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1267年底，高丽派元宗的弟弟王淐为贺正使派往大都，把派潘阜去日本交涉的消息奏报给忽必烈，期望邀功请赏。没想到却招来忽必烈的一顿斥责，狠狠数落高丽严重缺乏诚意，高丽宣布臣服元朝那么久了，都城依然没有从江华岛上撤出；不让元朝的达鲁花赤坚持当地贵族的统治；平时与日本交情深厚，协助元使出使时，你们竟然否认同日本的通好。

这里，不得不佩服忽必烈的记性好，把元朝与高丽建交来的陈年旧事都给抖搂出来，再配上绝佳的口才，把跪在地上的王淐吓得冷汗涔涔，几欲失禁。

王淐于1268年二月返回江华岛，元朝使团三月就接踵而至。元朝北京路总管于也孙脱和礼部郎中孟贾带来了忽必烈致高丽国王王倎的诏谕，其重点还是把上次骂王淐的事又复述了一遍，并召唤高丽国文武两班的首臣金俊和李藏用去大都朝觐，既然从王倎和王淐兄弟两人嘴里掏不出实话，不如直接找来大臣探探实底。

金俊因之前高丽与元朝交锋时率武士奋力抵抗过，怕忽必烈找他算旧账，没敢前往。李藏用同元朝使臣于也孙脱一起抵达大都。接下来，忽必烈和李藏用围绕高丽履行出军助战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太极拳式的对话。

忽必烈对李藏用说：“朕命尔国出师助战，尔国不以军数分明奏闻，乃以模糊之言来奏。王綧曾奏：‘我国有四万军，又有杂色一万。’故朕昨日敕尔等云：‘王所不可无军，其留一万以卫王国，以四万来助战。’”

见忽必烈摆事实讲道理，李藏用在心里把王綧的先人默默问候了数十遍，才倍感无辜地辩解道：“我国无五万军，綧之言非实也，苟不信试遣使与告者偕往点其军额，若实有四万陪臣受罪，不则反坐诬告者。”

忽必烈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李藏用过多纠缠，极不耐烦地说道：“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正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李藏用虽极力陈情高丽国内兵穷财尽，恐不能符合规定期日，还是勉强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助师之命则虽是残民随所有而检俻，其办舟舰、输粮饷之事，则惟力是任，亦期将供。”

从忽必烈与李藏用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惟力是任”，也就是量力而行，与其说是答复，不如说是敷衍。

八月，高丽国王王倎派遣使臣崔东秀向忽必烈上奏，说高丽国内丁壮骁勇者少，只征到一万军人。造舟舰之事，已经命沿海官吏监督营造。十月，忽必烈派脱朵儿、王国昌、刘杰等人去高丽督促征兵造船情况。此外，脱朵儿等人还简单视察了通往日本的全罗南道的黑山岛，命令耽罗建造战船百艘待用。

就在高丽国内忙着伐木拆房，建造战船，拉夫抓丁，扩充兵力之际，潘阜一行终于从日本回来了，依然是一无所获。既然送佛就送到西天吧，潘阜既然陪元使出使日本，不妨再去元廷报告此次出使情况。

宽宏大量的忽必烈倒是没难为潘阜，使团一而再再而三地无功而返，使忽必烈对高丽已完全丧失了信心。使团向忽必烈透露了日本人的态度。忽必烈难以置信，他不相信一个蕞尔小国会有如此胆量，居然敢不理睬自己。他断定朝鲜使者根本就没有去日本，于是，又把黑的踢到朝鲜，并命黑的、殷弘势必亲自抵达日本，不得无功而返，必须带着日本的“态度”回来，否则就跳海自杀吧。

忽必烈在诏书中对高丽提出严厉的批评：“向委卿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信？今复遣黑的、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

1268年九月，忽必烈因潘阜能抵达岛国日本，再次派遣黑的、殷弘复为使，持着国书赴日本，期于必达。王倎见忽必烈大怒，忙遣高丽重臣申思佺和潘阜全程陪同。1269年三月，一行十余人抵达对马岛，找到当地官府，质对日本，日方拒而不纳。对方一听说是元朝人和高丽人，立即招呼出来一大帮岛上居民用棍棒欢迎，差点拔刀相向了，使团没有达成向日本索取返牒的目的。

无奈之下，在一个夜晚，黑的、殷弘不惜用生命做代价，活捉两个日本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

忽必烈对这次出使极为满意，不但踏上日本地盘，还活捉回来两个日本对马岛岛民。尽管他们两人连正经名字都没有，也不会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这并不妨碍忽必烈心情大悦。他慰问使者，并褒扬他们“使尔等往日本，尔等不以险阻为辞。入不测之地，生还复命，忠节可嘉，厚赐匹帛，以至从卒”。

那两个日本对马岛岛民不懂中文，更不懂蒙古语，黑的懂日文，所以在充当翻译的过程中，极力把两个日本岛民说成是前来朝贡的日本使节。尽管那两个日本岛民怎么看都不像是日本使节，但忽必烈还是相信了。他竟然对塔二郎、弥二郎礼遇有加，道：“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

随后，为向他们展示大元帝国国威，命人带塔二郎、弥二郎游览宫殿，日俘高兴地感叹道：“这正是我们听说的天堂佛刹。”忽必烈闻言更加高兴，又让两人遍观燕京万寿山玉殿与诸城阙。

这两个对马岛岛民受宠若惊了小半年，直到六月，忽必烈派于娄大把他们送回去，并命高丽派金有成护送，并让中书省对此事致信日本。中书省牒节按例被送往镰仓，幕府照例仍由朝廷率先处理，召集公卿们连夜评议后，意见达成一致，认为此书信并非国书，可以用太政官的名义给予回复。于是，由五辻长成起草，世尊寺定朝誊写。全文如下：

日本国太政官牒蒙古国中书省。附高丽国使人牒送。牒。得太宰府去年九月二十四日牒状，去十七日申时，异国船一艘，来著对马岛伊奈浦。依例令存问来由之处，高丽国使人参来也。仍相副彼国并蒙古国牒，言上如件者，就解状案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尺素无胫初来，寸丹非面仅察。原汉唐以降之踪，观使介往还之道，缅依内外典籍之通义，虽成风俗融化之好礼，外交中绝。骊迁翰转，粤传乡信，忽请邻睦，当斯节次，不得根究。然而呈上之命，缘底不容。音问纵云雾万里之西巡，心夐忘胡越一体之前言。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尤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开民庶杀伤之源户。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灵。得一无二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修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乞也思量。左大臣宣。奉敕。彼到著之使，定留于对马岛。此丹青之信，宜传自高丽国者。今以牒状，牒到准状，故牒。文永七年正月日。

这张未有损于其“国体”之处的牒状，由于镰仓幕府态度的蛮横强硬，未能交到蒙古人手中。甚至，太宰府方面为感谢元朝送还弥二郎等人，以“日本太宰府守护所”的名义发给“高丽国庆尚南道安东道按察使”的感谢信也未发出。留给忽必烈的坏印象是，日方依然不予理睬。

1271年初，忽必烈见日本累次拒使，“以忻都、史枢为凤州等处经略使，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以旧领民二千屯田。阿剌帖木儿为副经略司，总辖之”，“ 是时东征日本，欲积粮饷，为进取之计”，同时遣女真人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期于必达。

赵良弼为忽必烈藩邸旧臣，聪敏智谋，敢于劝谏，深受赏识，常纳其谏。曾随忽必烈南征，赵良弼指挥战斗，五战五捷；禁止士卒焚百姓房屋、杀害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总领秦、川蒙古各军期间，深得秦、蜀两地民心。

此次，赵良弼见数名赴日使臣不得要领而还，遂主动请缨出使日本国。忽必烈开始念他年老，不准。赵良弼再三请求：“陛下，元廷曾多次派使者出使日本，都无功而返。臣想，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与中国通好，怎会对本朝如此态度？一定是嫌使者的身份低了。臣虽年迈，还想在有生之年报答陛下厚恩。如能派臣当赴日使节，哪怕死在远方，只要有翰林为臣写段碑文，臣死而无憾。”

见赵良弼出使日本心切，忽必烈才授予他国信使赴日，或许担心他的人身安危，封他做秘书监，命三千人士卒随行。赵良弼坚辞不要，只带了二十四位书状官随行。

忽必烈在带给日本方面的书信里，显得十分焦躁，警告日本国王：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1271年秋，赵良弼一行乘舟途经高丽出海，航行了半个月，抵达日本的今津岛（又名绝景岛）。日本人望见元朝使船，包围了他们，欲举刃来攻。见势不妙，赵良弼连忙舍舟登陆，用日本话向他们阐明来意，才稳住这群骚动的岛人。赵良弼遂被今津岛守官引入太宰府西面的西守护，然后列兵围赵，灭烛大噪，兵刃交举，赵良弼泰然自若，不为所动。

其实，赵良弼并不是第一次直面生死。早年，他还是陕西参议，蜀人费寅，因私人恩怨而告廉希宪、商挺在京兆有图谋不轨的九条罪状，并说赵良弼可以做证。忽必烈召问赵良弼，他一听这事，泪眼婆娑地说：“二臣忠良，保无是心，愿剖臣心以明之。”忽必烈没杀他，怀疑并未因此消除。王文统案发后，更加怀疑廉希宪、商挺二人心怀异志。置身于风口浪尖上的赵良弼仍力言辩白，正在气头上的忽必烈“欲断其舌”。良弼誓死也不乱说，忽必烈的疑心才消弭。

翌日清晨，日本太宰府官员陈兵四山，召见了赵良弼。当时，日本由藩臣北条时宗执政，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外国使者都不予理睬。赵良弼能受到接待，运气已经不错了。见面伊始，赵良弼慷慨陈词，历数不恭之礼，仍喻以礼意。又胁迫索取国书，转呈日本天皇，谁知赵良弼摆起中原大国的架势，声称：“见到国王时方递交国书。”与十一年前，出使南宋的郝经所持的态度不谋而合。

守护所少弍资能说道：“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

赵良弼反问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显然，赵良弼是有备而来。

赵良弼被滞留太宰府西守护期间，为先呈国书还是先见国王这一条件，双方僵持不下。日本方面多次索要国书，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官员声称大将军以兵十万来求书，赵良弼说：“不见汝国王，宁持我首去，书不可得也。”但赵良弼始终无法东行面见日本国王，最后勉强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赵良弼把国书的副本交给了太宰府官员，太宰府官员先交给了镰仓幕府，随后转达到天皇手中。

这次国书与前次大致相同，尽管日本政府想回复，但幕府借口国书词语不逊，仍旧置之不理，只派遣弥四郎等十二名日本使者（《元史》载为二十六人）随赵良弼遣派使团的书状官张铎回到中都（同月改名为大都）觐见忽必烈，冒称日本使者交差。赵良弼则被少弍资能送到国境线上的对马岛安顿下来，等候消息。

在为张铎一行接风洗尘的欢迎宴上，张铎按照赵良弼的授意向忽必烈解释道：“赵良弼遣臣来言，去岁九月与日本国人弥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护所。守者云：‘曩为高丽所绐，屡言上国来伐，岂知皇帝好生恶杀，先遣行人下示玺书。然王高潮去此尚远，原先遣人从使者回。’故良弼遣臣偕弥四郎等至京师。”

但是，在对日本国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忽必烈暗自揣测，日本为弹丸之国，国都距离太宰府再远能有多远？更何况，这些人居然连国书都拿不出来。另外，忽必烈见赵良弼没有返还，心中起疑。后来听副使说赵良弼甚至连日本国王的面都没见，心生不快。他认为，赵良弼一行是代表元朝出使日本的，日方怠慢了使者等于怠慢了他。为慎重起见，他又征求姚枢、许衡等智囊建议：“此次日使前来，恐怕是受主子的差遣，来打探虚实。卿等意下如何？”结果，姚枢、许衡意见一致地认为：“诚如帝算。此辈探听我方强弱，不宜听其入见。”忽必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最终没有接见日方使者。

一月后，忽必烈命中书省把日方使者送还日本。就这样，镰仓幕府派来的使者团，与元朝派往日本的使者一样，均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在日本逗留一年后，赵良弼在没有得到日方正面答复的情况下，只好返回元朝。在向忽必烈禀报时，赵良弼对日本之行吹嘘得神乎其神。说日本派了许多武士手持锐器包围了他，强迫他拿出国书，他仍然不肯。

日本镰仓幕府野蛮到近乎鄙视元朝的态度让忽必烈意识到，武力是迫使日本开口说话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临行前，忽必烈曾三次向赵良弼征询对日本用兵的意见，赵良弼本来是为了邀功，一看要惹出祸端，连忙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忽必烈愤然说：“日本过于放肆，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敢对朕这样。”

除了赵良弼，忽必烈身边的智囊，特别是汉臣幕僚，对忽必烈远征海外之举，曾提出异议。

其中，深受忽必烈器重的老臣王磐，对忽必烈征日之举大极力劝阻，说：“日本岛夷小国，海道险远，胜则不武，不胜则损威，不伐为便。”

然而，急于耀兵海外的忽必烈，对赵良弼和王磐的力谏置之不理，仍一意孤行。屡次遣使诏谕都无功而返，甚至连回牒都不给一封，忽必烈确信无法通过传檄而定诏谕日本。恼羞成怒的忽必烈，决计诉诸武力来迫使其就范。1273年六月，忽必烈又派赵良弼出使日本，抵达太宰府后，仍然空手而归，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冲突便爆发了。接下来，忽必烈倾高丽国之力，连续发动两次侵日战争。

随后，忽必烈决计挥师征日，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商议征日事宜。1274年初，命高丽征发军士、水手两万五千人，造大小战舰三百艘，其中千石舟三百艘，拔都鲁（蒙语：勇士）轻疾舟三百艘，汲水船三百艘，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值得庆幸的是，同年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忽必烈立即下达征日命令，于是，一支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计划用七个月的时间征服日本。

这支联军的主力是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又设立东征元帅府，以忻都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及刘复亨为右、左副元帅。