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本抑末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经济思想。所谓“本”和“末”，是战国以来经济思想家对不同的社会经济部门的专门用语，其内涵也不断演变。一般说，“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和手工业。所以，重本抑末这种经济思想就是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并为此而必须限制商业和手工业。

重本抑末思想理论产生于战国前期。法家李悝在帮助魏文侯变法时提出重农的思想，主张“尽地力之教”。认为“雕文刻缕，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必须禁“奇技淫巧”，以免“国贫民侈”。师承并发扬李悝这种经济思想的是帮助秦孝公变法的商鞅，他强调以农战富国强兵，提出“事本而禁末”。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抑商政策措施，如重关市之赋来限制商业活动，削减商人财富；严厉推行国家独占山泽盐铁的制度，要求“利出一孔”；管制粮食，禁止商人参与粮食贸易，提高粮价，以增加地主和富裕农民收入等。但这时商鞅所称的“本”，还包括农民家庭纺织活动，“末”是指奢侈品生产和商业。到了战国末年，韩非继承商鞅的思想，强调“富国以农，距敌持卒”，要求实行奖励农战。他猛烈地攻击“工商之民”，把他们作为社会“五蠹”之一，正式提出“重本抑末”的主张，认为“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末作。”战国时，主张重本抑末的还有《管子》的一些作者、荀况等。

在“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指导下，战国时变法的诸侯国已开始采取抑商政策。秦和汉初，在政策上反映更强烈、系统和完备。秦始皇在琅玡台刻石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初公开推行贱商令，对商人在政治上贬低，经济上侵夺，法律上限制。贾谊和晁错又主张重农抑商。贾谊要求“驱民而归之农”；晁错提出“贵粟”，要求抑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主张“塞并兼之路”，但却反对盐铁官营，支持商人兼并。而桑弘羊却主张“建本抑末”，真正抑兼并，用《管子》轻重理论，大力发展官营商业，打击私营工商业主，以“绝并兼之路”。在他就任大农丞等职务时，策划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禁止有市籍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统一铸币权等重大政策措施。汉以后终封建之世，各个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奉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继续鼓吹重农轻商的也代有传人。西晋傅玄，甚至明确宣称商贾是“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

对于“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历代是存在异议的。早在春秋末年，范蠡、计然就有“农末俱利”的粮价主张。《管子》中提出：“无市则民乏”，“无末利则本业何出?”西汉时桑弘羊虽大力推行封建垄断经济干涉政策，抑制富商大贾，但他对本末关系却提出要“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所以实际是本末皆重的思想。东汉王符主张富民“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则是在以农为本的前提下，提出各业皆有本末的看法。唐代刘晏继承桑弘羊思想，大力发展食盐专卖、常平、平准、均输等官营商业来抑制兼并，打击富商大贾，鼓励正当经营，增加财政收入。宋代王安石推行新法，强调“榷兼并”，“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用均输法、青苗法削弱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鼓励正当商业，也不是一切商业都抑制。南宋叶适公开反对抑商，指出“四民交致而后教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明末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是“世儒不察”所造成，强调“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盖皆本也。”这种工商“皆本”主张，一反本末的划分。清代王源承认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的划分，但认为“本宜重，末也不可轻。”他极力主张提高商人地位，按资本、税额授爵。但是，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重本抑末已成为一种传统思想，直到清代，皇帝诏书还是老调重弹。越到封建社会末期，重本抑末越为地主阶级顽固派所坚持。如晚清的谢阶树、徐鼒、刘锡鸿等人，或鼓吹“严市禁”、“贱商人”，或提出不用银，或提出只要“衣租食税”，不必造火车轮船。显然，这类“重本抑末”言论已成为一种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荒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