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李悝：变法先驱
李悝，又作李克，约生于前455年， 卒于前395年，战国时魏国人，在战国舞台上，他首倡变法，推行一系列重农政策，打破贵族的爵禄世袭制，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法 经》，成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梁启超认为，谈论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当首推李悝。
中国历史上的东周包含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对 于这两个时代的分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它涉及到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终结和封建制时代的起始问题。目前，我国史学界采用郭沫若的划分法，即从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战国时代，划分的依据是，公元前476年周敬王死，其子元王即 位，前475年是周元王元年，恰好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就从这一年开始。郭沫若划分法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但这种以周天子更替为 标准的划分法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一种社会形态的剧烈变革，因此，另一种较为有影响的划分法认为，应该把春秋、战国的分界放在公元前403年，这一年，基于 魏、赵、韩三家分晋的事实，周王承认这三家为诸侯，以此打破了西周以来诸侯国的格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采用这一年代来区分春秋与战国的。
我们注意到，李悝变法发生在魏国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前396年），虽然确切的起始年份有不同说法，但大体上也就在周王承认三家为诸侯、即公元 前403年前后。李悝变法吹响了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号角，从而导致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建立。既然春秋与战国的划分要显示出一种社会制 度的变更，又要找到一个标志点，那么，公元前403年应该是一个更趋于合理的年份。
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这句话的意思是，是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换句话说，不是进入战国后，李悝才开始变法，而是李悝用他的变法，将中国由春秋时代推进到战国时代。
为何变法首先在魏国引燃？
很可惜，对于李悝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他单独立传，李悝的事迹只能散见于《史记·魏世家》、《史记·货殖列传》、《韩诗外传》、 《韩非子·内储说》等史书篇目中，很难窥其全貌。李悝是魏国人，有说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也有说他出身于普通平民，不管其出身如何，他的登上政治舞台， 都是靠自身奋斗实现的，而不是靠世袭传承，这是他区别于李姓其他始祖的地方。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他的从政之路，他们是子夏和魏文侯。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是"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他的影响被及列国，李悝曾拜他为师。按说，李悝接受的应该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实不然。孔子强调 "克己复礼"，要恢复西周时的等级秩序；他要求君子"温文尔雅"、"坦荡荡"。而子夏则是孔子弟子中的一个异端，他认为，君子应该要知权术；作为君王，就 更应该要懂得用权之术。这种思想对李悝的影响很大，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见，法家思 想一定程度上是从儒家思想脱胎而来，但同时又带有对后者的一种反动。
魏文侯是魏国的建立者，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善于延纳各类 人才为其所用，他也曾拜子夏为师，还将子夏请到魏国来，让他在西河（今河南安阳）聚徒讲学，从学者达三百多人，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除了魏文侯和 李悝，子夏的弟子中著名的还有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这些人与乐羊、西门豹等名臣、名将一起，后来都为魏文侯所用，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李悝得到 了魏文侯的赏识，直至任命他为相，实施变法。
在当时，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奴隶主能够调动富余劳 动力在公有制的"井田"之外开垦荒地，从而使得"私田"大量增加。虽然"井田"名义上不得买卖，但诸侯贵族之间通过相互转让、相互劫掠等各种途径，又将许 多公田转化为"私田"。"井田制"的瓦解直接影响到了各诸侯国的财政收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诸侯国的军费又是只增不减，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 新的财源。就这样，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面积征税成为大势所趋。
魏国从原来的晋国分裂而来，它的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赵国， 东边是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拉锯争夺的地带。它被紧紧裹夹在晋东南一隅，是所谓的"四战之地"。这样一个小国要想求得生存，没有一种紧 迫感和危机感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和国内形势的驱使下，魏国首先酝酿起了一场大变革。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在促使他的国家获得合法诸 侯国地位的同时，启用李悝，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
李悝变法，首先从农业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财富产生的唯一根源是靠农 业，农业如果受到危害，国家就会贫穷。因此，他提"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要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在今天，提高粮食的单位 亩产，主要依靠的是科技手段，譬如农药、化肥、杂交技术等。在那时，其着眼点不可能是科技手段，而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李悝 算了一笔账，他说，100平方里之内，除了山泽、人居之外，有可耕田6万顷，即600万亩；如果种田勤劳，每亩可增产3斗，600万亩就可增产180万 石；如果懒惰，每亩会减产3斗，600万亩就会减产180万石。勤与懒之间，产量相差360万石。由此可见，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何等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积极性呢？这就要承认土地的私有制，不仅让新兴地主、也要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农民有了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什一税 外，其他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了。这是一种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尽可能发挥农民积极性以开发土地潜能的最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