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有名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

与日耳曼人相似，日本人从来就不缺乏进攻精神，尤其喜欢搞那套先发制人式的预防性进攻。

当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也是意识到日美谈判即将破裂，与其谈崩了大家喊“预备”然后才开始动手，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占个起手，趁对方尚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先把人家暴揍一顿，放翻了再说。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其实偷袭珍珠港的鬼子们的十八辈祖宗在13世纪就是这么干的。

文永之役结束第二年的建治元年（1275年），日本人就在开始酝酿“高丽征伐”了，他们打算好好修理一番“助纣为虐”的高丽人。

虽然九州的幕府军队经过苦战，终于在老天爷的帮助下击退了元军的初次进攻，但元军的战术之新奇、武器之先进还是让他们大为震惊。日本人心里很清楚，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东亚大陆，并将高丽收入囊中的这个帝国有着怎样雄厚的国力，损失这区区数万人根本算不得什么。这一次的进攻可能只是对方的一次试探、侦察或警告，也可能只是对方边境部队发动的一次并没有更大战略目标的寻常侵扰和劫掠，或许更为猛烈的暴风骤雨还在后面。这一次虽说是侥幸取得了胜利，但下一次还会像这次这样幸运吗？

要论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寡、战术之优劣、器械之先进，日本没有哪一方面可以与大海对面的那个强敌相提并论，唯一可以凭借的，或许只有眼前这茫茫的大海。只要能够阻止他们横渡大海，日本就是绝对安全的！

这是幕府的考虑。

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借着刚刚打了胜仗的这股气势，杀到对岸去，哪怕只是烧毁他们的造船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了不起的重大胜利。

确立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幕府制订并实施了所谓的“高丽远征计划”。

建治元年（1275年）十一月，丰前国守护代金泽实政被幕府任命为所谓“异国讨伐”的总大将，全权负责筹划渡海征讨高丽的具体事宜。这位金泽实政其实也是北条家自家人，其父为北条一门有名的智囊型人物北条实时，其母为北条政村之女，也算是个高干子弟了。他们一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金泽流北条氏，之所以叫这个名，情况和前文提到过的那个名越流北条氏差不多，也是搬家到某个乡某个村以后为了方便与其他远房亲戚区别就干脆把姓改成某乡名、某村名了。两年之前，幕府要求在西国担任职务和领有庄园土地的御家人武士都到九州去，于是时年二十四岁的金泽实政就顶替他哥哥金泽显时从武藏国的老家跑到了大老远的九州。

次月，安芸国守护武田信时也接到了幕府的命令，要他统领中国地区的御家人武士参与“异国讨伐”。

幕府对九州地区和中国地区各国的御家人武士发布了动员令，并要求他们务必于第二年三月份之前完成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届时，全军到博多港附近进行集结，候风出击。同时，也积极鼓励九州各国的非御家人武士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对于公家领地和寺庙神社领地上的武士也敞开了大门。渡海作战的船只主要从九州沿海征调，水手也主要从九州沿海招募，如果军队数量过多，船只和水手不够，再考虑从中国地区的山阴道、山阳道和四国方面的南海道增调补充。

不过，由于在博多湾沿岸大规模地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又要承担讨伐高丽的军役，显然吃回肉都得逢年过节的日本武士难以承受，所以幕府和镇西府当局不得不出个选择题让大家来做——要么参加针对高丽的渡海远征，要么负担起在博多湾附近建造“长城”的经费和劳役。至于当时的答题情况嘛，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毫不犹豫地跑去修“长城”，于是，所谓第一次“高丽征伐”也就不了了之。

元军第二次东征日本，即所谓“弘安之役”之后，在一部分觉得还没打过瘾的武士中，远征高丽的呼声再一次高涨。为此，九州日军的两名指挥官少弍经资和大友赖泰也持支持态度，甚至对九州北部各国的御家人发布了动员令，同时，还向遥远的山城国、大和国等地武士发出了邀请信，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出兵。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日本武士有多么忠君爱国，也不要以为他们对高丽人有多么不共戴天，其实叫嚣着远征高丽的原因万变不离其宗，无外乎还是为了军功和恩赏。要知道，在北九州各地与元军死磕那么长时间，打来打去最后发现还是在自己地盘上打，死了那么多人，最后打赢了，敌军溜走了，可自己一寸土地的好处都没捞到，真是伤不起啊！

当然，第二次“高丽征讨”也没搞出什么动静来，因为很快幕府内部就出问题了。

虽然动刀动枪叫嚣着要讨伐高丽的事情没闹腾多久就偃旗息鼓了，可从现有能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日本方面对元朝和高丽的情报刺探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元朝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

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福建宣慰司抓获了一名日本奸细，忽必烈亲自批示，要地方政府好生看押。经过审问，才知道日本九州当局雇佣了很多人冒充海商和水手，专门到元朝沿海地区刺探军情。为此，元朝政府有一段时间甚至封锁了海岸，禁止日本船只靠近。

同月，还有忽必烈赏赐给新附军贾祐衣服粮食的记载。这个贾祐自称是日本焦元帅的女婿，日本方面听说中国江南又在造船，特别派他们前来刺探元军动静，因见元军兵马强壮，所以仰慕归降云云。这个所谓的“焦元帅”是什么人我实在没有办法考证，贾祐等人的情况是否真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我也不清楚，我甚至怀疑这个贾祐其实就是一名普通海寇，他这套说法或许全是为了在元朝政府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故意编的一套瞎话。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奸细在中国沿海一带活动之频繁。

谈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东征元军对情报工作的忽视。除了出使日本的使臣如赵良弼等人关注过日本的情况之外，并未发现元朝一方派出情报人员前往日本刺探军情的记录，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都大张旗鼓地修好一条“长城”了，而元朝的东征大军还浑然不知，没有丝毫相应的准备了。曾经见到过有人在网上的论坛里慨叹，为什么东征元军事先不研究日本九州的气象情况和地理状况？为什么不绘制尽可能精确的九州战区地图？为什么不派出细作考察九州南部的萨摩、大隅等地是否还有适合大军上岸的理想登陆场所？事实上元军连那些粗线条的情报工作都舍不得做，更别提上述这些了。

还有一点是让人没想到的，镰仓幕府的高丽讨伐令正是后来倭寇活动大规模兴起的滥觞。以对马岛和九州北部沿海地区为据点的日本海贼对朝鲜半岛沿岸的侵扰和掠夺是老早以前就有的，但那毕竟还是有个回数的。要不是天公不作美，逼得大家实在吃不上饭了，谁也不会冒着被人撵屁股打的危险漂洋过海出国去打劫。可镰仓幕府一下了这道“高丽讨伐”的命令，无异于给这些亡命徒发了一个可以合法地到高丽去杀人越货的营业执照，不但能到高丽的地盘上去好好抢掠一番，回来以后，幕府这边还有一份奖赏。既有犯罪的快感，又有当英雄的刺激，于是，丰年种田打鱼、荒年打家劫舍的兼职海贼们变成了专干杀人放火勾当的专业海盗，甚至许多过去对这类鸡鸣狗盗行径嗤之以鼻的自诩门第高贵的武士也纷纷在所谓“大义名分”的激励之下投身于这“有前途的事业，有‘钱途’的生意”，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倭寇。

从此，高丽漫长的海岸线就变成了日本人的游乐场，有这些精力无比充沛的人在，高丽人基本上别想睡上安稳觉了。

其后不久，日本一分为二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朝与北朝在九州岛上成天打来打去，自娱自乐，不亦乐乎，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怎么爱种庄稼。肚皮打饿了没吃的怎么办？不管是南朝方的征西府，还是北朝方的九州探提，他们所想到的都是跑到朝鲜半岛去打劫。

看看高丽人所作的记录，或许更能切身地感受到那种不胜其烦的无奈：

春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济等处。

夏四月，倭贼百余艘寇顺天府，掠南原、求礼、灵光、长兴府漕船。

五月，倭贼六十六艘，寇顺天府。

六月，倭贼二十艘，寇合浦，焚其营；又寇固城、桧原、长兴府。

秋八月，倭船一百三十艘，来寇紫燕、三木二岛，焚其民舍殆尽；又焚南阳府双阜县。

十一月，倭寇南海县。

这段文字摘自后来李氏朝鲜抗倭名臣李廷馣所著的《倭变录》，记录的是忠定王二年（1350）倭寇的活动情况。这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在这个普通的年份里，日本人基本上月月组团前来光顾朝鲜，抢得可谓非常欢乐。

再后来，天皇彻底失去了权威，幕府将军也沦为了傀儡，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那是一个吃饱了饭没事干要打仗，没饭吃了肚子饿了也要打仗的时代，为了抢夺土地，日本各地的武士领主们展开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战争。于是乎，无数被当做小鱼、虾米吃掉的武士失去了主君，失去了土地，下了岗，沦为了浪人。浪人武士也是人，也要吃饭，可他们除了会砍人之外，别的啥也不会干，也不屑于干，就这样，大量涌现的浪人武士与已经在朝鲜沿海抢了一百多年的海贼一拍即合，组着团出海打劫了，这一抢就从朝鲜沿海抢到了中国沿海，抢出了国际影响，抢出了历经元、明两代经久不息的三百年倭寇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