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仁宗嘉庆皇帝的故事：有心振作难回天
嘉庆皇帝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皇帝在位60年，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乾隆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他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但永琏9岁死去。第二位皇太子是富察氏所生皇九子永琮。
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九子永琮，但永琮2岁时又因痘症早殇。第三位皇太子是皇十五子颙琰，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病逝于养心殿。当了3年嗣皇帝的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那根梦寐以求而又十分沉重的权杖，开始亲掌政权。
嘉庆亲政后，为了遏制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白莲教起义，他打起"咸与维新"旗号，广开言路，整肃内政，使嘉庆初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嘉庆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杀和珅着手的。嘉庆早在做皇子嘉亲王时，就对和珅不满。后来嘉庆被定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公布嘉庆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 给嘉庆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老奸巨猾，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
嘉庆继位后，太上皇还健在。面对深受太上皇宠爱的老贼，嘉庆下了狠心，开始实施扳倒和珅的计划。嘉庆首先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和珅的一举一动，他看在 眼里，不动声色。有些大臣在他面前批评和珅，他却为和珅说好话，说要靠和珅帮自己治理国家。嘉庆向太上皇奏报的军国大事，也经常让和珅去代奏、转奏，以此 稳住和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嘉庆亲政。嘉庆在办理大行皇帝乾隆大丧期间，断然采取措施，惩治权相和珅。初四，嘉庆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
同时，嘉庆还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削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正月初八，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嘉庆当天没有采取行动，次日在公布乾隆遗诏时果断宣布将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同时，嘉庆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
皇帝的这一大胆举动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嘉庆解释说是和珅得罪了先皇，所以要在皇父大丧期间，处治这个先皇的罪臣。
初十，嘉庆御批"实力查办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
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就是说怎么严惩和珅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为了朝廷体面，以康熙诛鳌拜、雍正诛年羹尧为例，赐和珅三尺白绫自裁。
在乾隆死后短短的15天里，嘉庆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30年的"二皇帝"加以惩治，动作迅速，干净利索，宽严适当，十分成功。和珅被诛后，其余党皆惶恐不安，有朝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
嘉庆在除掉和珅后，马上收兵。嘉庆宣谕："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嘉庆的这道上谕，在顺利处置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嘉庆宣布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以极端手段处理了和珅之后，"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嘉庆认为："求治之道，必期 明日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故嘉庆即位之初，在"咸与维新"的旗号下，大力实施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纠错平冤、祛邪扶正的措施。
嘉庆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嘉庆还作了不会治罪直言者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
为了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下诏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两起因直言获咎的案件。其中一件是曹锡宝案。曹锡宝于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粮道、国子监司业、陕西监察御史等职。
曹锡宝对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和珅深为痛恨，就以弹劾和珅的亲信刘全的方法，准备碰一碰这个权势熏天的"二皇帝"。由于乾隆的一力维护加上和珅得到风声 后的销赃匿迹，所以步军统领派遣的官员到刘全家去搜查的时候，什么也没查出来。结果，曹锡宝被乾隆以"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的罪名， 将其革职留任。后来，曹锡宝一直没有翻过身来，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郁郁而终。
嘉庆亲政后，对曹锡宝的所作所为及人格品性大 加赞扬，指出："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 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两。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不但下令加恩追赠已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还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 旌直言"。
嘉庆下诏重新处理的另一桩案子是尹壮图案。
尹壮图，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不久，授礼部主 事，再迁郎中。后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处于鼎盛时期，对由和珅一手经办、乾 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议罪银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官员，不断地向 封建王朝和皇帝本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这种议罪银的数额一次动辄以数万两、数十万两计算，主要由和珅经理议罪银的出入，通过专门的办事机构"密记处"检 查议罪银的执行情况。和珅在大饱私囊的同时，通过监督实行议罪银制度，也为乾隆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
但是尹壮图可能并不知道乾隆与和 珅的猫腻，大胆地在上疏中指出实行罚银充公的后果，一是纵官贪污营私；二是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日久必然导致吏治的进一步败坏。尹 壮图因此而请乾隆"永停此例"。乾隆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大为反感，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尹壮图拿出因实行议罪银制度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据来。常常以盛世之主自 诩的乾隆，看了尹壮图的奏折，对尹壮图立即由反感转为了愤恨，责令刑部将其治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后来乾隆可能觉得做得有点 过分了，就又大发善心免了尹壮图死罪。尹壮图侥幸留得一条活命，但经此次磨难，已心灰意冷，无心从政。不久，即以母老乞归，退隐故居，退出了乾隆时期的政 治舞台。
嘉庆十分清楚尹壮图一案的底细和来龙去脉。他认为像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因此，他亲政后，立即令"尹 壮图来京候旨擢用"。尹壮图内心的伤痕尚未平复，对乾隆的怨恨也未稍减，对嘉庆的动机也持怀疑态度，故仍以"母老乞归"，拒绝应召。嘉庆不仅没有因此加罪 于尹壮图，反而赐其母大缎两匹，加尹壮图本人给事中衔，还赐其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嘉庆的诚意消释了尹壮图的疑虑，终于应召至京。
不久，尹壮图即疏请嘉庆"拔真才，储实用"。为制止科场舞弊，尹壮图建议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尹壮图的奏疏得到嘉庆重视，马上下令军机大臣议，只 要是合理的建议，基本都得到了采纳。嘉庆在诏求直言时，不但果断地重新处理前朝冤案，大胆重用前朝弃臣，甚至还要求对他自己在用人行政方面的过失"随时进 言，以资采纳"。并保证：听言一节"非徒博纳谏之虚名，言行相顾，始终不渝"。当时，嘉庆对大臣的当面谏诤尚能保持面不改色，以平和的态度接受。
嘉庆亲政后，以这些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祛邪扶正的决心。这样，在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
神武遇刺，事变频生
嘉庆八年（1803年），皇帝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刺了。谁也没想到凶手居然是一个八竿子也戳不着的平民百姓陈德（一说成得或成德）。
陈德一生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跟官服役，饱尝人间辛酸，亲眼看到了皇宫贵族的腐朽生活，更加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从而激发了反抗情绪。恰逢他被主人解雇， 断绝了一线生路，"心里愈觉气愤"。又看见街上以黄土垫道，得知嘉庆二十日斋戒回宫，决心届时进宫谋刺皇帝，他打算"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剁死，图个痛 快，也死个明白"。
这天早晨，陈德怀揣小刀，带着年仅15岁的儿子陈禄儿潜赴神武门，隐蔽在西厢房南山墙后，只等嘉庆的到来。不久，皇帝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进了神武门，下轿后正待步行至顺贞门时，陈德猛地冲出，手持小刀，直扑嘉庆。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嘉庆皇帝匆忙逃入顺贞门，不敢回视一眼。守护在神武门内东西两侧的100多名侍卫、护军，个个竟呆若木鸡。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等数人上前拦挡捉拿。
皇帝以失察的罪名，把护卫守候在神武门和东华门的17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予罚俸、发往热河披甲当差的处分。
后来，紫禁城又发生了一件遇袭的事。
话说天理教属于白莲教支派，是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等联合成立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基本教众是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入教。
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天，西北天空出现彗星。钦天监说这象征着会有战争，于是报告嘉庆将嘉庆十八年闰八月改为十九年闰二月。天理教教徒因此附会 说，闰八月不吉利。又因为天理教的经书中有"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之说，于是天理教教徒更将其神秘化，说根据星象应在九月十五日午时，乘嘉庆去木兰秋狝 时，占领京城。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教首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嘉庆十八年 （1813年）八月底，由于滑县天理教铸造军械机密失泄，李文成被知县强克捷逮捕入狱，打断双腿。李文成的党羽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等到约定的期限，就在九 月初七那天聚众3060多人，一举攻下滑县城，救出李文成等人，提前造反，知县强克捷被迫自杀（一说被杀）。
直隶的长垣、东明，山东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同时起来杀死官员，包围县城，成功拿下曹县与定陶县城。嘉庆在途中听到造反的消息，当即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派兵前去镇压。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起义队伍未能迅速北上。
而林清此时在北京，对滑县之变毫无所知，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进攻紫禁城养心殿。此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 垣，"发鸟铳殪之，再发再殪"。皇三子绵恺紧随其后，冲到苍震门，也发枪射击。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琏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县镇压李 文成起义的1000多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内狙击起义军，终把这一小支起义军镇压下去。
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闻讯后，曹振镛劝嘉庆一定要保持冷静，内阁大臣董诰极力请求嘉庆回京，甚至掉了眼泪（这就是"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的由来）。嘉庆马上启程回京，并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处理善后事宜。
十八日，嘉庆帝草拟了"罪己诏"，哀叹这次"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然后说："旻宁系内廷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一闻有警，自 用枪击毙二贼，余贼始纷纷潜匿，不敢上墙，实属有胆有识。朕垂泪览之，可嘉之至，笔不能宣。宫廷内地，奉有祖考神御，皇后亦在宫中。旻宁身先捍御，护保安 全，实属忠孝兼备，著加恩封为智亲王。"
十九日，嘉庆帝回到北京，诸王大臣迎驾于朝阳门内。皇帝感慨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至有此事！"众大臣也都呜咽痛哭。
这次起义使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清朝的统治已经开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嘉庆回宫后颁布"罪己诏"，承认这次起义"祸积有日"，但又把"当今大弊"归因于"因循怠玩"四字，同时声称要把起义者斩尽杀绝。
九月二十三日，嘉庆亲往中南海丰泽园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廷讯开始，嘉庆先命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带来，斥问为何"萌此逆谋"，并将二人夹打后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在重刑面前毫无畏惧，坦然承认此次进攻紫禁城的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赶回关东。
嘉庆皇帝在遇到上述两次变故之后，为了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决定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以保证"大内"更加"固若金汤"。他的主要措施是： 严密保甲法；搜缴1000本"奸盗邪淫"书籍，披阅后于殿廷烧毁；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走出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 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格紫禁城内值班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十月，嘉庆将温承惠撤职， 派陕甘总督那彦成取代。那彦成、杨遇春到达卫辉，攻打道口，将道口占领了。同时山东运使刘清、代理直隶总督章煦也把境内"教匪"肃清。而滑县城墙坚固，粮 草充足，一时攻不下来。那彦成便与工部侍郎护军统领庆祥、陕西提督杨遇春、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副都统富僧德、徐州总兵徐洪率领各路人马围攻滑县。十一月， 李文成出走辉县司寨，想招集党羽，扰乱官兵后方，但被总兵杨芳追上，便放火自焚。十二月滑县县城被攻下，活捉"教匪"牛亮臣等人，将他们处死。
三省刚刚平定，陕西南山木商的工匠又因饥饿而罢工、抢劫，聚众数千，将城镇焚毁。巡抚朱勋向嘉庆报告"教匪"再度闹事，嘉庆命令长龄、杨遇春率兵前去镇压。
以后各地又陆续发生多起起义暴乱。
整顿吏治，收效不大
太上皇乾隆犹在时，嗣主嘉庆就面临着兵事、河漕、吏治三大困境，其中又以吏治首当其冲。
只要吏治搞好了，兵事不难成功，河漕亦不难理顺。对于这个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嘉庆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迅速诛除和珅，就是要为整饬吏治开路。他之所以公开承认白莲教起义是"官逼民反"，也同样是为整饬吏治造成一种舆论声势。
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对整饬吏治的呼声亦很高。像洪亮吉在《平邪教疏》里，就"吏治宜肃"列为四大要务之一，他尖锐指出：虽稍有"邪教"，州县府官们既不能化导于前，及事已萌发，又借"邪教"之名诛求之，不逼至为"贼"不止。
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献贡物，借此邀宠，京中大吏亦循此例。于是，海内奇珍，充陈内府，阉寺权奸从中渔利。乾隆朝曾两次明令禁止。然而，由于乾隆帝自身的逸侈、宠臣和珅的揽权受贿等诸多原因，煌煌圣训，形同具文。
为了遏止奢侈之风，嘉庆遵循老师朱硅"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企图为各级官员作个榜样。
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在为巡幸五台山颁发的谕旨中规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下设置诸如戏台、杂技、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已年满50岁，御史景德奏请按例在他的万寿节时，城内演戏设剧10日。嘉庆帝十分不满，降谕训斥，并将景德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同时，嘉庆帝严令各地不许在他寿辰之日广陈戏乐，亦不准办理庆典。
嘉庆在亲政时，还降旨永远禁止于内城开设戏园。
嘉庆帝当政20余年，始终节俭如一。他力图以自己的行动，使海宇渐还吕朴，用心可谓良苦。无奈，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动文武百官，奢侈之风历嘉庆朝而有 增无减。他在给皇子曼宁的密谕中，痛陈自己无力除却奢侈之风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诫子孙："必当力除此弊……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 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除了奢侈、粉饰升平，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委靡不振、尸禄保位。
当时，"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 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各督抚，"或于应办事件借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尤为牢不 可破"。
嘉庆帝视各级官员的怠惰疲玩、委靡不振为国家之隐忧，因此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嘉庆身体力行，勤于政事，"一日万机，罔敢暇 逸"，"勤求治理，唯日孜孜"。他每天一大早就起身批阅奏章，早饭后还召见大臣。关于政务，对拖拉延搁的现象严惩不贷，即便是耽搁一两日也不允许。嘉庆十 三年（1808年）四月，皇孙出世，内阁考虑到嘉庆帝正为此高兴，怕送奏章影响他，但嘉庆帝知道后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斥责。
嘉庆还对 不负责任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进行了查处。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具奏，揭出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的情况。嘉庆帝闻悉，令 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驰驿往查。九月，费淳等调查结束，查明白嘉庆元年起至十一年（1796—1806年），地丁、耗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 冒支等弊，计有24个州县共侵盗银310600余两。
查清直隶官员司书串通舞弊案，使嘉庆帝十分震惊。其作案手段的恶劣，州县官吏的 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实在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决心对此案从严加重办理。最后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的多寡，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陈 大文等分别治罪。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通州粮仓吏胥舞弊，白米多有亏缺。十五年（1810年）正月嘉庆帝斥责部院衙门因循怠玩。二十三年 （1818年）十一月，嘉庆帝又下令查部院疲玩现象，十二月初九规定了部院行查时间逾限处分：嗣后逾限1120案，罚俸6个月；逾限2140案，罚俸2 年；逾限4060案，降一级留任等。二十五年（1820年）兵部失印，他下令追查，处置了犯罪人员。
嘉庆在亲政之初，雄心勃勃，锐意 进取。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对朝政多所更张，这对于遏止清王朝的衰败是必要的。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嘉庆的"咸与维新"，没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清王 朝也没有因嘉庆的"咸与维新"而重新显露生机。究其原因，首先是封建社会衰落疲败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嘉庆"维新"失败的命运；其次，嘉庆对"维新"的首 鼠两端、三心二意，则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观原因。
尽管嘉庆是个失败的"维新"者，但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在对嘉庆朝政进行总评价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同时，嘉庆初年失败了的"维新"活动，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借鉴。
整顿河防，治理漕运
河防日坏，河患愈烈，这是乾隆皇帝扔给嘉庆帝的又一大难题。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河决丰汛，冲开南运河佘家庄堤，由丰、沛北注金乡、鱼台，漾入微山、昭阳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江苏山阳、清河等多处 被淹。南河总督兰第锡拟导水入蔺家山坝，引河分达宿迁诸湖，泄水仍入河下注，于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流东趋入正河，并绘图上奏。
与此同时，嘉庆了解到山东布政使康基田经理河务有年，治河成绩尚著，便派康基田"前赴工所会勘筹办"。
嘉庆八年（1803年）九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封丘衡家楼段决口，这可以说是嘉庆期间河工的一件大事。这次决口来得十分突然，因当时"已过霜降，水落归 槽，方期各工巩固"，水势来得非常凶猛，"南岸滩咀逼溜北趋，以致堤根刷陷"，开始时过水30余丈，数日间塌宽竟至500余丈，"势如建瓴，以致掣动大 溜，甚为浩瀚"。东北由范县一直到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垣、东平、开州等地都是洪水泛滥成灾。
当嘉庆帝接得署东河总督嵇承志的飞报后，非常重视，立即采取了特急措施，委派吏部尚书刘权之、兵部右侍郎那彦成驰赴河南勘办，于一切有关溜势、抢筑、堵口、灾情以及蠲赈的奏报，均破例许以五百里奏闻。
事实证明，决口之所以能顺利合龙，与嘉庆帝亲自部署抢修关系重大。在这段时间里，嘉庆帝几乎全力以赴，监督饬令抢险救灾的相关事宜。
嘉庆帝曾自称是"宵旰系怀，无时或释"，难怪他的部署安排，考虑得如此细致具体。
在认真治理黄河的同时，嘉庆帝还对漕务之弊进行了认真的处理，这主要是围绕漕粮浮收问题展开的。
乾隆中期以后，漕政日趋腐败，勒索陋规的问题严重，漕务之弊：一是对农民的敲诈，如收粮时用大斛克扣外，又有如"淋尖""踢斛""捉猪""样盘米""贴 米""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费""廒差费"等诸多名目的勒索，"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二是漕务官员肆意贪污，勒索漕规，"每办 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因此人民所受额外剥削极为繁重。
至嘉庆初年，漕粮浮收问题更加严重，有"每石加至数斗及 倍收者，所收未至三分之一本色已足，则变而收折色。小民不肯遂交折色，则稽留以花销其食用，呈验以狼藉其颗粒，使之不得不委曲听从。虑上司之参劾也，则馈 送之；又虑地方讼棍之控告也，则分饱之"。又承办采买之弊，上司发价既克减于前，纳仓又浮收于后，美其名为出陈易新，核其实则倍出倍入。上司知其然也，领 价则多方扣之；吏胥利其然也，交价又从中侵之。当时，"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每办一漕，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共 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国课安得不亏！"因此， 漕粮浮收问题成为引起江南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月，陶澍奉旨巡视江南漕务。陶澍离京后，沿途明察 暗访。一个月后，他抵达江苏清江浦。一听说巡漕大臣来了，办理漕政的官吏大都前去拜访送礼。陶澍以旅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但将礼物全部收下了。10 天后，陶澍已掌握了漕官的清廉或贪贿状况，宣布接见所有办漕官吏。升堂后，师爷宣读了送礼官员名单和礼品礼金后，贪官们满头大汗，不敢抬头。宣读完毕后， 陶澍一拍惊堂木，针对送礼的官员说："尔等凭俸禄哪有上千银两送礼，分明是敲诈勒索、贪赃肥己。今日暂不治尔等之罪，但所送财礼全部没收，发回地方作为修 建书院经费。"然后，他对全体漕官说："各处所欠漕粮，限一月之内交割清楚，违者从严惩办。"一个月后，陶澍再次升堂议事，宣布将所有官员分为三等：凡漕 粮任务如期完成，又未送礼的，定为上等，申报朝廷，官升一级；漕粮任务完成好，但送了礼的，记过一次，定为中等，不奖不罚；对两名自认为有后台、称病不理 漕务，又有贪贿行为的官员，定为下等，革除官职，强令变卖家产，赔偿历年贪污亏欠的漕银。这样一来，漕务大有起色。据记载，陶澍巡漕"仅半载而办五百万石 之米，为前后十余年所未有"。特别是漕官不敢再贪污勒索，这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但漕粮浮收之弊最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嘉庆的出发点很好，采取的措施应该说也系统全面，之所以仍不能杜绝漕粮浮收问题，自然有其制度方面的根本缺陷，这就是漕运制度的不完善或违背价值规律所致。
加强海防，查禁鸦片
嘉庆帝在当政的20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有4艘护货兵船来到了广州，同时还给大清皇帝带来一封英王书信，信中表示英国愿意出兵帮助大清剿除起义军。嘉庆帝对英国的 这个举措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对英王文书中的出兵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 理？"同时，嘉庆还谕令粤督倭什布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
嘉庆十三年（1808 年）九月，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4只兵船停泊在香山县属鸡颈洋面。随后这些兵船的300名英国士兵，公然在澳门登陆，占领了 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舰见广州毫无准备，竟将兵船驶进澳门，停在黄埔，有一些士兵驾坐着三板船至省城外，总兵黄飞鹏一看有外国士兵乘船靠近，便向那几条 船开炮示警，轰毙英兵1名、伤3名，英军被迫陆续撤退。嘉庆帝接到澳门传来的奏报十分重视。为此，他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互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只 要不妨碍我大清国，我们并不过问。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藩都各自有一定疆界，我大清的兵船可从来没远涉外洋，到你们那屯兵驻扎。"
嘉庆十四年（1809年），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新任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
这件事过后，英国护货兵船并没有把嘉庆的警告当回事，仍不遵定制，不仅不停泊外洋，有时甚至将兵船驶至虎门。十九年（1814）二月，嘉庆帝令现任粤督 蒋攸铦：如果英船再违定制，就向他们开炮。同年，他批准了蒋攸铦提出的防备方案，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 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在加强广东方面防备的同时，对居住京师 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这些措施都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的防卫性质。
对于外敌入侵，嘉庆帝一直态度鲜明：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西洋鸦片流毒，嘉庆帝更是主张严加禁止。他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 识。嘉庆十五年（1810年），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6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严谕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 戕贼身体，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着即交刑部严审办理"，并要求各部门及粤海关严行稽查。他根据当时"嗜食者颇 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
十六年（1811年）三月，因湖北巡抚钱楷上疏力陈烟害，嘉庆 帝再次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无穷，无赖匪类沉迷癖嗜，刻不可离，至不惜以衣食之资，恣为邪癖，非特自甘鸩毒，伐性戕生，而类聚朋从，其踪迹殆不可问， 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并要求各海关严加禁遏，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嘉庆"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
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天，两广总督蒋攸铦和广东巡抚董教增联合建议制定《查禁鸦片烟条规》。
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止，在当时对抑制鸦片的泛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惜的是，大批朝臣官员们在吸食鸦片中欺上瞒下，一边禁毒一边吸毒，禁烟运动就成为"贼喊捉贼"的官场游戏。除禁烟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 度重视。嘉庆十九年（1814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 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于是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 程，严密禁止。
一意守成，国运难兴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封建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拒绝蓬勃的商业发展。
嘉庆自然也不例外。
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直隶提督薛大烈等查获民人路成章私运大批生铜，据称系购自八沟那个地方，本来打算运到京城里去卖掉的。此事居然也惊动了 日理万机的嘉庆，竟将此列为要案，亲自进行处理。他立即指示薛大烈即日赶赴八沟，尽快查明该地是否确有铜矿，是否有人违禁私挖，抑或是贩自别地。
薛大烈倒也聪明，他很快就联想到嘉庆六年平泉州四道沟曾呈请开采铜矿而未获准之事，随即查实这批私运生铜确实是从四道沟私挖之矿所得。薛大烈马上又跑到四道沟，将私采铜砂的徐振等人拿获归案。
此案从发现至审结，嘉庆一抓到底，突出地体现了一个"严"字。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称："洪果尔托洛海山产煤甚旺，民人内有情愿前往挖取者，请旨限以30人前往开采。"嘉庆则立即 批驳说："所奏非是。关外蒙古地方，向无开挖煤窑之例。洪果尔托洛海山在扎哈沁牧界以北，伊等平日虽不在彼住牧，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 不滋生事端。所奏不准行，并著申饬。"
嘉庆的关外垦荒政策，与他的禁矿政策一样消极和僵化。虽然他很重视农业，但他只许百姓在关内耕地，而禁止流民到关外垦荒。
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为了进一步严格控制内地民人出关耕垦，由盛京将军富俊负责制定了新的章程，规定关内民人出山海关至奉天所属各地，除得有 原籍发给的关照一张，填注姓名及所住处所，到关验明放行外，还应有随身护票一张备查。若出山海关至威远堡法库边门外，则应有原籍关照两张，一照山海关存 留，一照边门存留。经户部议复，准予施行。
至于章程规定，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正月开始，将各处民人户口、地亩，责成通判、巡检、地保等分别立限详报，以防续有流民前往籍户诡添情弊。户部则认为此项规定尚不严密，应勒令该将军按每一季度派员清查一次，将有无增添之处，具结报部备查。
嘉庆立即批准了户部议复的章程，同时指出："盛京地方设立边门，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听任流民纷纷出口，并不力为拦阻，殊非严密关禁之道。嗣后著照该部奏定章程，交该将军严饬守口员弁，实力巡查，并出示晓谕各处无业贫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垦，致干例禁。"
这在嘉庆一朝禁止流民出关私垦诸章程中，属内容最为详尽、措施最为严密的一个。
如果禁止开矿、禁止关外垦荒等政策只是嘉庆重农抑商或防止流民作乱的手段，那么限制货物出口和进口则是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但这种保守、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
当然，这并非嘉庆的首创，而是乾隆以来所实行的"闭关政策"的延续，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这种保守政策的牢固基础。
嘉庆嗣位后，严守乾隆所定下的一口通商的僵硬政策，丝毫没有松动的余地。即使在广州港，也并非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除了由公行实行垄断外，还有诸多的清 规戒律，一般是规定外国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间抵粤，泊黄埔换货，限于当年九十月间回航返国，即使账目未清，亦须在澳门住冬结算。所以当时的广州港，充其量也 不过是一个季节性的贸易市场而已。并且广州港的贸易对象，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主要是对欧美商人开放，至于像北方的俄国等，则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沙俄两艘商船经海道南航，先后驶抵广州港。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给粤海关及当地官员出了一道难题。当时即将卸任的粤海关监 督延丰，虽然知道"该国向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但鉴于船货已到，而且俄国商人的意图只在"省费图利"。恰好当时即将卸任的两广总督那彦成，远在潮惠一带巡 视，不在省城，而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又已到任，即将进行交接，延丰为避"意存推诿"之嫌，遂在征得广东巡抚孙玉庭的同意后，特意给予通融，在委派员弁 的弹压稽查下，准令俄商在黄埔卸货。延丰觉得自己这样处理是尽职尽责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对于以后如何处理类似事件，心中还没有多大的把握，于是上折 奏闻，恳请嘉庆给予训示。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嘉庆看到奏折后，大发雷霆，斥责延丰"专擅乖谬"，"所办粗率之至"，下令对此事严加追究。
没过几天，嘉庆急谕吴熊光："该商船如尚未卸货，即令停止纳税"，并晓该商，现奉有大清皇帝谕旨，通市贸易，本有一定地界，不可轻易旧章，着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逗留，亦不许转往别处港口通市。
嘉庆所背的"处处防夷"的思想包袱极重，以至于疑神疑鬼，把一些在普通商业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也作为对外的政治问题去处理，致使君臣之间的处理意见严重脱节。因此，过错并不在于粤省地方官员，而在于嘉庆的指导思想过于保守。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二月，嘉庆帝颁布了《御制守成论》，文中称："后世子孙，当谨循法则，诚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率由 旧章。"嘉庆帝谨守他父亲的闭关自守政策，这虽然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却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 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嘉庆因为对方没有向自己三拜九跪就把人家撵走了，还写信给英王说，不懂礼仪就不要再派使团来，他不稀罕奇巧礼物。
嘉庆帝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压制各地工矿业，清朝只能沿着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在西部边陲不断传来的张格尔叛乱的报警声中，病逝于避暑山庄，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