万吨煤的新密矿务局卢沟矿建成投产，焦作丹河电厂两台机组并网发电。交通方面，跨越豫鄂两省全长753.3公里的焦枝铁路（河南境内全长458公里）于1969年10月动工兴建，1970年7月1日建成通车，促进了两省交通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京广铁路河南境内全部实现了内燃机客运，月山至晋城段复线竣工营运；还建成了漯河至南阳的地方铁路、息县淮河大桥等重点工程。水利建设方面，1966年7月～1969年12月兴建了120公里的 “引沁济蟒”工程，使济源、孟县的40万亩丘陵旱地变成了水浇田；1970年～1972年修建了郑州邙山“引黄”工程，缓和了郑州市工业、生活和部分市郊农田灌溉用水的紧张局面；1970年～1974年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陆浑水库灌区；1974年1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完工。此外，豫、皖、苏3省人民开挖了新汴河，完成了治理沱河、治理汝河一期工程等项目。 　　由于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加强战备，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河南省重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时期为34.9％，而“三五”时期（1966～1970年）和 “四五”时期（1971～1975年）却分别高达51.4％和63.5％。因此，从1965年到1976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比重由22.1％上升为27.6％；农业产值比重则由50％下降到44.7％；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55.7％下降到50％。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1966～1976年的11年间，有8年的积累率在30％以上，其中1970年高达39.8％。这样高的积累率，加剧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城市建设大量欠帐，影响人民的正常消费。“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仅在1971年为部分职工增加一次工资。河南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599元下降到1976年的578元，下降了3.5％。由于城市建设没有注意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投入，加上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大批并缩，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城市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与日俱增。农业生产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副产品商品率低，而且价格被卡得很死，农民货币收入很少，特别在贫瘠低产地区，许多农民不得温饱。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机构被层层下放，有的被撤销，不少科技人员被迫改行，资料散失仪器毁坏相当严重；很多科技人员被下放农村或工厂劳动，一些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文学艺术方面，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受到冲击，文艺创作受到禁锢，音乐舞蹈以“语录歌”、“忠字舞”为主，戏剧舞台长期只上演8个样板戏。70年代初，虽然有一些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但大多数以“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创作模式，坚持以“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时期，书法、电影、现代雕塑、摄影等艺术门类有所发展。医疗方面，许多医疗单位被撤销或合并，大批集体性质的中西医联合机构解体；城乡公共卫生设施被毁坏，医疗卫生法规和工作制度遭到批判；很多科研规划和科研活动无法进行；大批中、西医学专家被批斗；社会环境卫生条件恶化，不少疫病回升，人民健康受到损害。1970年疟疾在全省大流行，发病1300多万人次，发病率高达16.94％，从当年开始，在全省持续实施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使发病率得以下降。1974年，为巩固发展合作医疗，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大力开办县卫生学校，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当年全省127个县、市（区）办起了111所县级卫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省各级体育委员会陷于瘫痪，训练、竞赛、群体和其他体育工作一度中断。1970年以后，体育工作逐步恢复。1972年男子篮球获全国第10名，1973年女篮获全国第五，1975年男篮获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第8名；培养出张立、葛新爱、黄亮等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在1973～1977年的世界和亚洲锦标赛上为中国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6枚铜牌。1972～1978年，全省各级体校为省优秀运动队和解放军输送了500多名运动员。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河南省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根据中央布署，全省开始了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工作（简称“揭、批、查”工作），清查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从各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在中央关注下，清查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进展缓慢。 　　1978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和加强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班子，派段君毅、刘杰到河南省委主持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敢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相继为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等“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迫害、诬陷的一批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作出了正确结论，推倒了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影响较大的事件，如所谓的“七·二五中央表态”、“郑州二七广场事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禁止群众举行悼念活动。4月清明节期间，省会群众在郑州二七塔组织悼念周总理活动。河南的帮派人物进行阻扰破坏，撕毁悼念标语的焦春亮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河南的帮派人物借此大作文章，采取各种手段向省、市委施加压力，要求追认焦春亮为党员、烈士，把打死焦春亮的群众抓进监狱。这就是当时被说成“反革命事件”的“二七广场事件”）等，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平反昭雪。经过全省各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工商业者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逐步得到落实，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因他们受到株连的亲友，被恢复了名誉。根据中央精神，原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尚未得到平反的全部予以平反。同时还顺利地完成了改变长期劳动守法的地主、富农成份的工作。 　　河南同全国一样，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健康发展。1979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就工作的重点转移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河南省五届人大从1979年秋开始设立常务委员会。1980年后，各市（地）、县（市、区）人大也都陆续设立了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在大会闭幕期间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1980～1982年春，河南省各市、县按照国家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开展了中断多年的人民代表普选工作。全省153个单位、4000多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参选率达95.7％，为过去历次选举所未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到1982年底，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制定并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及决议67个（不包括同期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3个决定和决议），是全国制定地方性法规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这些法规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既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基层也取得很大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从1983年开始，全省农村实行政社分开，普遍进行建乡工作，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乡政府代替人民公社。到1984年6月底，政社分设工作全部完成。全省在1973年公社的基础上共建乡政府1980个（含6个民族乡）；全省原有镇115个，政社分开时新建镇6个。在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同时，以原来生产大队为基础建设46383个行政村，成立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让群众用直接民主形式讨论决定本村公益问题和一应重大事宜。基层政权建设的加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公、检、法机构全面恢复，并不断加强和健全。1983～1987年全省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1013件，判处人犯139867名。及时打击经济犯罪，处理经济纠纷，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1982～1987年底，全省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2419件，判处人犯20863名。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共十二大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河南省统战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自1957年后转入停滞或停止状态的“民革”、“民盟”、 “民建”等恢复了活动，“九三”、“农工”、“民进”开始成立省级组织。到1987年底，6个民主党派在全省共恢复建立了34个市级委员会（含3个市筹委会）、413个基层支部（或支社），成员总数由1977年恢复活动时的1365人发展到5915人。1983年开始的五届政协委员人数为737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委员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都是过去历届政协所没有的。市、县（市）政协由“文革”前的45个发展到1987年的168个，委员总数由2500人发展到2万多人。 　　河南省各种群众团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组织或活动都取得了很大发展。河南省总工会在1979年和1984年先后召开两次代表大会，健全了领导机构，发展了组织。共青团在1979年后经过多次组织调整，队伍日益扩大。河南妇联于1979年底召开全省妇女第6次代表大会后，工作进入新阶段。工商联、文联、社联、科协等群众团体都取得了前30年所未有的可喜发展。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级政府在主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改进领导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实行岗位责任制；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使河南各级政府体制日益适应各项建设的需要，更有效地执行人民意志。 　　在1983年的机构改革中，省政府按照减少重复、加强协作、充实综合管理部门，逐步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原有政府部门进行了调整合并，由原来的60个裁减为41个，减少了32％；工作人员编制由原来6929人减少为3800人，减少了45.2％。1985年12月，对省直机关各种临时机构进行清理和整顿，减少机关层次，撤销60个省级临时机构。1987年4月，省政府决定，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在机构改革中，努力实现领导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同时，进行地市级行政机构改革，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经过1983年9月和1986年2月两次区划调整，全省110个县中有63个实现了市带县新体制，市带县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9％。撤销了5个地区行政公署及所属近百个部、委、局，将同一地区的双重领导变为统一领导。1983年全省地市级人员编制精简36％。市、地正副市长、专员的平均人数由原来的7.6人减少为4.6人，党政领导班子中交叉兼职人数由64人减少为28人，领导成员的平均年龄由57.7岁下降为47.5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51.5％。全省县（市）级政府正副县（市）长平均年龄由49.8岁降为42.6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4.5％升至66.2％，平均人数由6.9人减为4.7人。 　　中共河南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全省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了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中坚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更好地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中共河南省委在全省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深入组织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省委对全省党的组织和作风进行了整顿。一大批年富力强、懂得经济工作、具有专门科学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基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班子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人才偏少和年龄偏大的状况。同时，对少数 “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从组织上保证了工作重点的转移。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河南的整党工作分三期多批交错进行。第一期为省一级的整党，第二期是地、市、县级的整党，分地、市级和县级两批交错进行，第三期是乡级的整党，先整顿乡级党组织后整顿村级党组织。在这次整党中，还结合在全省干部中进行了核查“三种人”（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分子）和进一步查处“文化大革命”中大要案的工作，进一步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遗留问题。这次整党历时3年半，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均为历史空前。 　　除全面整党之外，中共河南省各级党组织还重视经常性的党风建设，进行党纪教育，严肃处理违纪组织和党员。1979年全省处分党员2181人；1980年处分5546人；1981年处分4200人；1982年处分5789人；1983年处分7535人；1984年处分5875人；1985年处分4943人；1986年处分6869人；1987年处分1.17万人。 　　在河南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中共组织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河南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河南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工作会议召开以后，经济调整工作开始进行。在农业方面，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对粮食、棉花等实行超购加价，减免部分农业税收，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工业方面，重点支持轻纺工业，关、停了一批小炼铁厂等重工业企业。在积累和消费方面，增加了科学、文教、卫生、职工住宅、城乡公用设施等方面投资的比重，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人员，增加部分职工工资，实行奖励制度，以提高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到1980年底，第一阶段的调整取得了初步结果。轻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两年内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4％，大大超过了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2％速度，主要轻工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1979年和1980年，全省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分别上升为24.4％和35.8％，其中住宅建设的投资比重由5.9％分别增加到13.1％和21.1％。全省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25.7元增加到1980年的178.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0.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78年底的9.8亿元增加到1980年底的19.4亿元。经过第一阶段的调整，河南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经济比例失调的被动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欠帐还比较多，城镇待业问题仍很突出。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1981年1月～1982年底，河南经济调整的重点是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消除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继续加强轻纺工业和农业。到1982年底，主要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40.5％上升到1982年的43.8％。1982年和1978年相比，积累率由32.5％下降到25％，全省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25.7元提高到192.7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60.4％，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3.4％上升到42.7％。1979～1982年，轻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1％，大大超过了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3％的速度。 　　根据中共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和战略部署，从1983年开始，河南经济调整在继续解决两大部类比例失调问题的同时，重点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工业产品结构、工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调整中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建设。国民经济的调整，不仅为改革、开放、搞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以至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河南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河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推动农业生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1983年，河南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03.9亿元，比1982年增长21.2％；粮食总产量达到290.4亿公斤，比1982年增长31％；棉花总产量达到1267万担，比1982年增长97.7％。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以下几方面试验性改革：一是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工交企业进行了扩大经营自主权试点工作，初步改变了企业被统得过死、缺乏活力的状况。在工业、商业、交通等各种企业推广经济责任制。二是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主要是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三是改革中央与地方、省与地、市的财政分配关系。从1980年起，中央对河南实行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省对市、地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增长分成，节约归己，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四是改革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统购包销的流通形式。这些改革虽然是单项的、局部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和企业的活力。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河南省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行市管县的体制；简政放权，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和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放宽项目的审批权限；工业厅局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和行业管理，下放企业，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革财政体制，省对市地县实行“划分税种、稳定收支、上缴递增（或增长分成）、补贴递减、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与此同时，还进行了金融体制、商业体制、物资体制、价格体制、外贸体制以及劳动、工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农村经济在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放宽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各种专业户，梳理流通渠道，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和推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到1985年，河南省第六个五年计划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河南经济发展生机最旺盛的时期。5年间，河南省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0.7％；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5％；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8％，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4.8％。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1986～1987年），河南经济建设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1986年贯彻中央确定的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方针和在改革方面实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的方针。农业生产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工业生产从1985年的高速增长转向正常发展，重点建设进度较快，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全省经济形势保持着上升的势头。1987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农村实行化肥、柴油、预付定金与粮食定购任务挂钩政策。全省广泛开展了“双增双节”（即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工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协调稳定发展。但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逐月上升等突出问题。 　　1978～1987年，河南省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7年底，河南拥有社会劳动者人数3781.5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488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156.1万人，农村劳动者3096.3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40.7万人；全省农村经济联合体发展到4.8万个，从业人员56.4万人，固定资产原值8.2亿元，总收入22亿元。1987年，河南省完成社会总产值1146.1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23.62亿元，工业总产值594.6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918.26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总产值276.86亿元，重工业总产值317.78亿元。 　　在1987年河南省的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为506.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85.2％，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73.9％下降为59％，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6.1％上升为26.2％；其他成份：合营工业的产值占0.1％，合作工业产值占6.2％，个体工业产值占8.4％。在商业经济中，1987年和1978年相比，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的比重由52.7％下降为39.8％，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的比重由45.7％下降为37.9％，个体商业占的比重由0.2％上升到16.7％，农民零售由1.4％上升到5.6％。在商业人员中，1978年底从事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只有6000多人，1987年个体有证商业人员达56.4万人，增长88倍，占1987年全部商业人员的35.3％，商品零售额达46.4亿元。在对外开放中，采取多种形式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出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种新的经济成份。1987年，河南利用外资4.97亿元。河南省1987年的国民收入为507.26亿元，其中，农业占42.7％，工业占38.0％，建筑业占6.8％，运输业占3.9％，商业占8.6％。产业结构已由建国初期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工农业并重的经济结构。1987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35.2％，工业占64.8％。 　　河南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1987年，全省共建设水库2467座，其中大型水库16座、中型水库92座，修筑堤防长度12390公里，建成机电井65.5万眼，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1万平方公里。一般洪水灾害已得到初步控制。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184万亩扩大到487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6.6％，为1952年的4.1倍。全省农村已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86.59亿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5.9万台，小型及手扶拖拉机52.8万台，大中型机引农具7.1万部，小型手扶拖拉机引农具45.4万部，农用排灌动力机械75.6万台。另有1001万头大牲畜。机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2.3万亩扩大到476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5.55％。农用化肥施用量637.4万吨，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60.9公斤。农村用电量37.29亿千瓦小时，平均每亩耕地用电35.7千瓦小时。1987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2948.5万吨，棉花产量57.0万吨，油料产量136.57万吨，烟叶产量39.89万吨。 　　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进行，河南省逐步建立了具有一定生产能力、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87年，河南有工业企业5430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4288个（中央企业209个，地方企业4079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49978个，合营企业34个。另外，还有合作工业企业76596个，个体工业企业614883个。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374.25亿元，资金总额363.5亿元，利润和税金62.99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8062万吨、发电259.33亿千瓦小时、纱28.46万吨、布106665万米、卷烟326.3万箱、钢118.1万吨、原油9932.0万吨、农用化肥（折合量）111.6万吨、水泥1001万吨、平板玻璃769.2万重量箱。工业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全省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1.9％。 　　1987年，省内国家铁路通车里程达2087公里，地方铁路通车里程1379公里，公路通车里程39713公里，货物周转量102081百万吨公里，旅客周转量40006百万人公里，全省邮电业务总量14675万元。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商品购买力的提高，城乡市场销售额不断增长，对外贸易逐年上升，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87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78.49亿；全省外贸收购总额29.2亿元；出口贸易总额65434万美元。全省居民消费水平348元；其中，农民消费水平为280元，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为854元。人民生活安定，劳动就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1987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67.9亿元。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有很大改善，1987年人口死亡率为6.5。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河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9.7岁（男67.8岁，女71.5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河南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87年，河南省国民收入使用额472.65亿元，其中消费额312亿元，消费率为66％；积累额为160.65亿元，积累率为34％。地方财政收入63.15亿元，其中工业企业收入6.1亿元，工商税收53.5亿元，农业税收2.6亿元。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16.7亿元，价格补贴支出9.9亿元，基本建设支出5.4亿元，企业挖潜改造资金4.8亿元。1987年，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62.7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84.6亿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6.6亿元，城乡居民固定资产投资61.4亿元。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39.7亿元，更新改造投资28.2亿元。在全民基建投资中，中央投资25.0亿元，地方投资14.7亿元；生产性建设投资26.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6.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13.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3.3％。全年基本建设施工项目2982个，全部建成投产项目1778个。 　　1987年河南省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各省、市、区的前茅，其中烤烟总产量和卷烟产量居第1位；原煤产量、大牲畜年末存栏、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和小型拖拉机拥有量占第2位；棉花总产量、小型拖拉机产量和平板玻璃产量居第3位；粮食总产量、油料总产量、原油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拥有量占第4位。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河南省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呈现出进一步繁荣景象。 　　在科技方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建立科研机构，普及科学技术，推广科研成果，改革科研体制，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组织力量进行攻关。1979～1980年，全省用非所学的科研人员归队7000多人，晋升研究员、副研究员、工程师等的各类技术人员8300多人，教授、副教授、讲师1237人，正、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3515人。1978～1987年，全省财政拨款科技三项费用3.4784亿元，获省政府奖励成果共2062项，获国家发明奖38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28项，获国家科技推广奖32项，另获国家专利322项。 　　1987年底，全省有县以上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292个。其中，中央部属36个，省属63个，市、地属87个，县属106个。这些机构分布于全省国民经济各部门，科研设备得到更新，实验手段不断完善，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科研体系，有的已成为本行业或全省的科研中心。特别是中央部属驻豫科研单位，有的是国内唯一的科研机构，参加过国家重点项目和尖端科学技术的攻关。如磨料、磨具、磨削的研究，轴承的研究，轻金属材料的研究，金属制品的研究，有色金属加工的研究，继电器的研究，防爆电气的研究，耐火材料的研究，电波传播的研究等，都代表着国家的研究水平。 　　1987年，全省有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卫生技术、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自然科学专业技术人员412394人，还有不少河南籍的学者散居在全国各地。当代河南籍知名专家、学者有：中国科学院地学和地质学学部委员张炳熹、郭文魁、李春星、张伯声、冯景兰等，化学学部委员高济宇，生物学学部委员秉志，技术科学学部委员杨廷宝，地质学家潘钟祥，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工程地质学家谷拓清等。在本省工作的有水利工程专家郭培鋆，园艺专家田叔民，化学家李俊甫。外省籍在河南工作的知名专家有硅酸盐工学、中国耐火材料学科带头人钟香崇，硅酸盐材料专家郁国城，石油化工专家陈俊武，治黄专家王化云、李赋都，玉米遗传选育种专家吴绍骙，小麦育种专家范濂，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棉花专家冯植芳、胡竞良，眼科专家马镇西，核物理学家霍秉权等。 　　1978年以后，河南社会科学研究日趋活跃和繁荣。1979年底成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同年恢复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截至1987年底，河南共有省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95个；各类省级学会、研究会67个，会员3万多人；各市、地学会300多个，会员4万余人。1978～1987年，全省发表社科论文25000多篇，出版专著或论文集300多部，其中获各类奖者1500多篇（部）。伴随研究成果的面世，以胡思庸、朱绍侯、高敏、王天奖、张静、侯恒、杨承训、戴可来、刘增杰、石训、孙广举、鲁枢元、刘思谦、靳德行、巫继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专家脱颖而出。 　　河南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8～1987年，全省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为62.6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7.2％，平均每年递增11％，高于同期财政收入每年增长8.2％的比率。 　　1987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总数为58667所，在校学生1579.12万人。其中普通高校47所，在校学生7.57万人，研究生1632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690所，学生26.22万人；普通中学9632所，学生373.5万人；小学44865所，学生997.75万人；特殊教育学校23所，学生0.2万人；工读学校3所，学生187人；各类成人教育学校3407所，学生173.68万人。此外全省幼儿园发展到3676所，在园幼儿（含小学附设的学前班）98.9万人。全省有83个县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普及初等教育的标准，占总县数的74.8％，普及地区人口占76％；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7.5％。全省青壮年扫盲任务已接近完成，职工、干部和农村劳动者的文化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49～1987年，河南普通高校和中专的农、林、医、文、理、师范、财经、政法、体育、艺术等科类，共培养高等学校毕业生191652人、中专学校毕业生393793人，成人高等教育的毕业生18、79万人，成人中专教育毕业生26.65万人。1949年河南同全国每万人在校学生数比较：全国平均大学生2.15人，河南只有0.19人；全国平均中专生（含师范，下同）4.22人，河南2.01人；全国平均中学生19.18人，河南9.79人；全国平均小学生450.29人，河南386.79人。1987年，全国普通高校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17.3人，河南11人；全国平均中专生17.8人，河南13.7人；全国平均高中生73.4人，河南69.7人；全国平均初中生396.1人，河南408.7人；全国平均小学生1217.9人，河南1277.9人。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省已形成一支数量宏大的教师队伍。1987年全省教职工总数为96.44万人，其中专任教师76.98万人。各级学校教师学历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小学占63.61％，初中16.49％，高中35.17％，中专48.3％。1986年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1987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开始进行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1987年开始评聘，1988年告一阶段。故下文数字系1987～1988年统计数字），其中，普通高校教授、副教授占22.6％，讲师占32.2％，两项合计占54.8％；中专学校高级讲师、讲师占33.6％；中学教师中，高级教师、一级教师占46.8％；小学教师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占20.9％。全省有480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被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1987年，全省教育事业决算支出10.1亿元，占全省财政总支出的15.4％。省财政用于建校舍等基本建设投资8876万元。各地发动社会集资办学、捐资助学，全年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资金5.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付文化教育经费的53％。各级各类学校校舍建筑总面积不断增加，1987年普通高校校舍增长276万平方米，中专学校增长258万平方米，普通中学增长1313万平方米，小学增长2229万平方米。通过维修和改造，全省中小学危房面积下降到5.4％；基本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的有1500多个乡、镇，4.5万多所学校，占中小学总校数的80％左右；有40％左右的中小学进一步实现了校舍、课桌凳、围墙、校门、厕所、学生操场六配套。教学设备、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等办学条件均有明显的改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一批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 禁锢的文学艺术作品重见天日，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短篇小说创作活跃，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均有长足发展。在农村、集镇兴建了许多电影院、影剧院。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记录片、科教片、故事片，还同其他厂家合拍了20部艺术片。音乐舞蹈专业表演团体大量出现，民权、洛阳等地还成立了民间歌舞业余表演团体。河南书法居全国先进行列，中原书风已为中外书坛认可。美术出现了全面的繁荣，舞阳县和汝南县王桥大队的农民画以及郑州市的儿童画都博得了较高的声誉。戏剧事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一个兴盛的高潮，优秀的现代戏、传统戏陆续开放，新编古装戏《血溅乌纱》、整理的传统戏《唐知县审诰命》、《卷席筒》、现代戏《金鸡引凤》、《倒霉大叔的婚事》、话剧《劳资科长》、《十五的月亮》等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 　　截至1987年，全省有艺术表演团体253个，电影放映单位14964个，各类图书馆（室）14851个，省、市群众艺术馆18个，县（市）文化馆110个，乡、镇文化站2249个，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场所——文化中心494个。 　　河南新闻事业也再现出蓬勃发展局面。截至1987年底，省和各市、地中共党委（除周口地委外）都创办有机关报，连同个别县级党报共达19家，群团报4家，专业报51家，企业报32家以及一批校报，在全省形成了以中共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品种的报纸网。1987年河南电台发射功率增为14架658千瓦，电视人口覆盖率为76％，居全国第13位。全省广播人口覆盖率按边界场强70ａＢ计算为88％。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建立了河南广播电视新闻中心。有12个市、地建立了广播电台；17个市、地建立了电视台，建成了卫星地面接收站147座；50个县（市）建立了调频广播电台，用于传输有线广播节目信号。全省有收音机1581万台，电视接收机143万台，广播喇叭818.万只，初步形成了较强大的广播电视网络。 　　1977～1987年为河南出版事业全面发展时期。1979～1985年，除河南人民出版社外，河南又相继建立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海燕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文心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以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等专业出版社。这一时期年均出版图书644种，年均总印数24054万册，年均总印张166770.36万张。到1987年底，全省有167种期刊。1979～1987年获省以上奖励的豫版图书（含装帧设计）267种次，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的达1075种。 　　1987年全省共有文物管理委员会52个、文物工作队12个、文物研究所5个、文物保管所9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和展览馆）65个。形成了文物管理网点和具有3000人的文物专业队伍。 　　1978～1987年河南进行了卫生体制改革，卫生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面推行计划免疫保偿制度（保偿制度是卫生部门在社会上开展的一种防疫保险业务，即收取入保者一定数量的保险金，在一定时间按照国家规定的免疫程序，适时给入保者进行免费预防接种，以期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入保者一旦发生某种传染病，即可得到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对卫生防疫部门进行了冷链装备（冷藏疫苗的多环节的贮存转运系统设施，称冷链），进一步保证了计划免疫的实施，各种疾病防治工作大步前进。1984年，全省2800万名0～15岁儿童得到免疫保护，流行性脑膜炎发病率连续3年下降70％，效果之佳居全国之首；地方性甲状腺肿病流行的68个区县、市提前1年实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控制标准。1986年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提前1年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指标。1987年，113个疟疾流行县、市达到基本消灭标准；流行于71个县、市的丝虫病，微丝蚴阳性率由1～23.5％均降至0.4％以下，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消灭标准。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改水工程建设，全省7100多万人的饮水条件得到改善，1448万人用上了自来水。 　　在卫生改革中，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兴办卫生事业，先后办起80所集体性的专科医院，500多个专科门诊部，发展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337个。各级医疗单位开设家庭病床达3.1万多张，1年内收治病人86.9万人次。1980～1987年，全省投资6790万元，分期分批在97个县实行卫生事业的整顿建设。1986～1987年全省投资1686.97万元安排了200所农村中心卫生院的建设。 　　1987年全省妇幼保健院发展到20个，妇幼保健站、所141个，有近5000人的妇幼卫生专业队伍。全省新法接生率达98％；对查出的18万名妇女子宫脱垂患者和1.3万多名妇女尿瘘患者，除年老体弱者外，均进行过免费治疗。各县、市开展了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妇幼保险和保偿责任制。全省946万名7岁以下的儿童有450万名入保，入保率为48％。商丘地区的适龄儿童入保率高达94.58％。 　　198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卫生机构8833个，各种病床168973张、医务人员248350人。与1952年比，机构增加4.27倍，病床增加31.77倍，人员增加了13.15倍。乡村医疗点发展到8.7万余个，全省城乡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医疗卫生网，除少数边远山区农户外，达到村村有医、有药、有防、有治、有组织、有管理。各级医疗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设备条件普遍得到改善。 　　全省中医机构由1978年的17所发展到1987年124所，中医病床从1199张发展为10445张；中医人员从18819人发展为32811人。为使名、老中医的治疗经验得以继承，先后指定50名主治医师对368位老中医的独特经验进行了总结整理，撰写出医案、医话1650篇，选编成《河南省名老中医经验集锦》。为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素质，对全省计划内3000余名中医药学徒、6000余名在职中医人员进行了培训。为宏扬河南中医中药传统优势创造了良好条件。 　　1987年，全省有高等医学院校7所，市、地级中等卫生学校18所，县级卫生职业中专12所，县培养乡村医生的卫生学校106所，每年培养农村在职医务人员或乡村医生1万余名。医学科研随着体制改革，更加紧密地为防病治病服务。全省8所医学科研机构与教学、临床紧密结合，在食管癌早期诊治、眼内异物定位和摘除、显微外科、中西医结合正骨以及乙型肝炎、腹泻病防治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 　　1979年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建立后，全省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7年，全省有中西药械厂134个，筹建中的郑州中原制药厂为全国投资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制药企业。1979～1987年全省先后有108种化学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制药机械等被评为省以上优质产品，其中国优5项，部优15项。获得省以上科技成果奖93项，其中国家级的6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体育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兴起，运动竞赛成绩跃居全国中上游水平，体育科研事业发展迅猛，各项体育设施大幅度增加。1980～1987年，全省增建各类体育场地8475个。从1985年起先后在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濮阳等地，兴建和扩建了一批具有多功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体育场、馆（房）、池。到1987年，全省共有各类体育场地24718个。1979～1987年，河南省运动员在国际和国内比赛中，获金牌101枚、银牌63枚、铜牌54枚。到1987年，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已逾2400万，经常开展的项目有40个。学校体育成绩斐然，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施行了每周 “两课、两操、两活动”制度，推行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87年，有789万多学生参加达标活动，达标人数达582万多。在1985年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上，河南代表团破9项全国工运会纪录、4项河南省纪录。在1985年的全国农民自行车载重比赛中，河南队获25公里团体冠军和个人第一、二名。几年中，新野、荥阳、灵宝3个县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漯河市被命名为全国“田径之乡”；郑州市、洛阳市重点业余体校，信阳地区、漯河市体育中学被评为全国业余训练先进单位。至1987年建立体育技术专科学校1所，体育运动学校7所，重点业余体校11所，体育中学6所，普通业余体校109所。 　　河南省以武术为重点，大力振兴民族体育。从1983年以后，对河南武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搜集古、稀、精兵器实物1351件，文献拳谱3000件，查出曾流行于河南的拳种10212项，套路5181个，功法22141个。其间，创办《中州武术》杂志（后更名《少林武术》）、建立河南省武术馆，弘扬民族传统，扩大对外交流。发源于登封少林寺的少林武术和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太极拳是中华武术的瑰宝，吸引了海内外数以万计的武术爱好者，先后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和个人慕名到少林寺和温县陈家沟学艺。省体委也应邀派出武术名师赴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讲学传艺，扩大了对外交往，使古老的民族体育重放光华。经过发掘整理，独具特色的中原回族查拳等民间拳种再现风采。几年中，在全国和亚洲的重大武术项目比赛中，河南运动员曾多次获得冠军等奖项。 　　在竞技体育项目上，全省涌现出一大批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优秀运动员。著名中长跑女运动员张秀嫩6次获全国冠军，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第4名和亚洲锦标赛冠军，破1500米和3000米全国纪录；女子标枪运动员辛小丽、李淑芬获亚洲锦标赛冠军和亚运会亚军；女子中长跑运动员侯菊花打破了3000米亚洲纪录。由巫兰英、冯梅梅、邵伟萍组成的中国射击队3次蝉联女子飞碟双向射击的团体世界冠军，第一次把中国人的名字写进世界射击纪录史册。李莉获飞碟多项射击个人世界冠军，冯梅梅获飞碟双向射击个人世界冠军。著名围棋运动员刘小光继1980年获全国冠军后，1987年又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挫日方4名高手，并获中国首届“天元”和“名人”称号。击剑运动员李华华多次在世界比赛中取得好名次，1986年夺得第十届亚运会女子花剑个人冠军。1985年拥有一级裁判681人，国家级裁判员65人，国际级裁判员7人。同时注意培养体育干部和专业人员，基本形成了一支较为全面的体育人才队伍。 　　1985年，河南省成功地承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河南运动员共获金牌20枚，银牌8枚，奖牌总数居全国第五，尤其是足球冠军的获得，打破了河南三大球从未获得全国冠军的纪录。1987年，河南省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获金牌11枚，银牌12枚，铜牌12枚，以总分331分的成绩从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运动会的第24位跃居到第13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勇敢的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全省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河南发挥农业传统优势，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以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为基础，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机械、建材、纺织工业基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以交通发达、通讯便捷为基础，以大交通、大流通、大市场为特征，正在形成万商云集逐鹿中原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