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近代历史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的统治日益腐朽没落，吏治败坏，官场黑暗，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则如狼似虎。河南地区政治更是败坏到了极点。 　　河南土广人众，清朝视之为“腹心”，“赋额甲天下”，全省钱粮征额约占全国总额的110强；省内又有以治黄为主的河防工程，因此，成为官吏们最易捞取油水的“福地”。清朝最高统治者惯常选派亲贵近臣为河南巡抚，其中旗籍人员尤多。这些旗员一出生就有俸禄，靠着朝廷的特殊优待或父兄“恩荫”得官和升擢，一生都过着寄生生活，是封建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 　　铺张、糜费是历代封建官场的通病，清代河南官场此风更盛。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漕务、盐政“三大政”，到清朝晚期已演变成为无法医治的“三大弊”，尤其是治河工程中的耗费和中饱，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仅黄河的防河“岁费”就有近百万两，且几乎每年都有河工，一次河工动辄费银几十上百万两，重大工程的耗费则更多。如此之巨的银两真正用于河工的很少，多被中饱和浪费。不但大小“河员”个个囊中鼓胀，而且各级河务衙门的奢侈和铺张在官场也是首屈一指。河南地方官员也竟相仿效，讲排场、摆阔气，糜费公款而不办实事的腐败政风盛行于各级官场。虚夸、欺蒙和铺张、糜费的官场垢病，对河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坏极深的影响。 　　与腐败政治相伴随的，是残酷的封建盘剥。其中，最主要的是田赋，即地丁和漕粮。清朝前期，河南年解田赋银350多万两，居全国之首。到了光绪、宣统年间，在110多个州县中，无一能照定额“扫数清完”，能征足八成就算不错。在征取田赋的时候，各级官吏采取种种欺蒙手段，从中加进许多额外负担，完粮之后“民田所入已去其五六”。田赋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琐碎差徭。因河南“居天下之中”，以北京为起点的各地官吏南行西去多经此地，且河南官场办差扬厉铺张，耗时糜费，无论兵差、流差、杂差，河南都远较他省繁多。尤其在发生战争时，更是应接不暇。田赋、差徭之外，还有“因地筹捐”、“河工物料”、“河工帮价”，以及对东西列强的赔款份额等苛捐杂税。晚清统治者竭泽而渔，使河南人民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教育也因而越发滞后，从而跌进了“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文化落后”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封建统治者耽于享乐，不修政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同时也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877～1878年，华北地区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河南受灾面积达59州县，尤以豫北3府为重。竟然出现“人相食”的惨象。官府采取了一些应急办法，如设粥厂于市口和捐银助赈等，但根本解决不了灾民的吃饭问题。1878年全省人口较灾前减少了180多万。经过这次灾害，全省经济在几十年后仍没能恢复原有水平。 　　灾难深重的中原百姓，被逼无奈便铤而走险。从清朝中期以后，富有斗争传统的河南人民先后参加了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农民反封建革命高潮中，河南成为黄淮农民起义的一个中心地区。河南是当时捻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在中原大地上，河南捻军与皖、苏、楚捻并肩作战，打击官府和地主豪绅。河南捻军主要分布在豫东、豫西南、豫南。豫东大股捻军起于1853年。捻军在雉河集会盟后，豫东捻军首领苏天福任五总旗之一的黑旗总旗头，称为“大趟主”。豫东捻军主要在宁陵、夏邑、永城、虞城、考城（今属兰考）一带流动作战。豫西南捻军起于1851年，主要活动于南阳一带。豫南捻军活动较早，出没在信阳、周口、驻马店一带，其中势力较大的一股是平舆陈大喜部，曾与赖文光领导的太平军联合作战，重创僧格林沁所部骑兵。虽然捻军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河南的统治势力。 　　在河南捻军四处活动对抗清廷的同时，太平军也曾3次进入河南地区。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经河南北上，进逼清朝统治中心。北伐军攻取归德府城，并在怀庆府痛歼部分清军。次年，以曾立昌为首的太平军一部，在豫东捻军帮助下，经河南北上增援北伐军。天京（今南京）陷落后，赖文光率领西北远征军，与豫南捻军协同作战，转战中原4个春秋。太平军3次入豫作战，初步动摇了清政府在河南的统治，对河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河南近代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比南方晚诞生30多年。在其他省区轰轰烈烈办洋务时，河南仍是死水一潭。开封籍大学士倭仁竭力主张：“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倭仁是名噪一时的理学权威，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在理学故乡河南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在大多省份兴起“西学”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时，河南基本上仍是程朱理学的天下。即使在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中，河南地区也几乎没有受到多大震动。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全国举办“新政”时，河南地区也设立了商务农工总局，编练了新军，兴办了学堂。但是，编练的新军仅仅是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兴办的学堂多是将旧式书院、义学换一块招牌而已，商务农工总局也徒具虚名。所以，河南“新政”仅是造了点气氛，相反它的消极作用则更加明显。官府借新政向全省人民摊派捐款约合白银40950两、钱9万余文，沉重的经济负担使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加剧了阶级矛盾的紧张程度。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中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并，组建中国同盟会。同年，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建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大江南北革命烈火顿成燎原之势。河南革命党人也在省城开封策动新军反正，继而又分头在外府县组织武装起义，但都没成功。1911年12月下旬，张仲端等组织第二次开封起义，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河南是当时少数未曾宣告“独立”的省份之一。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在全国建立起北洋军阀统治以后，作为乡梓，他视河南为“根据地”，不顾河南绅民的反对，委派守旧的反动官僚张镇芳（项城人，袁世凯的表弟）统治河南。在北洋军伐的严密控制下，河南的经济、文化等与南方先进省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河南人民发动了民国初年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白朗起义。1912年4月，白朗（宝丰人）率宝丰农民起义，转战豫西一带，打击北洋政府在河南的统治势力。1913年与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为配合南方“讨袁军”推翻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白朗率部克唐河、攻鲁山、下禹州，打出“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军”的旗号。“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进军鄂、豫、皖边境，队伍扩大至数万人。1914年改称 “公民讨贼军”。袁世凯对其实行四省“会剿”。白朗率军出走陕甘，易号“中原扶汉军”。不久返回河南，转战豫西山区。8月，白朗在临汝南虎狼爬岭牺牲，起义失败。白朗义军给北洋军阀在河南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1840年鸦片战争前，鸦片早已在河南行销。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更多，河南深受其害。除了直接损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产外，还使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急剧上涨，加重了人民负担。清朝前期，河南白银每两兑换制钱700文，1829年涨至1400文，1840年涨至1700文，1846年涨至2200～2300文。银钱比价的上涨，使农民必须卖出比过去多几倍的农副产品，才能完成原额田赋。同时还诱发农民种植罂粟，致使许多农民“精神从此不振，田地从此荒芜”。河南自种自制的鸦片，叫土药或豫土。1906年全省产豫土1.5万担，仅次于四川、山西两省。因产多价廉而民间吸食者日多，据本世纪初官方估计竟已“十居三四”。 　　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的目的，不仅是向中国输入鸦片，更主要的是向中国倾销它们生产的廉价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料，在经济上逐步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因此，与鸦片相伴而来的是“洋纱”、“洋布”和其他各种“洋货”，同时低价购去棉花、粮食、油料等各种“生货”。河南虽地处内陆，但各种洋货却经由天津、汉口、镇江、上海等口岸，沿着传统的水陆通道源源运来。20世纪初，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相继通车，给河南带来了革新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西方列强对河南的经济掠夺也迅速增强，铁路沿线城市逐渐成为列强掠夺河南自然资源和倾销工业品的据点。郑州、洛阳、许昌、新乡成为列强掠夺河南粮食、棉花的转运站，焦作成为掠夺煤炭资源的据点。伴随着漯河、驻马店、和尚桥、明港等铁路沿线新兴城镇的繁荣，朱仙镇、北舞渡、周家口、赊旗店等沿河口岸城镇则由盛渐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蜕变，它们对中国已不再满足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了，进而输出资本并加强政治控制。在河南，它们霸占焦作煤矿，并围绕芦汉（京汉）、汴洛等铁路的修筑权展开激烈争夺。尤其是英国福公司对豫北煤矿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帝国主义一方面强制中国政府确保各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商特权，另一方面又根本无视中国主权，不受条约对外商的限制，甚至公然采取对待殖民地的手段，对河南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使本来起步就晚尚处在襁褓之中的河南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河南已有1000多年的煤炭开采史，煤矿业是全省资本主义因素最为集中的生产部门，除了拥有数以10万计的煤工以外，还出现了一批拥有相当资本和开矿经验的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较快地发展成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矿业。但是，福公司霸占了焦作煤矿，既拥有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又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和清王朝的 “保护”，而河南的民族煤矿则恰恰相反，自然无法与福公司平等竞争。 　　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河南社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深入和铁路的修筑，河南社会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特别是铁路沿线各县市，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如西平县因“运输便利，于是本邑土产如芝麻、黄豆、小麦及牛羊皮等类，多为外来客商所采购”；鲁山丝绸由张家口出口，行销俄国，岁值巨万。其他如麻油、信阳茶叶等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增大，棉花也不断输出，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等地，每年棉花产值各达银700余万两，其他许多州县，少一些的也达2～3万两。一些适应国外市场需要的副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鹿邑的许多农家在1904年即广泛编织草帽辨，专做洋商生意。但因河南地处内陆，无论是自然经济的解体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只是初步的，全省绝大部分农村仍存处自然经济的禁锢之中。 　　近代，河南农业日形衰退。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土地日益荒废，加上天灾不断发生，全省农田耕作粗放，产量很低。 “田多之户即不免草率竣功；田少之户又以无力养牛，暂假于乡邻，谷种入土即已。”当时江浙等南方省区，亩收稻谷高达二、三石，而河南亩收小麦大多不过石余。据粗略统计，1895～1911年107个州县夏秋收成只有五成左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倡办工商业，国内兴起民众抵制美货及收回路权运动，使一批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产生。河南也有官僚、地主、商人纷纷招股集资，开办各种厂矿，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取得一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河南万元以上的各类近代工矿企业有13家，主要分布在煤炭、棉纺、面粉、火柴、榨油、电力等行业。河南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但成长很慢，且力量弱小，资本额小。1911年，河南近代工矿企业总资本约220万元，只占全国的1.4％。而后几年中，河南近代工矿业取得一定发展。如凭心煤矿和豫泰、明德两煤矿于1915年组成中原公司，资本额增至300万元。在煤炭需求迅速增长的刺激下，该公司发展较快，1916年产煤41万多吨，1919年达83万多吨，超过英福公司，跃居全省第一。被称为河南第一实业的安阳广益纱厂，1917年出纱70万包，每年需原棉400余万公斤。由于技术水平低，大部分为手工作业，河南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不仅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落后于邻近省份。又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大多数货币财富的持有者宁愿致力于土地兼并而不愿投资于工矿业，这必然阻碍河南民族工矿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的80多年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新旧交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河南的科技文化发展非常缓慢，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和成果为数不多，整体上处于落后行列。在思想界，程朱理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02年创办河南大学堂时，巡抚锡良仍然坚持聘用“泥古而不通今，尊中而不重西”的理学家孙葆田为总教习。其他各地的书院和学校，也多以理学为宗。所以，当时有人就说河南在全国开西学风气最晚。从1894年起，西学开始零星地挤进河南文化思想界，发挥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是，西学在河南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无法与南方相比。1895年，河南出现文摘式报纸——《汇报辑要》。1897年河南设立机器局。1904年，巡抚陈夔龙创办《河南官报》，这是河南正式出版报纸之始。1908年开设省农事试验场，同年省内第一次出现汽车。1909年，省城开封首次放映电影，同年，公共图书馆开始兴起。河南固始人蒋湘南，是这一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重实用，主张经世之学，他的诗文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对研究河南近代史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带给人民的是不尽的战乱和深重的灾难。各派系军阀驻军河南，部队的饷械费用几乎全部取自河南民众。这些部队军纪败坏，官兵四处抢掠奸淫，对河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在客观上促使河南人民觉醒，开始认清北洋军阀统治的反动本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封、郑州、洛阳、安阳、信阳、许昌、商丘等地的青年学生满怀革命激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沉闷的河南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党的先驱者李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曾数次来到河南，亲自给郑州铁路职工学校的学员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传播，特别是在工人中的传播，使河南的革命运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出现了工农运动的高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河南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陇海铁路工人举行震动全国的政治性大罢工，河南工人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第一个组织——洛阳组成立，游天祥任组长，白眉珊、王福桢等为成员。接着商丘也建立了党的组织。至1922年6月，郑州地区的中共党员发展到8名。年底，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主要车站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共组织。1923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接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一次显示了年轻的河南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开封、郑州、洛阳、焦作等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援上海、武汉、广州、青岛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中共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同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下辖3个地委、7个特别支部，党员有200多人。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河南大地蓬勃发展，有20余县先后建立起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27万人。1926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河南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7月，全省已有27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 　　1912年，由孙中山任总理的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组建的国民党在北京成立。192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中国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二期北伐战争中，河南是主战场。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约6万人，在总指挥唐生智指挥下，大举挺进中原。当时，奉军驻河南的部队约有8万人。5月中旬，北伐各军集中在驻马店地区，向奉军发起总攻，连克西华、上蔡、漯河、郾城、临颍、许昌。冯玉祥军也于5月26日攻占洛阳。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令奉军星夜北撤。6月1日，北伐军和冯玉祥军会师郑州，4日占领开封。在北伐战争中，中共河南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在临颍战役中，共产党员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奉军聚集一城，集中炮火猛击北伐军，给北伐军造成很大伤亡。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先士卒，奋勇冲锋，三仆三起，视死如归，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终于击溃了奉军防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北伐战争摧毁了北洋军阀在河南延续10余年的反动统治。但是，老军阀垮了，新军阀又起来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河南人民并没有从此过上太平日子。1927年4～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清党、反共活动遍及各地。武汉北伐军南返后，冯玉祥做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并担任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的主席，统辖豫、陕、甘3省党务和政务，二期北伐的胜利成果完全为冯玉祥所独占。 　　冯玉祥治豫期间，虽曾实行开明政治，力图革除积弊，有所作为，但是为了争权夺利，很快地便在河南地区与其他军阀展开了混战。1927年9月，冯军与靳云鹏军在豫中激战半个多月，以靳军投降而结束。1928年4月，冯军与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发生激战，冯玉祥命石友三率部追击樊军到登封少林寺，由于寺僧曾帮助樊军作战，石友三命士兵火烧了少林寺，珍贵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冯樊之战以樊军退出河南而告终。1929年5月、10月，冯玉祥两次举兵反蒋（介石），均告失败。 　　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桂系3个军事集团联手反蒋，组成反蒋联军。5月上旬，冯阎联军和蒋军都以豫东陇海线为中心，以津浦、平汉两线为左右翼，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郑州、开封、商丘、许昌等沿铁路线的广大河南地区成为这次混战的主要战场，史称“中原大战”。这次大混战历时半年之久，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以上，直接伤亡30余万人，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这次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给河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全省40余县被卷入战火，处于混战中心的睢县、兰封等县，不但麦未能收、秋未能种，而且造成大量农田被毁，仅兰封县内的战壕就长达24万余米，农舍民房多毁于炮火，民众死于战乱者不可计数。 　　中原大战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换来了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调整和稳定，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其对内政策的核心是反共反人民。以刘峙为首的河南当局不遗余力地执行这一政策，把河南再次推入灾难的深渊。 　　早在1927年6月10日的郑州会议上，就酝酿了武汉的 “分共”和宁汉的合流，冯玉祥力主调停宁汉，共同北伐。6月19日，在徐州会议上，冯玉祥又与南京的蒋介石等达成一致，由冯玉祥电促武汉政府反共。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汪精卫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要求汪等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敦促道“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的电报对武汉国民党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政变，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疯狂大屠杀的时候，冯玉祥也在河南“清理”了共产党，把其军中和所辖地区内的共产党人遣送离军和出境。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河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由3000多人减少到700余人。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屈服，河南革命群众也没有被吓倒。不久，中共中央即派周以栗到河南来整顿和恢复组织，重建了中共河南省委，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设立了豫南、豫中、豫北3个特委，制定了暴动工作“大纲”和“计划”。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人民，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始了武装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革命战争。 　　1927年10月，马尚德（即杨靖宇）、李鸣岐等在确山刘店镇，发动农民起义，一举占领了刘店，召开确山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确山县革命委员会和确山农民革命军。11月下旬，王伯鲁、龚逸情、张志刚领导农民在信阳西南45公里的四望山举行武装暴动，组成信阳农民军，初步开辟了一块红色游击区。12月中旬，确山农民军和信阳农民军胜利会师。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两军合组为豫南工农革命军，以张志刚为总队长。豫南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了四望山红色区域。 　　湖北黄麻起义后，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领导人，于1928年6月初在光山南部清水塘开会，决定开辟柴山堡革命根据地。红七军进入柴山堡地区后，一边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一边打击地主武装，发展革命武装。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29年3月成立中共光山县委。在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下，柴山堡地区普遍开展了抗租、抗课、抗税、抗债、抗捐和没收地主田财的斗争。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光山、商城、罗山和湖北黄安、麻城等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11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边特委。12月鄂豫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从此，鄂豫边特区内，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蓬勃展开，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节），周维炯在商城南部的丁家埠（今属安徽金寨）发动起义，同时牛食畈、斑竹园、竹叶鹿、白沙河、徐王庙、刘家楼等地也暴动成功。5月9日，各路义军会师斑竹园（今属安徽金寨），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红三十二师成立后，立即挥师东进六安金家寨，西返扫荡反动民团，初步创立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为了统一和加强大别山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商城、光山、固始、潢川、息县、罗山以及鄂东北、皖西的十几个边区县，统划为鄂豫皖特别区，把活跃在这一地区的3个红军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0年4月，中共鄂豫边特委和红一军军部在箭厂河（今属新县）组成。6月在光山王湾（今属新县）召开鄂豫皖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在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未遂）军事“围剿”后，1931年7月，鄂豫皖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新集（今属新县）召开，通过了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及土地、军事、文化、教育等10多个决议案。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地也得到迅速发展。11月，红一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近3万人。而后，红军主动出击，先后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4.5万余人，根据地人口发展到350万，占有商城等6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级政权。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 “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汉口，调动26个师30余万部队，外加4个航空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 “围剿”。由于张国焘等主要领导人盲目轻敌，一味进攻，致使红军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状态。虽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并给敌军以重创，但终未扭转战局，根据地大部分陷入敌手。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受到重大挫折。 　　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下的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北上，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时期。与此同时，鄂豫边区也有红军游击队在信阳、确山、桐柏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37年9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后被编入新四军为第八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对境内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中共河南省委及各级党组织曾遭到30余次破坏，省委曾改组、调整、重建25次。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以10万大军对鄂豫皖边区进行反复“清剿”，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国民党军在商城汤汇（今属安徽金寨）制造了一个百里无人区，残害无辜达万人以上。 　　民国初年，河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各派系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国民党在河南建立起统治后，虽曾采取一些措施发展生产，但主要精力仍集中于反共反人民上。尽管如此，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刺激下，经过广大河南人民的辛勤劳作，河南经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农业方面，继续保持全国产粮大省的地位，1936年小麦总产量居全国第一。此外，商品性农业有了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些经济作物专业区。1929年河南有近90个县种植棉花，所产棉花除供应本省各地外，还销往津、汉等地。30年代棉花生产发展较快，逐步形成了以安阳、汤阴、新乡、获嘉、孟津、济源、洛阳、偃师、灵宝、陕县、永城、太康、鄢陵、唐河等为主的棉产区。1931年全省种植面积594万亩，总产6830万公斤，1936年种植面积855.3万亩，总产12275万公斤。其中安阳棉田占全省棉田面积的11.7％，总产占全省总产的13.8％，居全国第四位。清末全省烟叶总产量已达960～1200万公斤。民国时期许昌是河南烟叶主产区，外资和华资企业对许昌烟叶的大量收购，刺激了该地区烟草业的迅速发展。到30年代，河南烟叶种植面积已达到70～90万亩，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居全国第一。许昌附近十几个县已成为典型的烟草经济作物区，其中襄县种植面积占作物面积的10％以上，烟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64％的农民种植烟叶，卖烟收入占农户全部现金收入的65～87％。30年代河南芝麻种植面积扩大到500－600万亩，产量达500～600万担，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27％和28％，均为全国第一。逐渐形成了以汝南、西平、上蔡、遂平、郾城、陕县、密县及太康、鄢陵、鹿邑、邓县、唐河为主的芝麻产区。1933年这些县的芝麻种植面积都在10万亩以上，其中汝南县产量占全省的1／5。1936年河南花生种植面积达338.6万亩，总产2.5亿公斤，居全国第3位，并形成了开封、通许、中牟、兰封等为主的花生产区。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河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没有破坏腐朽没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技术严重束缚、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河南农业还是几千年传统技术的延续，加上天灾、兵灾，虽然抗战前河南耕地面积居全国首位，粮食产量在全国占有相当比重，但农业发展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全省粮、棉亩产普遍低于南方各省，在全国主要粮棉产区处于落后地位。 　　河南近代工业得到一定发展。1935年全省有工厂工业31家，以面粉、打蛋、打包业最多，其次为纺织业、机械业、制革业，其他如制烟、轧花、电业各仅1家，且这些工厂大都集中于郑县、安阳、许昌、开封等地。1932～1935年共建工厂17家，资本以纺织业为多，占74.8％，动力设备亦以纺织业为最。这一时期全省有小工业51家，也以纺织业为最多，多是各县官办的民生工厂。到1936年，河南全省工业企业不足300个，职工约4万人，其中近代工业企业有30多家，除个别中外合办或官办外，绝大多数企业属民族资本。全省有电力工业企业13个，总装机容量占当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1.2％，煤炭工业企业24个，卷烟工厂34个，面粉工厂7个，火柴工厂2个，蛋品工厂28个，棉纺织厂48个。 　　河南近代工业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就整体来看，仍然极不发达，而且商业资本比工业资本大得多。1936年，郑州、开封、许昌等8个城市中，工业资本仅占工商资本的5.6％，商业资本占94.4％。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整个民族工业实际上就是纺纱、卷烟、面粉、火柴等。1936年，河南省原煤产量242.7万吨，发电量636.1万度，棉纱45311件，棉布573.4万米，火柴59789件，面粉60102吨，蛋品2141吨，卷烟56017箱。 　　随着自然经济的缓慢分解，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形成了一些商业性城镇。郑州是晋陕及省内棉花的主要集散地，豫西、陕、甘等地的皮货、花生、瓜子等土特产品也在此集散。1922年郑州被定为对外开放商埠，国内外有些大银行在郑设办事处。许昌是烟产品的主要集散地，30年代许昌设十几家烟叶转运公司；南阳丝绸、棉花、蛋品、香油等农副产品在此集散；外来棉制品、皮货、煤油也由此销往河南内地。商业的发展使许昌成为河南境内一个新兴商业城镇，30年代，年商业营业额约达430万元。漯河是河南中部芝麻、粮食的中转站，30年代全市有粮行80余家，中国银行在此设办事处。大量外来商品经漯河转销河南内地，发展成为河南重要的商业城镇。信阳是豫南一大商业城镇，30年代每年销往汉口鸡蛋2000万枚，食用油3万公斤，输往南京、镇江无花果5万公斤。铁路沿线其他城市如驻马店、安阳、新乡、卫辉、西平、遂平、明港等的商业都有较大发展。1936年，全省有粮、油、茶、药材、干鲜果、花生、皮毛、木材、煤炭、石油、棉布、丝绸、食盐等批发行号和批零兼营商号1822家。但是，省内销售的大宗商品如布匹、绸缎、纸张、化妆品、五金电料等仍多来自津、汉、沪、杭，铁货来自山西，煤油仍为洋货独占。 　　河南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阳地区的柞蚕业，1920年和1930年达到鼎盛，产品畅销英、美、越南、缅甸、蒙古等国家。草编业、榨油、造纸、成衣等几十种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日战争前，全省手工业主要集中于煤炭、蛋品和棉织3个生产部门。工场手工业在当时河南经济结构中属于进步的经济成份，其生产集中程度、劳动生产率、商品率都比作坊手工业高，能较广地服务于日常生活消费和社会生产需求，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填补省内商品市场的空白，促进与外界经济联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大部分工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受市场影响波动较大，加上1928年和1930年战争的破坏，20多家手工工场被关闭。除个别煤矿外，很少有手工工场发展为近代工业的。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20世纪以后河南的公路交通、通讯业也有一定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夕，河南公路通车里程增至5700公里，铺修路面1786公里，初步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全省开辟营运路线22条，运输里程达2800公里，汽车站90余处。但道路质量低劣，营运线路集中在平原地区，全省只有200多辆营运汽车。抗战前，全省有电报局42处，电报机78部，电报线路2452公里，电话800部，大部分分布在开封、郑州、洛阳等少数几个城市，平均4.5万人一部电话，电话设施主要供地方政府政务所用，供民间使用的商业性营业很少。 　　河南金融业在20世纪以后有了一定发展。1923年河南地方银行成立，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官僚资本性质的银行，除交行、中行已在河南设有分支机构外，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分别于1931年、1933年在河南建立分支机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大陆银行、大中银行等民族资本商业银行也先后在河南设立分支机构。 　　从整体看，1936年以前，虽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近代工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全省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结构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绝对优势，近代工矿业所占比重很小。在193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包括农村副业）、手工业总产值占94.9％，近代工业产值仅占5.1％。其中，农业和农村副业产值占83.2％，手工业产值占11.7％。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占85.9％，各种副业产值占14.1％。在工业总产值中，手工业产值占69.6％，近代工业占30.4％。近代工业内部结构残缺不全，近代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卷烟、面粉等少数几个生产部门。在1936年的近代工业产值中，纺织工业占33.4％，煤炭工业占25.3％，卷烟工业占18.1％，面粉工业占15.8％，蛋品工业占6.4％，火柴工业占0.7％，电力工业占0.4％。

　　在中国近代史上，东西列强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河南因地处内陆而幸免战火，但在抗日战争中，河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河南成为华北抗战的后方、华中抗战的前线、保卫大西北的屏障，在全国抗战中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压迫下，又经过1936年西安事变和1937年芦沟桥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进行有力抗击，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 　　1937年8月1日，日军飞机侵扰郑州。9月16日又轰炸洛阳。11月初，日军突入豫北，5日占领安阳。到1938年2月底，华北地区大部沦陷，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5月徐州会战后，日军大举进犯豫东，12日占领豫东门户永城，接着夏邑、商丘、宁陵、民权诸县先后沦陷。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省会开封，后继续西犯郑州。因花园口掘堤黄河东南流，大队日军在占领豫东十数县后，暂时停驻于黄泛区以东地区。1938年9月，日军进犯豫南地区，很快占领了商城、光山、潢川、固始、罗山、信阳诸县。1941年春，日军从豫南重镇信阳出动，连陷豫南、豫中十余县。1944年夏，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中原战役，4月20日占领战略要地郑州。而后日军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汉线南下，很快占领新郑、长葛、许昌、西平、遂平，并与从信阳北犯的日军会师于驻马店；另一路沿陇海线西进汜水，在迂回攻陷禹县、郏县、临汝等县后，直指历史名城洛阳。与此同时，侵犯山西的日军从垣曲渡黄河，侵犯渑池，并沿陇海路继续东进，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之势。5月25日，古都洛阳沦陷。在短短30多天内，日军占领了豫中、豫西近40座县城。到1945年春，据约计，日军占领区内大约包括河南50％的土地和64.8％的人口。到日本投降时，河南省111个市县中，有109个先后惨遭日军铁蹄的践踏。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地区无恶不作，对河南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据战后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粗略估计，抗战八年中，全省人口减少了620余万，其中相当部分是被日军野蛮屠杀的。日军所至，无一不进行野蛮烧杀。在最早沦陷的安阳，日军见人就杀，将3条街道的居民集中到西营街用重机枪全部射杀；还将部分居民集中到马道北段，展开杀人竞赛，连婴儿都不放过。日军进城后，惨杀无辜约2000人，有些家庭被杀绝。日军占领浚县后，一天之内屠杀4000余人。在“扫荡”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更是有计划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仅内黄一县，就有2.1万余间房屋被烧。据粗略统计，抗战期间全省损失房屋共约156万余间，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日军烧掉的。日本侵略军在野蛮烧杀的同时，还恣意强奸妇女。在温县，日军往来街巷中，四处奸淫，以至“城内妇女，凡在12岁以上，50岁以下者，完全被其轮奸”，甚至连汉奸的妻女都不能幸免。日军所到之处，还进行疯狂的洗劫和破坏。1946年有人粗略计算，河南仅不动产一项就损失955.58亿元以上。 　　为了欺世骗人，日军攻城掠地之后，便打着中日“共存”、“共荣”、“合作”、“协和”等幌子，在各沦陷区扶植汉奸政权，建立殖民统治。日军占领安阳后，即于11月27日抬出汉奸萧瑞臣，建立了伪河南省自治政府。次年春改建为伪河南省公署，以萧瑞臣为省长，下设豫北、豫东两道，道下市县沿袭原制。1939年2月，伪省公署迁到开封，直到日本投降，开封一直是伪政权省会。各级日伪政权，都以杜绝 “共产匪徒之骚扰”、“人人防赤化”为首要任务。为此，他们除依赖日本“皇军”压阵外，还收编了大批伪军和游杂部队，其中最主要的是豫东张岚峰的“和平救国军”和豫北李瑛的 “剿共军”。另外，还有国民党投敌的孙殿英、庞炳勋、孙良诚等部。这些日伪部队和地方伪政权的皇协军、保安团等，投敌卖国，为虎作伥，镇压同胞，搜刮民财。在建立日伪武装的同时，还建立省、道、市、县各级“新民会”，主要进行 “社会组织、欺骗宣传、奴化教育”等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特务、宪兵，不遣余力地为日本主子服务，甘心充当侵略者的帮凶。 　　日本侵略者要在河南实行殖民统治，即以“共产党和共产军”为“最大敌”。为了实现“灭共”迷梦，在1941～1942年间连续发动5次“治安强化运动”：组织日伪军、日伪政权和新民会、宪兵、特务等，大搞清乡并村、修堡挖沟，重点是对“非治安区”（即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一年内对晋冀鲁豫边区各地进行了500多次“扫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行，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财富造成极大损失。 　　与残酷的殖民统治相适应，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无情压榨和疯狂掠夺。日军进入中国后，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和“就地取给”的办法。各类日伪组织、日伪军队的开支都取之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便将巨大消耗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殖民掠夺，一方面大肆抢掠铜、铁、锡、铅等金属物质，另一方面掠夺沦陷区的全部近代工厂和大量手工场以及全部交通邮电设施。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沦陷区工业损失87厂，值1323万元。日本侵略者将劫夺的矿山、电力、交通、电讯等划归 “统制事业”，由日本政府和军阀控制的垄断组织“华北开发会社”垄断经营。沦陷区日伪政府实行垄断贸易，推行“配给制”，低价掠夺粮、棉、皮张、煤炭等资源。通过垄断贸易，日本侵略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河南掠夺外运了花生仁10万吨、芝麻5万吨、羊皮200万张以及牛皮、猪皮、木材等大量物资。日军还垄断了沦陷区的金融，日本正金银行等在河南设立办事处，伪华北银行在河南设分行，1940年后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在河南设立办事处。1938～1942年，日伪银行发行伪币20亿元。到1945年，日伪银行仅在开封就发行联银券29.6亿元。同时日军用5：1甚至15：1的比价大量搜刮法币，将这些法币运到上海、香港等地套购中国外汇基金，或派大批汉奸携带法币潜入内地收购走私各种物资，扰乱国统区金融市场。由于日伪滥发伪币，造成伪币迅速贬值，人民深受其害。 　　日本侵略军对河南农村进行残酷的超经济殖民掠夺。在强征大量田赋外，日军在沦陷区农村直接征收的苛捐杂税达100多种。据不完全推算，1937～1943年日伪在河南沦陷区直接征收田赋等收入折合法币1500万元，掠夺棉花至少在150万担以上。1938年日军在开封实行粮食专卖，取缔私人粮食交易。1942年日军在永城以不到市价一半的低价武装征购小麦，每亩征收22公斤（因天灾，亩产小麦仅25公斤）。在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破坏和残酷掠夺下，河南沦陷区农业生产急剧下降，耕地大量荒芜，粮食大幅度减产。 　　日本侵略军进犯河南时，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将士在各战场上进行抵抗，涌现出李家钰、钟毅、吕公良等抗战名将，他们以身殉国的壮举激励着人们前进，所以在正面战场上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河南广大沦陷区人民蒙受了亡国之耻、奴役之辱。 　　1938年4月初，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受挫后，命令华北方面军一部“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以阻止中国军队东援徐州，并企图切断中国守军西撤退路。5月中下旬，中日军队在兰封（今属兰考）展开激战。蒋介石亲临郑州督战，中国军队英勇作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战场上出现了许多悲壮场面。中国军队收复兰封，一度打通陇海线，但终因徐州会战后日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决战而下令中国军队撤到平汉路以西地区，将豫东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次兰封战役国民党以近15万精锐之师，而未能歼灭不到2万人的日本军队，连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竟然不顾人民生死，悍然决定以水代兵，掘开黄河，企图用泛滥的洪水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奉命于6月9日在郑州北边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咆哮着沿贾鲁河流向东南，吞噬了豫、皖、苏的大片肥田沃土和众多村庄集镇。花园口掘堤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挡日军的战略进攻。然而，这次掘堤却给豫、皖、苏3省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仅河南一省就有近1000万亩耕地被冲毁，近50万人被淹死，有1500多万间房屋被冲坍，88万多人被迫外逃。 　　在1938年9～10月间的大别山北麓阻击战中，尤以富金山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中国守军三十六师师长陈瑞河率全师官兵（仅850人），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守富金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屡屡挫败日军进攻。最后终因敌众我寡，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全部壮烈殉国。富金山战斗，日军被阻10天，伤亡6000余人。此战中，中国第七十一军官兵阵亡2618名，伤12401名。在所获日军军官日记中，称中国守军为最优秀的军队，为其部队入中国以来首次遇到的最坚强的抵抗。尽管如此，中国军队最后还是放弃了豫南重镇信阳，将主力部队分散撤退到平汉铁路以西，豫南诸县被日军占领。 　　1938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河南既是抗战的前沿阵地，又是共产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国民党为了对付坚决抗战的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变积极抗战为消极抗战，变联共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在有限的国统区内，河南人民用“水、旱、蝗、汤”4个字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状况。前3个字指天灾，后1个字则指人祸，天灾之中夹杂着人祸。 　　继花园口掘堤黄河改道泛滥成灾之后，1942～1943年全省又遭受了罕见的大旱灾、大蝗灾。1942年因大旱而全省麦收平均不过2成，入夏苦旱3个月后，蝗灾接踵而至，绝大多数县份秋粮几乎绝收，全省饥民达1000万人。进入1943年春，旱情继续发展。据估计，各县饿死和外逃人口在300万左右，另有“非赈不活”者1500万人。夏秋之间，绝大多数县份仍无透雨，遮天蔽日的蝗虫又席卷了50余县。绝大多数县份麦秋两季都近乎绝收。两年中，河南到底饿死冻死多少人，当时无人统计，比较河南省民政厅全省历年人口数字，1941年有2930万余，1944年只有2471万余，二者相差近500万。至于因劳力锐减、耕畜宰食、农具毁坏、种子吃完、土地抛荒等给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是既广且深。 　　“汤”灾，指集中原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中原王” 汤恩伯，他是国民党军队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国统区内，兴土木、掘长沟、建营房、修工事、运粮秣、派军差等等，还以治理黄河为名，无限制地强行征工征料，以“代购”的方式，强迫三四十个县的人民，向40万驻豫军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他所属的部队，有的干脆沿用北洋军阀的做法——“吃地面”，甚至公开抢劫。河南人民将汤恩伯与“水、旱、蝗”并称，可见其祸豫之深，民愤之大。 　　日军的侵略和连年的天灾人祸，使河南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抗战期间的最低年份与战前相比，小麦减产63％，玉米减产86％，高梁减产88％，谷子减产87％，大豆减产92％，花生减产96％，芝麻减产75％。 　　在国民党统治区，近代工业处于停顿状态。河南最大的几家近代工业在1938年全部迁到大后方。留在河南国统区的少数企业全部关闭停产。只有国民党地方当局、陇海铁路局和私商举办的3家小煤矿营运。这3家小煤矿年产量仅10万吨左右。 　　与国民党对外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实行全民抗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规模生产救灾运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共河南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到1937年9月河南省委重建时，全省仅有150余名党员。为适应抗战需要，争取河南战略要地，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重建，朱理治任书记。1938年5月，河南省委迁往确山县竹沟镇，从此，竹沟成为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因而获得“小延安”之称。1938年11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次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竹沟。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河南省委，建立了豫南、豫西两省委，之后很快又建立了9个地委。9月撤销豫西、豫南两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书记。到11月，全省（不包括豫北地区）中共党员已发展到16000多人。与此同时，河南黄河以北的中共党组织也取得很大发展，到1938年4月，中共直南特委已有党员1000余人，豫北特委建立了数十个党支部。 　　中共河南省委重建后，立即着手开展统战工作，对河南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及其驻豫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省政府的一些当权人物，对共产党的各项抗日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还与国民党5位专员、18位县长、3个县党部及驻豫部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同时还把知识分子作为发动全面抗战的先锋和桥梁。开封、洛阳、郑州、信阳等地的大中小学生，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出版救亡报刊，进行全民抗战的宣传发动。到1938年夏，全省民众抗战救亡团体已达500多个，仅黄河以南地区就有9万多农救会员，3万多青救会员，民众自卫武装达数十万人。全省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发表《保卫河南宣言》，号召 “全河南民众总武装”，“为保卫河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2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规定，河南党的总任务是 “武装保卫河南”。从此，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纷纷建立起来。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后，在竹沟设立留守处。中共河南省委利用留守处的合法地位，组织武装，培训骨干，先后向皖中、豫皖苏边区等敌后地区派出7批基干队伍，达2000余人。同时建立的抗日武装有：信阳挺进队、泌阳抗日自卫队、光山农民抗日自卫团、谭家河人民抗日自卫大队、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豫东游击第三支队等。到1938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建立和掌握的抗日武装已达2万余人。此外，中共河南党组织还通过统战工作，控制了数十万自卫队、联庄队等民众自卫武装。与此同时，中共豫北地区党组织组建了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八路军一二九师第四支队、晋豫游击第三支队、太南游击司令部、道清游击支队、平汉游击队等10余支抗日武装。八路军南下豫北直南后，这些武装先后被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 　　在中共河南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地方抗日武装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毅然挺进河南，插入敌后。八路军于1938年11月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河南与邻省交界地区先后创建了晋豫边、晋冀豫、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发挥艰苦奋斗精神，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清剿”，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了反顽斗争。在豫皖苏根据地，彭雪枫（镇平人）指挥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地方武装，半月内作战20多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在永城壮烈牺牲。在冀鲁豫根据地，面对日、伪军的毁灭性“扫荡”，冀鲁豫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协同作战，先后作战1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在晋冀豫边区，宋任穷统一指挥八路军25个团，先在卫河以西地区打败石友三的进攻，毙伤俘和击溃顽军7800余人；接着发动卫东战役，把顽军赶出了根据地。而后，平西路八路军集中13个团的兵力，进行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反共磨擦专家朱怀冰部万余人。1939年11月11日，汤恩伯部耿明轩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顽军乘虚而入占领了竹沟，残忍地杀害伤病员、家属和革命群众约200人。刘子久率省委机关北转洛阳（1942年撤退到延安），非战争人员南下四望山信南根据地，王国华率领作战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 　　在进行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同时，各根据地按照 “三三制”原则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43年，河南已建立40多个抗日民主县政府，机构设置也逐步健全。同时实行精兵简政，深入开展了整风学习。在经济建设上，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普遍推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办法，开展了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另外，还实行“合理负担”等政策，适当地调节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限制了封建剥削。为战胜灾荒，粉碎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各根据地军民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把救灾度荒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组织互助合作，进行抗旱、扑蝗、开荒、织布、熬盐、运输等多种多样的救灾活动和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克服了经济困难，战胜了敌顽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为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有利转折，尽管日寇仍然进行“扫荡”和“清剿”，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但在河南战场上，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正确执行中共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收复了大片国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恢复和扩大。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后，河南长期处于敌战区和国统区结合部的状况宣告结束，基本上完全变成了敌占区。据此，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发展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决策，并规定：“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的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鄂豫边党委负责”。7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要求：“由北方局从太行、太岳抽调精干部队，尽快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冀鲁豫水东区的部队积极策应，以新四军第五师一部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华中局以新四军第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边，首先恢复永夏宿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很快出现了太行、太岳、冀鲁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师、五师等5路大军战中原的局面。在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战斗中，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不幸壮烈牺牲。经过河南军民的裕血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开辟了豫西、水西、嵖岈山根据地，扩大了水东根据地，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河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好形势。除了部分中小城镇为日伪军占领外，河南广大农村基本上处在了中共武装控制之下，国民党军只占有沈丘、经扶（今新县）等少数几个县城。 　　在5路大军激战中原期间，为了加强对开辟河南工作的领导，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河南省委（不久改为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组建河南人民抗日军。次年2月，王树声、戴季英等率领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机关和河南人民抗日第三、第四支队到达豫西，很快建立了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到日本投降时，豫西地区已建立33个抗日县政权，拥有土地2万平方公里。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河南军民在东西南北各战场向日伪发起全面的战略反攻，相继攻克37座县城。 　　在抗日战争中，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到抗战胜利结束时，全省中共党员由抗战开始时的100余人发展到数万人，武装力量发展到1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0余万人，各根据地军民先后抗击和牵制日伪军20余万人，毙伤俘及争取反正日伪军10余万人，攻克县城40余座，收复失地1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00余万，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10余万子弟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16个军的兵力向河南各解放区进犯，相继抢占了信阳、郑州、新乡、安阳、商丘、开封、洛阳、陕州等战略要地，并以此为立足点抢占了八路军、新四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的40座县城。同时，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政官员到河南来，一手包揽全省受降，独家接收敌伪财物。被日军抢夺的大批厂矿企业和小麦69623包、杂粮34187包及大批军事装备，成了国民党的“战利品”。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摇身一变成了政府的官和兵。而真正的抗日武装和人民则受到冷落和排挤。 　　晋冀鲁豫地区是联接华北、华中和山东的要道。河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尤其重要。早在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邓小平、薄一波分别为中央局正副书记，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国民党军队在抢占河南主要中心城市后，集中20多个师的兵力，由刘峙指挥，沿陇海、平汉两线分路进攻解放区。自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的一路，受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迎头痛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及地方武装6万余人，将北犯的国民党3个军全部包围在漳河以北地区，在豫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围歼两个军，促成高树勋军起义。中原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湖阳、双沟、祁义3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其间，魏凤楼率部2000余人在淮阳起义，杜新民率部5000余人在永城起义；而后，王继贤率部4000余人在夏邑起义，孔从周率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在巩县起义，蒋嘉宾率部5000余人在虞城起义。经过努力争取，先后有2万多国民党官兵转到了人民方面。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成功，对坚持独裁内战的蒋介石政权及其在河南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人，参加了在河南与国民党进行的中原谈判、新乡谈判、安阳谈判和黄河归故谈判，揭露了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不断向中原解放军驻地进攻等事实，达成了《罗山协议》、《禹王城协议》、《宣化店谈判公报》和《汉口协议》。但是，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执行协议，而且乘谈判之机，调集30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军步步紧逼。从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至6月25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各地发动进攻1280次。尽管如此，通过这些谈判，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牵制了国民党在河南的30万军队不能北上，有力地配合了华北、东北、西北战场的自卫战争，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在反战准备上争取了时间。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在中原地区发动了全面内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第六绥靖区12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鉴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解放区回旋余地太小，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军“立即突围。”在李先念、王震等领导下，中原解放区主力部队相继突围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率先在河南挑起了全面内战，一年后，人民解放军也在河南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成熟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了“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战略决策，并制定了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布署。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吹响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号角。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并仓皇飞抵开封指挥布署。在中共中央军委“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插大别山”的指示下，刘邓大军跨越陇海线、涉出黄泛区、通过沙颍河、强渡汝河、抢过淮河，胜利到达了大别山区。在大别山区，刘邓大军横扫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很快开辟出大片根据地。到11月下旬，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万余人、保安团8000余人，建立了33个县级民主政权，使1946年7月被迫撤离的中原解放区得以恢复和扩大。 　　在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组织陈（赓）谢（富治）集团（陈谢大军），实行战略出击，渡过黄河挺进豫西。8月22日，陈谢大军突破敌人河防。到11月下旬，共解放豫西和豫陕边36座县城，建立了43个县级民主政权，开辟了豫陕鄂根据地，在鲁山成立了豫陕鄂区行政公暑。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作战，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进入中原。9月26日，陈粟大军主力5个纵队由民权两侧及砀山、马牧集之间，分5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豫皖苏大平原，以纵队为单位分散展开。到10月底，陈粟大军解放了洪泽湖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11月中旬，陈粟大军在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展开破击战，歼敌1.1万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攻克夏邑、永城等24座县城，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密切配合了刘邓大军经略中原。 　　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在江淮河汉间形成“品”字形态势，对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11月下旬，国民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指挥对大别山地区的作战。白崇禧以22个旅防守陇海路徐洛段和平汉路郑漯段，以16个旅分别在黄淮间和豫西牵制陈粟、陈谢两部，以33个旅“清剿”大别山区。解放军3路大军密切配合，打破了白崇禧的围攻图谋。刘邓大军兵分3路，既守住了老区，又开辟了新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陈粟、陈谢两军联合对平汉、陇海两路进行破击战，既牵制了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又解放了许昌、漯河等城市。12月底，3路大军在确山附近地区胜利会师。至此，进入中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9.5万人，解放了100座城市，创立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1948年初，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改变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以8个绥靖区的兵力担任战略要点的防守，以主力部队组成张轸、邱清泉、区寿年、黄伯韬兵团，加上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孙元良的整编第四十七军，作为机动兵力，“追剿”华东、中原解放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中原防御体系，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新的攻势。在洛阳战役中，全歼守敌2万人，二次解放洛阳，打开了豫陕鄂与太岳两解放区的通道。在宛西战役中，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队总计2.1万余人，解放了10个城镇。在宛东战役中，共歼敌1.2万余人，给张轸兵团以沉重打击。在豫东战役中，一度攻克省会开封，共歼敌5.4万余人。国民党苦心经营的中原防御体系被彻底粉碎。 　　在河南人民的大力配合下，3路大军经过10个月的英勇奋战，到1948年5月，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趋于巩固。为适应战争和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5月9日，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野战军及陈谢大军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宗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在攻击两淮守军时，由郑州调往徐州的孙元良兵团可能东进，指示中原军区“即速攻击郑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发动郑州战役，解放了中州重镇郑州，以伤亡345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1.1万余人的胜利。郑州的解放，控制了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24日，开封守敌弃城东逃，解放军二次解放该城。至此，中原3大名城开封、郑州、洛阳均获解放。 　　1948年11月6～8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在虞城张公店及其附近村庄，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第五十五军第一八一师5600余人，揭开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序幕，《人民日报》称此战为淮海战役的第一个献礼。在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取得了歼敌55.5万人的胜利。其中，在永城县陈官庄开展的歼灭战，既是淮海战役中最大一仗，也是最后一战。此战同碾庄圩之战、双堆集之战共同构成了淮海战役的雄壮画卷。陈官庄地区歼灭战，共歼敌25万余人，其中毙伤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以下6.1万余人，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以下16.7万余人，投诚2.4万余人；缴获火炮700余门、坦克107辆、汽车1200余辆。 　　淮海战役结束后，南线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对长江以北残顽敌人进行了扫荡。开封解放时，南逃信阳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及其残部，不得不继续南逃。1949年5月5日，新乡守敌放下武器。次日，安阳被南下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解放。6月10日，国民党第十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豫西第三纵队司令刘希程在灵宝起义。至此，河南省全部解放，国民党在河南的统治完全彻底崩溃。 　　解放战争中，河南人民勇跃参战支前，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在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渡河时，沿黄人民昼夜造船，仅济源县在半个月内就造船41只，修补19只；大批水工为大军渡河开船，仅范县的1个村庄就有86人参加。刘邓大军过河后，在1947年6～12月先后进行了14次重要战役，仅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民工7.56万余人，大车6930余辆，牲口2.8万多头，支援粮食近1亿公斤，还有数千人随军南下，一直支援到大别山。陈谢大军渡河后，在豫西作战期间，太岳、太行广大人民积极支援，出动民工2.6万余人、民兵7000余人、担架8800余副，支援粮食295万公斤，牲口1.4万多头、饲料850多万公斤。在淮海战役中，中原军区在商丘设立总兵站，统一指挥战勤工作，负责各解放区支援物资的转运。据不完全统计，豫皖苏边区人民支援米、麦1.243亿公斤，绿豆、黄豆、花生270多万公斤，柴草1亿多公斤，食盐75万公斤，布625万尺，棉花15万多公斤，鞋60多万双，经费3.5亿元；出动民工24.6万多人次、担架1.2万副、各种车辆2.5万辆，支援粮食400多万公斤、布匹9.8万多尺。在渡江战役中，河南人民也进行了大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共出动民工2185万人、汽车598辆、马车1万多辆、牛车13万辆、架子车5584多辆、大小船只1500多只，支援粮食1.1亿公斤、草1661万公斤、柴3880多万公斤。另外，河南地区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还抽调大批干部随军渡江南下开辟新区。 　　为了统筹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就向中原各区各界人民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建议书。1949年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3～6日，中原解放区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选举21人组成中原临时人民政府。7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任副主席。同时，河南军区建立，陈再道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5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主席吴芝圃，副主席牛佩琮。黄河以南原属河南省各县均归河南省人民政府管辖。黄河以北的新乡、安阳两市及新乡、安阳、濮阳3个专署则划归同年8月建立的平原省管辖。平原省以新乡为省会。中原人民分别在河南、平原两省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大力进行恢复生产、支前参战、剿匪反霸等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取得显著成绩。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年中，河南经济虽然有过短暂的恢复，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再一次陷入衰退之中。到河南全境解放前夕，除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已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代替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片地区，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按当年价格计算，1949年河南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0.1亿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比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下降23.9％。据1949年5月统计，在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的国民收入中，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包括家庭副业）约占87％，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约占12％，近代工矿交通业（半机器制造业未计入）不足1％。 　　1949年，河南省农业总产值只有18.73亿元，全省农业人口平均产值44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46公斤。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比1936年下降18.4％，1949年与抗战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全省粮食产量减少38.2％，棉花产量减少38.8％，烟叶产量减少68.3％，油料产量减少62.8％。 　　到1949年底，全省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只有0.6亿元左右，全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0.5万千瓦，棉纺锭仅有1.74万锭。1949年，河南省工业总产值为2.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36年下降36.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卷烟外，都比1936年有大幅度下降。其中，原煤产量90万吨，下降62.9％；发电量500万度，下降21.4％；棉纱1.05万件，下降76.8％；棉布186万米，下降67.6％；火柴0.7万件，下降88.3％；卷烟8.3万箱，增长48.2％。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河南，生产力水平很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农业落后，工业基础很薄弱，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广大劳动者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河南的现代科技文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领域，河南地区或河南人所取得的成就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但总体上，河南仍是全国文化落后地区。科技方面，30年代建立起地质调查所、化工试验所、卫生试验所、农业推广所等少数带有科研性质的机构。河南先后涌现出一批国内、省内知名的专家和学者。中州大学园艺师郭须静于20年代初从法国引进种植香蕉苹果和玫瑰葡萄种，以后又繁衍推广到全国许多地方。郑州铁路总局工程师汤仲明于30年代自费研制成功木炭代油炉，在全国推广应用，解决了当时中国公路运输能源缺乏问题。梁际昌的快式纺织机曾获中华民国政府发明专利。不少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逐渐传入，在生产领域得到应用。1920年开始兴建从清化镇（博爱县城）到济源的第一条公路。1921年开始在洛河上修建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南阳人）设计的京奉铁路沈阳总站（1927年建），水平相当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火车站。1930年，河南大学医学院设有附属医院、产科医院。40年代，河南省建有1个卫生试验所，曾制出过一些痘苗、疫苗、各种医疗用水和培养基，做过少量化学药物和病理方面的研究。 　　文化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河南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组织学术社团，创办学术刊物，开展学术活动。1924年吴芝圃、张海峰等人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25年由萧楚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中州评论》，在河南均有一定的影响。李敏修主持编纂的《中州先哲传》、《中州艺文录》，张嘉谋主编的《河南疆域志》、校注的《南阳府志》，保存了丰富的典籍资料。徐旭生作为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及夏文化的研究，至今仍有指导意义。董作宾对甲骨学的断代研究，开辟了甲骨研究的新里程，并为甲骨文的研究奠下了科学的基础。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新理学》、《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汇中西学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对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嵇文甫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造诣很高，其《船山哲学》诸书论述精辟，见地独到，为中外学者所推重。刘盼遂学问洽博，尤精于小学、音韵、训诂。赵纪彬对《论语》的研究，姚崇武对蒙古史的研究，萧一山对清史的研究，郭绍虞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谢国桢对明史的研究，白寿彝对史学史的研究，任访秋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均功力精深，成就显著。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对渑池仰韶、安阳殷墟、郑州二里岗、新郑裴李岗、偃师二里头、淅川下王岗、洛阳周王城、信阳长台关、登封王城岗、浙川下寺、淮阳平粮台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数10万计的宝贵文化资料。董作宾、郭豫才、尹达、郭宝均、徐旭生、孙海波、朱芳圃、石璋如、安金槐等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对河南境内的史前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影响，作出了许多令人叹服的概括和论断，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开封《心声》、《青年》杂志相继出版，文艺研究会、飞露社、风波社、微实学社等文学社团出现。冯友兰、曹靖华、冯沅君、徐玉诺、于赓虞等作家的论文、小说、诗歌产生了较大影响。话剧传入河南，戏曲界提倡改良，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不断出现。城市剧院陆续兴建，曲艺艺术有所发展，书棚茶社在开封大量涌现。20年代末，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书刊传入省内，一批文学青年积极创办左翼文学刊物，创作宣传革命作品。《晨曦》、《山雨》和《河南民国时报》创刊，《中原》成为河南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尚钺、陈雨门、李凖、姚雪垠、师佗、赵清阁的散文和小说都有一定影响。戏剧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政府部门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一些知识分子进入戏曲界参加编导和演出。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文艺不断发展，各乡都成立有文艺宣传队，一批革命歌曲、戏剧广泛上演和流传。1937年前后，臧克家、于黑丁、碧野、冼星海、贺绿汀、马可等一些有影响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聚集河南，推动了河南文学艺术的发展。苏金伞、李季、刘知侠、葛洛、林蓝、曾克、柯岗、魏巍、金紫光、韶华、穆青、韩作黎、丰村等一大批河南籍作家追随革命，宣传抗日，奔赴四面八方，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东邻贼》、《我的家》等一批宣传抗日的剧目在开封、洛阳、安阳等地上演。樊粹庭领导的狮吼剧团以及一些抗日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都为宣传抗日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虽有所恢复，但终因国民党镇压进步势力和发动内战而难以发展。解放区文化活动显出了繁荣景象，新建的沁河剧团、大众剧团、新青年剧团、民友剧社、翻身剧团等，除自编剧目外，普遍上演《白毛女》等。打腰鼓、扭秧歌成为民间喜庆节日娱乐活动的普遍艺术形式。1946年7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发出《关于改造民间艺人、旧艺人和民间艺术、旧剧的一封信》。1948年底河南各解区开始了对旧文化事业的改革。 　　教育方面，1946年，全省有小学19915所，学生200.7万人；中学296所，学生9.82万人；中、初等师范91所，学生2.75万人；职业学校38所，学生6900人；高等学校有国立河南大学、河南省水利专科学校、焦作工学院，在校生2430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南省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积极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1930年，鄂豫皖边区首府新集（今新县）各区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列宁高级学校、军政干部学校、师范班、红色医训班、无线电学校、工余学校、农民夜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1940年3月，豫皖苏根据地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2年3月，豫鄂边区政府建立了第十分校、豫鄂边区高级行政干部学校。1941年1月，晋冀鲁豫区颁布普及国民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同时建立新学制，举办各级各类学校，为抗日战争、生产救灾和根据地建设服务。解放战争时期，以干部教育为重点的各类教育有了新的发展。1948年1月豫皖苏建国学院成立，同年8月中原大学成立，先后还办有豫西行政干校和中原军政大学。1949年6月重建河南大学，设有文史、理工、行政、医、农5个学院，形成了发展河南高等教育事业的基础。全省学校废除反动的半封建半殖民教育，推行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了对旧学校的接管和改造工作，顺利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过渡。 　　1924年，开封设立太和药房，制售一体，河南化学药品生产开始萌芽。40年代，在国统区全省官办和教会办的医院仅有20余所，且大多数集中在城镇。1946年9月，河南93个县市开业的中药店有2530家、西药房608家、药摊412个。广大农村缺医少药，劳动人民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全省人口死亡率达24.4，婴儿死亡率达300，人口平均寿命仅35岁。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各革命根据地均建有红军医院、战地医院、后方医院及医务所，除开展战地医疗和救护工作，也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19世纪末，近现代体育传入河南。“五四”运动以后，足球、排球、篮球、网球等体育项目在学校发展较快，并迅速传播到社会，校内校外的各种体育比赛日益增多。30年代河南体育一度繁荣，河南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焦作工学院、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开封北仓女中等开展体育运动较好。开始举办大规模的综合体育赛会，竞技水平有所提高。1934年第18届华北体育运动会上，北仓女中运动员焦玉莲一人夺得4项冠军，并打破了全国女子百米记录。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武术首次亮相，9名运动员有5人来自河南。在此期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列宁高等学校和列宁小学把体育列为学校正式课目，举办过大型运动会。30年代末～40年代，因受战争影响，河南体育活动除个别项目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体育运动多集中在开封、郑州、洛阳等城市。训练方法和手段落后，体育设施少且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