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法家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1-21 属于:商鞅
  •   对于法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日:‘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 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这就是说,法家这一流派,大致是出于理狱定案之官员,既有信于赏,也不苟于 罚,用以辅助礼制,这是其长处。如果是刻薄而不知变通的人列于这一学派,那就不重视教化,也不讲仁爱,只用刑法这一手,甚至什么关系都不顾·,忍心加害于 最亲的人,什么人情,一概不讲。

      实际上,法家的主流就是社会上从事国务活动的政治家,他们行政治国,争权夺位,总结了一套经验和理 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法家学者,多数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有志于涉足官场的人。把法家的思想和理论仅仅归结于施罚行刑,显然是不全面的,法家涉及的是当时 的治国理民的理论,就其基本体系和主要内容而言,正是那时的政治学。

      法家的源起很早。春秋时期的管子、子产,都有法家的倾向和特征, 因此,他们也被视为早期的法家。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作刑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后来,邓析又在郑国修订法律,刻在竹简之上,史称 "竹刑"。公元前513年,晋国把刑书铸于鼎上。李悝通常被看作是战国法家之祖。他著有《法经》一书,强调以法治国。商鞅秦国的变法,在某些重要内容上 与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有些相似,而商鞅所定的法律。也显然受到《法经》的影响。据说,商鞅到秦国去谋出路,就是带着《法经》而行的。

      李悝撰《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法典,其内容分为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原文已经失传,"商鞅传授,改法为律",作为法家,商鞅是李悝最直接的继承者。

      不过,必须注意,战国时期的法家又有不同的侧重。

      战国的慎到强调"势"。

       慎到(约公元前395一约前315年)是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很有名气。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而势,是由法和权 构成,一有权,二有法,君主就拥有了势,这样,即使一个平凡的君主,也可以"抱法处势",统治天下,其原因,他的解释是君主"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 诎贤者"。这就是说,君主的德才不见得比众人强,但他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有权有势,足以使众多的贤才畏服。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谈到 "势"。势是什么?简而言之。居高临下,居强凌弱,都可以说是具有势利。君主高高在上,对于臣下来说,同样具有势,他的地位,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法律,使他 具有"势",只要他利用得好,并不需要在各方面样样都胜过臣下,也就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臣下。

      法家所说的势,就是一国之内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权势,高高在上,唯其独尊,使君主以下的臣民感到折服,战战兢兢,畏慎知重,这样,统治地位就巩固了,最高统治者也可以"无为而治"了。

       历代统治者都是知道"势"的重要性的。巍峨的宫殿,高置的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西汉初年,大乱之后, 一派萧条,甚至有天子都找不到纯一色的来拉车,将相只能乘车的夸大之说,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相国萧何还修建了很有气派的宫殿未央宫,刚当上皇帝刘邦 对此很生气,质问萧何,为何急急忙忙这样做,萧何的回答是:天子以四海为家,不把宫殿造得壮丽一些,就不能显示出威风来。原来,这也是为了"势"。

      所以历代专制统治者要确定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僭越,独一无二,君临天下之势,只能属于一人一家。随着专制统治的发展,属于皇帝的君权不断提高,因此,专制政治之势,也就愈益加强。这在明清两代,十分清楚。

      申不害强调"术"。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一前387年)是郑国人,曾在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在韩国实行过改革。他认为法洽,从根本上说是"术",所谓术,无非就是"因任 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就是说,君主要善于操纵臣下,用各种手段监督他们,把他们的升降甚至生死都牢牢地掌握着,这样,君主就 好当了,统治就得心应手、毫无困难了。

      申不害完全从技术观点来看君主对统治权的运用,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技术,说得再得意一点, 甚至是一种艺术。庄子讲过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一个厨师宰牛后分解牛的躯体是如何的熟练,但他以此打比方,讲的是"养生术"。申不害所说的"术", 却是统治术的熟练和老到。正因为申不害真正讲的是术,所以,与其称他为"法家",不如称他为"术家"。

      老到的统治者,无不懂得"术"的重要,又无不能把术运用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术真是一种特殊之术,说它是艺术也好,说它是技术也可,但似乎艺术、技术都没它那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因为它玩的是人。

       历史上精明的统治者,无不善用权术。用得适当,并不引起人们反感,甚至流传后世,成为佳话。弄得不好,就会被视为奸雄,遭到唾骂。曹操就是一个把权术用 得淋漓尽致的人。像什么割发代首啦,借仓官的头平息众怒啦,都是例子,但他未免做得太过分,令人憎恶。当然这也和《三国演义》的艺术表现有关。

       如果说,"势"是以权力为基础,可以看作权力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术"几乎就是阴谋的同义语。对于申不害所重点强调的术,韩非指出其缺陷是"不擅其 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阴谋玩多了,还是不行的,术,给予智者以更多机会和便利,也使政治领域的偶然性更容易胜过必然性而起作用,到了一定的时候,往 往国君也会智穷术乏,陷于困境。

      商鞅也涉及到势和术,他所理解的"势"是"名利之本",他说"术"时则喜用"数":"术者,人主之 术,而国之要也"。所以,他也持"人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的观点。但和慎到、申不害比起来,商鞅无疑更侧重于法,也就是形诸文字而公开宣布的法律。 他相信法律具有最有力的规范和督导作用。势也好,术也好,都要在法的范围内、在法的前提下操作,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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